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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林“荔枝狗肉节”是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网络热点事件，2015年狗肉节的低调开幕与舆论的消退与转向是否会再度引发争议我们不得而知，文章努力跳出争论本身，从传媒在玉林狗肉节报道中体现出的新闻素养这一视角出发，依据相关传播理论来回顾该事件。
关键词 玉林狗肉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素养；新闻偏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3-0002-03
尊重事实是媒体公信力之基石和生存之根本，诱导式采访、人工导演新闻、主题先行和感性用事，都可能导致新闻偏见的形成，影响新闻价值，进而破坏传媒公信力。
2015年6月22日，广西玉林市，饱受争议的“荔枝狗肉节”低调拉开帷幕。近几年的狗肉节吸引了很多人，包括游客、媒体、动物保护组织等，在2016年为了以防不测，玉林街头出现了很多武装车辆及人员持枪进行巡逻。从2013年起，对于这个节日的质疑就已经开始，舆论也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不仅赵薇、陈坤等公众人物公开发声抵制该狗肉节，各个动物保护组织也在玉林街头不断抗议：买回即将被屠宰的猫狗，请僧人在街头替猫狗超度等。以上这些事件细节均出自媒体报道，其中不乏以偏概全和过分渲染的成分，随即掀起了两大舆论阵营“狗粉”和“狗肉粉”的激烈争执。2016年，我们发现关于玉林狗肉节的媒体报道的侧重点和舆论导向悄然发生了转变。从2014年的《玉林狗肉节万只狗在劫难逃 舌尖上的美味还是陋习？》《广西玉林“狗肉节”引争议 市民：你不吃别影响我吃》《玉林“狗肉节”：美食or罪恶？》到2015年以《教授调研玉林狗肉节：盗贩杀狗产业的冰山一角》（搜狐网）、《从玉林狗肉节想到的宠物网站发展新方向：找宠物》（新民网）、《玉林狗肉节“温和”登场 狗肉餐馆一座难求》（网易）、《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新华网）、《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 爱狗人士望感化当地人》（新浪网）标题为代表的温和报道，这一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成熟与负责态度的建立。
1 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
在新媒体传播时代，传播由原先的媒体主导受众渐变为受众主导媒体，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原先的受众也渐渐拥有了把关人的角色，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有越来越多自由的声音，但这种集体意识很容易转化为集体无意识，传统媒体和官方的失语又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各种“偏见”，当这种大多数的偏见大于小部分的质疑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就会产生，随即演变为网络暴力和舆论绑架，这种“群极化现象”就像庞勒笔下的各个“无名氏”之间一场无声的战斗。
在报道争议性事件时，作为传播媒体首先要严肃慎重。在2014年关于玉林狗肉节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媒体明显的新闻偏见，他们习惯性地将“惨无人道”“血腥暴力”“丧尽天良”“道德沦丧”等一类的词语结合在报道之中，造成了很多新闻误伤。除此以外，很多环保人士深谙媒体报道的心理，为了博得出镜率，不惜反复摆拍，邀请媒体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我们看到的虐狗新闻和有关的血腥照片的概率远大于看到当地人自己的话语表达。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曾言：“一切新闻都有偏见，因为一切新闻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新闻偏见阻止我们接近真相”。“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互理解，在报道过程中，有些媒体依靠自己的判断形成偏见，做出道德审判，这样一边倒式的报道不利于大众客观地了解和事情的解决，反而会造成社会日渐被舆论割裂，矛盾加深。
