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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十一五”重点投资六大领域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将重点加大对农村建设、中西部发展、社会事业、科技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六大领域的投资。其中，对整个农村的投入将是中央政府投资的重中之重。
中央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着力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杨庆蔚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除了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需要增加投入外，也需要政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要支持高速铁路、铁路现代化等成套设备和重大技术的国产化，开发先进的制造关键技术、节能的新能源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等。
吴敬琏：旧工业化道路对经济不良影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热潮。这实际上还是走在一条老的工业化道路上。
在题为《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主题报告中，吴敬琏痛斥了旧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七种不良影响。
第一，扬短避长，降低效率。吴敬琏认为，中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第二，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它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第三，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其结果就是，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第四，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第五，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中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有研究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提供零点五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三分之一。
第六，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服务性业务发展不足，我们只能给外国企业“卖硬苦力”。结果是，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
吴敬琏举例说，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Logitech)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二千万个在苏州制造的鼠标，鼠标单价40美元，其中，罗技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14美元，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它经常开支苏州仅得三美元。《华尔街日报》说，“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第七，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统计，在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中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中国国内最终需求不足。此外，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其结果必然蕴涵着金融风险。
吴敬琏认为，要削除这七种不良影响，中国只有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新闻网
中国制造业：西进的挑战
今年1月，中国大型制鞋企业奥康(Aokang)重庆办事处主任孙彬 (Sun Bin，音译)受上司的派遣，从东部制造业中心温州，来到1500公里外的西部大都市重庆。他的任务很简单：尽可能多的生产并销售鞋子。此后，孙先生却发现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他一直试图通过放映好莱坞大片《珍珠港》(Pearl Harbor)来激励员工。该片中小古巴·古丁(Cuba Gooding Jr)饰演的角色，由厨师变成了美国海军的炮手，他希望员工们相信这种不太可能的英勇事迹。孙先生还常对当地的经商环境感到困惑，他简直不敢相信，当地的老板怎么会马上用赚到的钱购买豪华轿车，他坚信温州的老板会把钱用于再投资。
孙彬在重庆的经历，是个小而生动的例子，反映了国内外制造商在向中国西部迁移时，会遇到的一些挑战。西部虽大，却是个陌生的经商之地。
“我还没有成绩可言，”他说道。之前他花了一上午时间对着手机咆哮。“这比在温州更累，否则他们也不会派我来了。”找熟练工是一大挑战。广阔的西部地区绵延覆盖着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土地，却远远落后于中国更为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已发展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去年，中国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7500元人民币，远低于约1.05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担心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在5年前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包括：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规模资金，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如可以更轻松获得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和简化土地审批。此后，中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修建新的大坝、高速公路和铁路，其中许多是在重庆周围，希望这样能吸引私人投资。
之后，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和奥康成了中国大型企业通过西进努力扩大产能的榜样。海尔已承诺，要帮助重庆建一座28亿元人民币的工业园。奥康已带头开发一座10亿元的制鞋园，目标年产1亿双鞋。孙先生在工业园的厂房里工作，目前仍然在建。奥康等制造商西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当地的消费市场现在很穷，但假以时日定会成长。重庆原隶属四川省，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人口8700万。重庆位于长江之滨，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福特汽车(Ford Motor)在该市有一家生产厂，该市也是摩托车制造基地。英特尔(Intel)在附近的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间芯片包装厂。该地区不但有政府的鼓励政策，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土地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West?鄄ern China)主任魏后凯(Wei Houkai)估计，西部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低25%，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技能却远远落后东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驻北京专家汉斯·范·德·格林德(Hans van de Glind)表示，随着中国沿海地区达到饱和点，西部设法吸引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商是有道理的。
但怀疑人士指出，制造业向西部转移是困难的工作。西部的现代化城市不多，部分城市处在恶劣的自然状态下。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西部没有产业集群，因此采购零部件不容易，由于远离港口，这会成为让出口商头痛的物流问题。“西部仍比(东部)落后10到15年，但大城市周围的情况则好得多，”魏先生表示。他还补充说，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将比其它地区发展得更快。他说，尽管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不足，如地方政府效率不高等。虽然中国政府的期望很高，但很难将投资者吸引至该地区。负责“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官员李子彬(Li Zibin)估计，外国在中国西部的投资，约占所有对华投资的4%。
在东部省份浙江，奥康是温州最大的一家制造商，但在重庆它仍处在起步阶段。奥康总共约有1万名雇员，每年生产1000万双鞋，出口给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奥康在重庆的业务只有600名雇员，年产约100万双鞋。孙先生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制鞋没有那么复杂。”他说。译者/李裕
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谋求转型以服务经济为主
赵晓辉 陆裕良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将立足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改变高消耗、高污染的局面，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
他说，要构筑集群化的产业布局，促进那些主要利用国内资源和陆路进口资源的产业向中西部延伸，并优化各区域的布局，引导开发区开发特色产业，使产业布局与各个区域承载能力相适应。
他表示，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全面加快服务业，改变服务业部分领域垄断严重、市场准入不严的局面，按照市场的机制、服务标准建立起公开、透明的服务业制度。
为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十一五”期间还应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的体系，促进来料加工向研发与自主创新发展，发展高技术和新型技术产业。关于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杨伟民说，“十一五”期间要调整产业结构的制定思路，从过去的简单刺激生产、单纯考虑国内供求平衡向统筹国内产业发展转变。
对一些垄断性行业，杨伟民指出，要按照保护劳动者、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提高效率的原则进一步推进这些产业进行重组，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他说，对于高载能的产业要按照适度偏紧的原则来调控产业规模，通过适当进口来促使这些产业控制总量。同时，通过建立严格的计算标准、生态标准等，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限制高载能产业生产能力盲目扩张。