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碎片化的信息使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变得复杂，加上一些网站的话题选择和大V的转发评论，议题也会不断获得加持或改变。2013年有一条假新闻“老外扶摔倒大妈被讹诈”在互联网进行了大规模地转发及传播，言论主要围绕“老人讹人”“老人变坏”等。但当新京报等传统媒体调查证实是外国人先撞倒并辱骂倒地的大妈有错在先时，舆论又发生了迅速的转向，指责批评“老外素质低”。因此不难发现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喜欢“包装”新闻。互联网放大了矛盾和冲突，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心态寻找共识。在报道中，媒体不能做预设的道德判断，否则只会越俎代庖，阻碍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媒体在社会中有“放大镜”的功能，可以放大社会舆论关注的视点，确立有关的新闻框架，而传媒的选择过程便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洞穴说”——人们通过媒体折射接受“二次新闻”，生活于拟态环境中。现在的新闻已成为由网络引爆到舆论场争夺制高点，再到在现实中的冲突和趋于平和的模式。对于周边村庄举办素食节、当地居民为环保人士送冰棍等正面话题的报道，不仅在舆论上平和了新闻报道的戾气，而且真正实现了对于一件事情全面报道的真实性新闻价值。如李普曼所言，我们习惯于按照既定的文化方向和思维习惯去思考，一眼就可以认出这种文化，媒体的新闻偏见带来的不是舆论赢家，而是新闻投机者的胜利。
2 意见领袖的全局观
当我们在新浪微博输入#抵制玉林狗肉节#、#621带我走#等话题后不难发现在2015年玉林狗肉节进行的过程中，仍有不少明星发声呼吁保护动物。认证为CoCo李玟的艺人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尊重生命！让自己活得心安一点！！你可以不爱它，但请你别伤害它！”转发达到4 215次，评论3 025条，可见受众在面对类似报道时难免会对处于社会认知中的弱势产生同情之心，这种心理的共鸣会在一些意见领袖的渲染下得以放大，形成公共话题的倾向性舆论场。这一点类似于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序言中所提到的对哲学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以及陈寅恪提出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公众人物，同样有发声的权利，不过因为公众人物的每次发言都可能起到引爆舆论的作用，所以更加要注意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在2014年，一篇名为《十条措施制裁玉林》的网贴引起巨大的争议。内容包括：拒绝为玉林人提供任何援助，哪怕是他们遭受地震、洪灾、泥石流，都不要帮助他们；对任何不利玉林发展和有损玉林形象的事都要广而告之，让所有人都知道玉林是一个罪恶的地方等。这条网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不少知名论坛网站纷纷转载，在不少人支持点赞的同时也引来了质疑。媒体关注新闻热点是职业本能，但不能打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幌子吸引公众的注意，怀有偏见地报道新闻，对新闻内容断章取义，便是一种职业道德的缺失。丹尼斯·麦奎尔指出：“大众传播具有在广泛大众中凝聚零散个体的能力，或是透过一套共同价值观念与信息，促进认同的形成”。这篇网贴充满了讨伐的意味，很容易带来错误的对峙，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炒作、激化问题，应坚决抵制迎合受众心理的煽情性言语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 上面的言论来自网络，不能确定其信息源，所以责任无法追究，而另一条由微博认证为“绿政公署”的公益组织发出的名为《玉林狗贩虐狗逼爱狗者不买就夹死》的博文影响同样恶劣。博文中描述了狗贩如何以狗的性命威胁爱狗人士，并现场虐狗，将挣得钞票大肆挥舞。此外，这条博文还有配图，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引起大批网民的愤怒，纷纷转发指责。新浪、搜狐、腾讯等大型网站均在网页显眼处进行了推送，引起互联网的强势围观，后有不少人质疑这条新闻内容是爱狗人士摆拍所为。在传播过程中，很多本无新闻价值的意见领袖的言论都会在新闻媒体的催化下迅速发酵为新闻热点，迅速引起关注，正如同李普曼所说的：“将某些细小的迹象进行激发，从而人们通过对比，唤起相关的记忆”。这一现象在受众的思想中很容易被放大，将同样的情况放到其他狗贩身上，认为这是普遍性现象。意见领袖的意见不仅会影响受众心理的客观认知，甚至可能导致大众对于部分人群的歧视行为或偏见。
2014年的“内地小孩香港街头便溺事件”中，最初舆论的讨论焦点还在大陆游客的文明问题上，但后来评论逐渐转到指责香港民众的歧视心理。作为著名记者、主持人的闾丘露薇在其认证微博上发表的言论更是激起了内地网民的愤慨：“这条视频只是事件后半部分。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有不少看过完整视频的网民不由对其片面的描述产生质疑，截至2014年4月22日上午10时30分，该微博已有近35 000条评论。舆论指责闾丘露薇以偏概全，忽略了大陆父母带小孩去找厕所无果后才不得已让孩子在街头便溺已经做出清理的细节，且对于港人的拉扯以及拍摄孩子私处的行为只字未提。更有网友认为其配图为清晰图片，不顾保护未成年人，易误导舆论，要求其出面道歉。然而关于这场文明的争辩，演员陈道明的观点却迎来了大家的纷纷点赞，他说：“文明的意义除了不当街便溺，还有善意与宽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根本”。由此可见，公众人物的公开发言产生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任何一家媒体，他们的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很容易独立于主流意识之外，成为意见领袖，由于他们本身具有影响力，如果言辞不当，易造成病毒式的扩散，后果难以估计。因此，公众人物发言时一定不能煽风点火，应积极引导大众。
郭庆光老师在著作《传播学教程》中曾提到：“媒介不能影响受众如何思考，但是在影响人们想什么方面非常成功”[1]。在中心议题的发展过程中意见领袖往往会成为舆论风暴，左右事件的报道走向，这时不太恰当的言论除了带来争议之外，还会增强舆论的对峙，造成党同伐异的舆论分裂和舆论重压，阻碍真相浮出水面。因此，对于每一个可能成为意见领袖的发言者来说全局观十分重要。
3 受众的理性思维
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大众渐渐拥有了“第二生活圈”，网络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关道德问题的舆论通常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隐藏的从众压力，由于网络是匿名存在的，很多受到情绪感染的大众都会通过传媒来表达感受、释放内心情绪，进而“民间舆论场”会自发地在社会中形成，道德的优越感会影响更多接触这件事件的人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在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引导下形成一种舆论孤立，这些都是造成传媒偏见中沉默螺旋的必要条件。2016年关于玉林狗肉节的报道新闻倾向性明显降低，发声的也不只是爱狗人士。在《法制晚报》名为《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的一篇报道中，既有“玉林第一家脆皮狗”店店主陈师傅介绍店名更改以及政府整顿的经过，也有动物保护组织行动亚洲的观察员张媛媛表达玉林变化的欣慰之情，还包括城管小刘、狗贩等声音[2]。这是一则平衡的报道，不再渲染，没有倾向性与新闻偏见，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善意、理解、尊重和宽容，有助于受众形成新闻理性，而不是一味冲动发言。
诺依曼认为在沉默的螺旋中有一部分无视孤立威胁的“中坚分子”存在。在2014年事件的发展后期，随着对于一些爱狗人士的不当行为进行报道和玉林当地群众的发声，“中坚分子”的大声疾呼使舆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广泛的受众之间是存在“知识鸿沟”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对同一件事产生相同的理解和认识，在这次关于玉林狗肉节的讨论中，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不同社会角色的观点并存使得舆情更加复杂，而《人民日报》在题为《狗具备伴侣和食材的二象性》的文章中，立观点帮助缩小这种鸿沟，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美国传播学者吉尔默在著作《主动媒介》中向我们阐释了“消费媒体的五条原则”，分别是保持怀疑、主动判断、开拓思维、不断追问、学习媒体技能，这是作为传播受众应该掌握的媒介素养。很多网民认为只要自己“嗓门”够大就一定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对他人嗤之以鼻，这种媒介观是不健全的。
“垃圾探测仪”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评论家、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在他的《网络素养》一书中提到的概念，即“我们必须学会有效使用社交网络，剔除垃圾信息和无效信息，培养甄别有效信息的能力，不被偏见新闻左右。”[3]面对有可能产生的新闻偏见，首先，受众应增强媒介意识，加强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对于各种舆论的识别和读解能力；其次，受众应加强对碎片信息的整合能力，不能以偏概全地去理解新闻；最后，受众要减少对于互联网的过度依赖，避免不断的“被动的知识
积累”。
在当代中国，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增强，社会民众公共精神也在迅速崛起，但是我国的公共讨论机制还未健全，很多舆论事件正如《人民日报》在其官微所说：“再高尚的动机，也不是谩骂攻击的借口；再先进的理念，也要懂得理解与宽容。学会表达、学会协商，避免将文化冲突变为社会冲突，才是真的文明”。新闻媒体应充分发挥社会环境的监视功能，在关于争议性话题的各种观点的交锋中力求客观中立，不能因为在全媒体时代不同样态媒介之间话语权的争夺就影响在真实报道中的新闻框架构建。只有媒体坚持这样的均衡原则，受众才有机会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每一场社会性的“无名氏”拉锯战中，真理才可能获胜。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邹艳，吴海浪.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N].法制晚报，2015-06-22.