———中华工商时报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将重点加大对农村建设、中西部发展、社会事业、科技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六大领域的投资。其中，对整个农村的投入将是中央政府投资的重中之重。
中央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着力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杨庆蔚说，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除了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需要增加投入外，也需要政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要支持高速铁路、铁路现代化等成套设备和重大技术的国产化，开发先进的制造关键技术、节能的新能源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等。
吴敬琏：旧工业化道路对经济不良影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热潮。这实际上还是走在一条老的工业化道路上。
在题为《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主题报告中，吴敬琏痛斥了旧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七种不良影响。
第一，扬短避长，降低效率。吴敬琏认为，中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第二，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它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第三，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其结果就是，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第四，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第五，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中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有研究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提供零点五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三分之一。
第六，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服务性业务发展不足，我们只能给外国企业“卖硬苦力”。结果是，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
吴敬琏举例说，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Logitech)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二千万个在苏州制造的鼠标，鼠标单价40美元，其中，罗技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14美元，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它经常开支苏州仅得三美元。《华尔街日报》说，“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第七，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统计，在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中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中国国内最终需求不足。此外，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其结果必然蕴涵着金融风险。
吴敬琏认为，要削除这七种不良影响，中国只有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新闻网
中国制造业：西进的挑战
今年1月，中国大型制鞋企业奥康(Aokang)重庆办事处主任孙彬 (Sun Bin，音译)受上司的派遣，从东部制造业中心温州，来到1500公里外的西部大都市重庆。他的任务很简单：尽可能多的生产并销售鞋子。此后，孙先生却发现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他一直试图通过放映好莱坞大片《珍珠港》(Pearl Harbor)来激励员工。该片中小古巴·古丁(Cuba Gooding Jr)饰演的角色，由厨师变成了美国海军的炮手，他希望员工们相信这种不太可能的英勇事迹。孙先生还常对当地的经商环境感到困惑，他简直不敢相信，当地的老板怎么会马上用赚到的钱购买豪华轿车，他坚信温州的老板会把钱用于再投资。
孙彬在重庆的经历，是个小而生动的例子，反映了国内外制造商在向中国西部迁移时，会遇到的一些挑战。西部虽大，却是个陌生的经商之地。
“我还没有成绩可言，”他说道。之前他花了一上午时间对着手机咆哮。“这比在温州更累，否则他们也不会派我来了。”找熟练工是一大挑战。广阔的西部地区绵延覆盖着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土地，却远远落后于中国更为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已发展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去年，中国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7500元人民币，远低于约1.05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担心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在5年前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包括：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规模资金，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如可以更轻松获得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和简化土地审批。此后，中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修建新的大坝、高速公路和铁路，其中许多是在重庆周围，希望这样能吸引私人投资。
之后，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和奥康成了中国大型企业通过西进努力扩大产能的榜样。海尔已承诺，要帮助重庆建一座28亿元人民币的工业园。奥康已带头开发一座10亿元的制鞋园，目标年产1亿双鞋。孙先生在工业园的厂房里工作，目前仍然在建。奥康等制造商西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当地的消费市场现在很穷，但假以时日定会成长。重庆原隶属四川省，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人口8700万。重庆位于长江之滨，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福特汽车(Ford Motor)在该市有一家生产厂，该市也是摩托车制造基地。英特尔(Intel)在附近的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间芯片包装厂。该地区不但有政府的鼓励政策，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土地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West?鄄ern China)主任魏后凯(Wei Houkai)估计，西部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低25%，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技能却远远落后东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驻北京专家汉斯·范·德·格林德(Hans van de Glind)表示，随着中国沿海地区达到饱和点，西部设法吸引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商是有道理的。
但怀疑人士指出，制造业向西部转移是困难的工作。西部的现代化城市不多，部分城市处在恶劣的自然状态下。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西部没有产业集群，因此采购零部件不容易，由于远离港口，这会成为让出口商头痛的物流问题。“西部仍比(东部)落后10到15年，但大城市周围的情况则好得多，”魏先生表示。他还补充说，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将比其它地区发展得更快。他说，尽管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不足，如地方政府效率不高等。虽然中国政府的期望很高，但很难将投资者吸引至该地区。负责“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官员李子彬(Li Zibin)估计，外国在中国西部的投资，约占所有对华投资的4%。
在东部省份浙江，奥康是温州最大的一家制造商，但在重庆它仍处在起步阶段。奥康总共约有1万名雇员，每年生产1000万双鞋，出口给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奥康在重庆的业务只有600名雇员，年产约100万双鞋。孙先生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制鞋没有那么复杂。”他说。译者/李裕
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谋求转型以服务经济为主
赵晓辉 陆裕良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将立足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改变高消耗、高污染的局面，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
他说，要构筑集群化的产业布局，促进那些主要利用国内资源和陆路进口资源的产业向中西部延伸，并优化各区域的布局，引导开发区开发特色产业，使产业布局与各个区域承载能力相适应。
他表示，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全面加快服务业，改变服务业部分领域垄断严重、市场准入不严的局面，按照市场的机制、服务标准建立起公开、透明的服务业制度。
为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十一五”期间还应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的体系，促进来料加工向研发与自主创新发展，发展高技术和新型技术产业。关于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杨伟民说，“十一五”期间要调整产业结构的制定思路，从过去的简单刺激生产、单纯考虑国内供求平衡向统筹国内产业发展转变。
对一些垄断性行业，杨伟民指出，要按照保护劳动者、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提高效率的原则进一步推进这些产业进行重组，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他说，对于高载能的产业要按照适度偏紧的原则来调控产业规模，通过适当进口来促使这些产业控制总量。同时，通过建立严格的计算标准、生态标准等，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限制高载能产业生产能力盲目扩张。
———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