[3]霍华德·莱茵戈德.网络素养[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关键词 玉林狗肉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素养；新闻偏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3-0002-03
尊重事实是媒体公信力之基石和生存之根本，诱导式采访、人工导演新闻、主题先行和感性用事，都可能导致新闻偏见的形成，影响新闻价值，进而破坏传媒公信力。
2015年6月22日，广西玉林市，饱受争议的“荔枝狗肉节”低调拉开帷幕。近几年的狗肉节吸引了很多人，包括游客、媒体、动物保护组织等，在2016年为了以防不测，玉林街头出现了很多武装车辆及人员持枪进行巡逻。从2013年起，对于这个节日的质疑就已经开始，舆论也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不仅赵薇、陈坤等公众人物公开发声抵制该狗肉节，各个动物保护组织也在玉林街头不断抗议：买回即将被屠宰的猫狗，请僧人在街头替猫狗超度等。以上这些事件细节均出自媒体报道，其中不乏以偏概全和过分渲染的成分，随即掀起了两大舆论阵营“狗粉”和“狗肉粉”的激烈争执。2016年，我们发现关于玉林狗肉节的媒体报道的侧重点和舆论导向悄然发生了转变。从2014年的《玉林狗肉节万只狗在劫难逃 舌尖上的美味还是陋习？》《广西玉林“狗肉节”引争议 市民：你不吃别影响我吃》《玉林“狗肉节”：美食or罪恶？》到2015年以《教授调研玉林狗肉节：盗贩杀狗产业的冰山一角》（搜狐网）、《从玉林狗肉节想到的宠物网站发展新方向：找宠物》（新民网）、《玉林狗肉节“温和”登场 狗肉餐馆一座难求》（网易）、《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新华网）、《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 爱狗人士望感化当地人》（新浪网）标题为代表的温和报道，这一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成熟与负责态度的建立。
1 媒体与新闻专业主义
在新媒体传播时代，传播由原先的媒体主导受众渐变为受众主导媒体，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原先的受众也渐渐拥有了把关人的角色，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有越来越多自由的声音，但这种集体意识很容易转化为集体无意识，传统媒体和官方的失语又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各种“偏见”，当这种大多数的偏见大于小部分的质疑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就会产生，随即演变为网络暴力和舆论绑架，这种“群极化现象”就像庞勒笔下的各个“无名氏”之间一场无声的战斗。
在报道争议性事件时，作为传播媒体首先要严肃慎重。在2014年关于玉林狗肉节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媒体明显的新闻偏见，他们习惯性地将“惨无人道”“血腥暴力”“丧尽天良”“道德沦丧”等一类的词语结合在报道之中，造成了很多新闻误伤。除此以外，很多环保人士深谙媒体报道的心理，为了博得出镜率，不惜反复摆拍，邀请媒体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我们看到的虐狗新闻和有关的血腥照片的概率远大于看到当地人自己的话语表达。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曾言：“一切新闻都有偏见，因为一切新闻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新闻偏见阻止我们接近真相”。“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互理解，在报道过程中，有些媒体依靠自己的判断形成偏见，做出道德审判，这样一边倒式的报道不利于大众客观地了解和事情的解决，反而会造成社会日渐被舆论割裂，矛盾加深。
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碎片化的信息使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变得复杂，加上一些网站的话题选择和大V的转发评论，议题也会不断获得加持或改变。2013年有一条假新闻“老外扶摔倒大妈被讹诈”在互联网进行了大规模地转发及传播，言论主要围绕“老人讹人”“老人变坏”等。但当新京报等传统媒体调查证实是外国人先撞倒并辱骂倒地的大妈有错在先时，舆论又发生了迅速的转向，指责批评“老外素质低”。因此不难发现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喜欢“包装”新闻。互联网放大了矛盾和冲突，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心态寻找共识。在报道中，媒体不能做预设的道德判断，否则只会越俎代庖，阻碍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媒体在社会中有“放大镜”的功能，可以放大社会舆论关注的视点，确立有关的新闻框架，而传媒的选择过程便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洞穴说”——人们通过媒体折射接受“二次新闻”，生活于拟态环境中。现在的新闻已成为由网络引爆到舆论场争夺制高点，再到在现实中的冲突和趋于平和的模式。对于周边村庄举办素食节、当地居民为环保人士送冰棍等正面话题的报道，不仅在舆论上平和了新闻报道的戾气，而且真正实现了对于一件事情全面报道的真实性新闻价值。如李普曼所言，我们习惯于按照既定的文化方向和思维习惯去思考，一眼就可以认出这种文化，媒体的新闻偏见带来的不是舆论赢家，而是新闻投机者的胜利。
2 意见领袖的全局观
当我们在新浪微博输入#抵制玉林狗肉节#、#621带我走#等话题后不难发现在2015年玉林狗肉节进行的过程中，仍有不少明星发声呼吁保护动物。认证为CoCo李玟的艺人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尊重生命！让自己活得心安一点！！你可以不爱它，但请你别伤害它！”转发达到4 215次，评论3 025条，可见受众在面对类似报道时难免会对处于社会认知中的弱势产生同情之心，这种心理的共鸣会在一些意见领袖的渲染下得以放大，形成公共话题的倾向性舆论场。这一点类似于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序言中所提到的对哲学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以及陈寅恪提出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公众人物，同样有发声的权利，不过因为公众人物的每次发言都可能起到引爆舆论的作用，所以更加要注意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在2014年，一篇名为《十条措施制裁玉林》的网贴引起巨大的争议。内容包括：拒绝为玉林人提供任何援助，哪怕是他们遭受地震、洪灾、泥石流，都不要帮助他们；对任何不利玉林发展和有损玉林形象的事都要广而告之，让所有人都知道玉林是一个罪恶的地方等。这条网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不少知名论坛网站纷纷转载，在不少人支持点赞的同时也引来了质疑。媒体关注新闻热点是职业本能，但不能打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幌子吸引公众的注意，怀有偏见地报道新闻，对新闻内容断章取义，便是一种职业道德的缺失。丹尼斯·麦奎尔指出：“大众传播具有在广泛大众中凝聚零散个体的能力，或是透过一套共同价值观念与信息，促进认同的形成”。这篇网贴充满了讨伐的意味，很容易带来错误的对峙，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炒作、激化问题，应坚决抵制迎合受众心理的煽情性言语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 上面的言论来自网络，不能确定其信息源，所以责任无法追究，而另一条由微博认证为“绿政公署”的公益组织发出的名为《玉林狗贩虐狗逼爱狗者不买就夹死》的博文影响同样恶劣。博文中描述了狗贩如何以狗的性命威胁爱狗人士，并现场虐狗，将挣得钞票大肆挥舞。此外，这条博文还有配图，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引起大批网民的愤怒，纷纷转发指责。新浪、搜狐、腾讯等大型网站均在网页显眼处进行了推送，引起互联网的强势围观，后有不少人质疑这条新闻内容是爱狗人士摆拍所为。在传播过程中，很多本无新闻价值的意见领袖的言论都会在新闻媒体的催化下迅速发酵为新闻热点，迅速引起关注，正如同李普曼所说的：“将某些细小的迹象进行激发，从而人们通过对比，唤起相关的记忆”。这一现象在受众的思想中很容易被放大，将同样的情况放到其他狗贩身上，认为这是普遍性现象。意见领袖的意见不仅会影响受众心理的客观认知，甚至可能导致大众对于部分人群的歧视行为或偏见。
2014年的“内地小孩香港街头便溺事件”中，最初舆论的讨论焦点还在大陆游客的文明问题上，但后来评论逐渐转到指责香港民众的歧视心理。作为著名记者、主持人的闾丘露薇在其认证微博上发表的言论更是激起了内地网民的愤慨：“这条视频只是事件后半部分。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有不少看过完整视频的网民不由对其片面的描述产生质疑，截至2014年4月22日上午10时30分，该微博已有近35 000条评论。舆论指责闾丘露薇以偏概全，忽略了大陆父母带小孩去找厕所无果后才不得已让孩子在街头便溺已经做出清理的细节，且对于港人的拉扯以及拍摄孩子私处的行为只字未提。更有网友认为其配图为清晰图片，不顾保护未成年人，易误导舆论，要求其出面道歉。然而关于这场文明的争辩，演员陈道明的观点却迎来了大家的纷纷点赞，他说：“文明的意义除了不当街便溺，还有善意与宽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根本”。由此可见，公众人物的公开发言产生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任何一家媒体，他们的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很容易独立于主流意识之外，成为意见领袖，由于他们本身具有影响力，如果言辞不当，易造成病毒式的扩散，后果难以估计。因此，公众人物发言时一定不能煽风点火，应积极引导大众。
郭庆光老师在著作《传播学教程》中曾提到：“媒介不能影响受众如何思考，但是在影响人们想什么方面非常成功”[1]。在中心议题的发展过程中意见领袖往往会成为舆论风暴，左右事件的报道走向，这时不太恰当的言论除了带来争议之外，还会增强舆论的对峙，造成党同伐异的舆论分裂和舆论重压，阻碍真相浮出水面。因此，对于每一个可能成为意见领袖的发言者来说全局观十分重要。
3 受众的理性思维
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大众渐渐拥有了“第二生活圈”，网络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关道德问题的舆论通常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隐藏的从众压力，由于网络是匿名存在的，很多受到情绪感染的大众都会通过传媒来表达感受、释放内心情绪，进而“民间舆论场”会自发地在社会中形成，道德的优越感会影响更多接触这件事件的人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在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引导下形成一种舆论孤立，这些都是造成传媒偏见中沉默螺旋的必要条件。2016年关于玉林狗肉节的报道新闻倾向性明显降低，发声的也不只是爱狗人士。在《法制晚报》名为《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的一篇报道中，既有“玉林第一家脆皮狗”店店主陈师傅介绍店名更改以及政府整顿的经过，也有动物保护组织行动亚洲的观察员张媛媛表达玉林变化的欣慰之情，还包括城管小刘、狗贩等声音[2]。这是一则平衡的报道，不再渲染，没有倾向性与新闻偏见，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善意、理解、尊重和宽容，有助于受众形成新闻理性，而不是一味冲动发言。
诺依曼认为在沉默的螺旋中有一部分无视孤立威胁的“中坚分子”存在。在2014年事件的发展后期，随着对于一些爱狗人士的不当行为进行报道和玉林当地群众的发声，“中坚分子”的大声疾呼使舆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广泛的受众之间是存在“知识鸿沟”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对同一件事产生相同的理解和认识，在这次关于玉林狗肉节的讨论中，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不同社会角色的观点并存使得舆情更加复杂，而《人民日报》在题为《狗具备伴侣和食材的二象性》的文章中，立观点帮助缩小这种鸿沟，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美国传播学者吉尔默在著作《主动媒介》中向我们阐释了“消费媒体的五条原则”，分别是保持怀疑、主动判断、开拓思维、不断追问、学习媒体技能，这是作为传播受众应该掌握的媒介素养。很多网民认为只要自己“嗓门”够大就一定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对他人嗤之以鼻，这种媒介观是不健全的。
“垃圾探测仪”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评论家、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在他的《网络素养》一书中提到的概念，即“我们必须学会有效使用社交网络，剔除垃圾信息和无效信息，培养甄别有效信息的能力，不被偏见新闻左右。”[3]面对有可能产生的新闻偏见，首先，受众应增强媒介意识，加强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对于各种舆论的识别和读解能力；其次，受众应加强对碎片信息的整合能力，不能以偏概全地去理解新闻；最后，受众要减少对于互联网的过度依赖，避免不断的“被动的知识
积累”。
在当代中国，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增强，社会民众公共精神也在迅速崛起，但是我国的公共讨论机制还未健全，很多舆论事件正如《人民日报》在其官微所说：“再高尚的动机，也不是谩骂攻击的借口；再先进的理念，也要懂得理解与宽容。学会表达、学会协商，避免将文化冲突变为社会冲突，才是真的文明”。新闻媒体应充分发挥社会环境的监视功能，在关于争议性话题的各种观点的交锋中力求客观中立，不能因为在全媒体时代不同样态媒介之间话语权的争夺就影响在真实报道中的新闻框架构建。只有媒体坚持这样的均衡原则，受众才有机会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每一场社会性的“无名氏”拉锯战中，真理才可能获胜。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邹艳，吴海浪.玉林狗肉节回归平静：街头已无血腥屠宰场面[N].法制晚报，2015-06-22.
[3]霍华德·莱茵戈德.网络素养[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