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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所，北京 100875)摘要： 本研究运用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从养儿防 老观、老年幸福观以及福利消费观三个纬度探讨了现代社会下我国公民养老模式观念的变化 ，并分析了其价值观转变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今我国养老模式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 阶段。本研究最后从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区域层次定位了其养老模式的选择。
关键词：养老；传统；现代；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6- 0103-06
一、引 言
社会学家早已断言，人口老龄化这一“银色浪潮”是全球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席卷了发达国 家之后，这一浪潮正向发展中国家袭来。在当今这个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时期，伴随着 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家庭规模的缩小、子女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社会其他多方面的改变，老 年人日常照料、精神和情感需求的满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这必将导致老年养老模式的 转变。如何选择老年养老方式已经成为政府及社会各个方面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从福利价值观中的 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福利消费观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公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研究 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转向现 代的社会化养老。表一是它的具体操作化指标，由于分数越高代表在其所测量的个体福利价 值观上的某一维度越现代，因而我们把得分在3分以下的看作是处于传统水平，把3-4分的看 作处于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水平，大于4分的处于现代水平（总分为5分）。因此我们看出除了D3这一观 念是处于传统阶段外，其他福利观均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我国公民的养老价值观平 均总得分为17.47分（满分为25分），处于中间水平。这说明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处于转 型阶段。
二、养儿防老观：从家庭依赖迈向社会依赖
人类早就认识到了“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因为家庭是赡养长辈抚育晚辈的基本体制， 是人们完成代际交换、代际继承的基本所在。譬如，中国人自古“以家为天下”，这种家本 位的文化使得家庭的赡养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至。 在中国，“家庭养老”通常被理解成“子女供养”，特别是来自儿子的赡 养。从时间序列角度来看，“家庭养老”的确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在人口老龄化“惊涛拍 岸”的现时代，家庭的养老功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在削弱家庭 在照顾老年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在现代化急剧发展阶段，在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 的过程中，养儿是否还是为了养老？大多数人是倾向于家庭养老还是倾向于社会养老呢？在 本次调查中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其中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还是 比较根深蒂固，亲子关系反馈模式的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依旧有很大市场。但是青年人群 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另外代际之间的养儿防老观念有很大的差别 。同时发现，我国大部分公民已经不认为老年幸福的基础是金钱，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服务形 式，比如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一）传统的养儿防老观
1.养老观与其他福利价值观之间的分值比较
由表一可以看到，D3“养儿为了防老”在整个福利价值观的得分中是最低的，其分值仅为 2.88，这说明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和其他福利价值观相比仍然处于传统阶段。中国传统家 庭 伦理观念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尽孝道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内部必须履行的责任，不应该把这 种责任转嫁给外界。这种家庭伦理观念，使得很长时间中国流行的是“养儿防老”思想，对 于自己的养老保障不予以考虑，认为自己把所有的财富花在培养子女身上，自己养老则由儿 女负责，因此并不积极为自己进行一个养老福利的安排。
2.养儿防老观和受教育水平的强相关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养儿防老观的分值就越高，其观念也就越偏离传统 的家庭养老观。大学以上受教育水平人群的养老观分值是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人群的1.90 倍，其中最 高分值为受教育水平在大学以上人群的非农户口（3.535）。同时受教育水平在小学以下的 农村 户口和非农户口人群以及小学水平的农村户口人群养老观的均值都低于2.5，这说明这部分 人群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和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养儿防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一般来说，父母都应该是由子女赡养的，当父母的辛辛苦苦的拉扯孩子这么多年，而他 们老了，不能干活时，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确实需要孩子们的照顾，养儿确实也是为了防 老，在老年的时候能有人陪伴，有人照顾。”（G-1张某，农民，56岁）除了受教育水平为 高中的非农户口人群的养老观念分值低于农村户口人群外，其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非农户口 人群养老观分值均高于农村户口人群的养儿防老观分值。另外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和初中的非 农户口人群的养儿防老观念几乎一致。
2.养儿防老观的代际比较
从图2-2可以看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养儿是为了防老”的看法有显著性差异。这 是一负向问题，分值越高说明越不赞同“养儿为了防老”。老年、中年、青年的赞同率呈上 升的趋势，其中青年段男性和女性养老观分值分别是老年段男性和女性养老观分值的1.43 倍和1.54倍，这说明老年人偏倾向于养儿就是为了防老，他们的家庭养老观念依然很强烈 ，被访问者（案例A-3，八旬老人）就强调了儿女的重要性：“不是儿女在身边，俺们老两 口可能早就死了，老伴儿是糖尿病，我心脏不好，搭桥了。我这俩儿还有儿媳妇儿真都是挺 好的。”而青年人的最高分值是3.431，这说明青年人的养儿防老观是处于转型期。从性别 上看，女性青年的养儿防老观分值高于男性，相差0.24。从40岁左右开始，男性在“养儿 为了防老”这一选项中的分值就一直高于女性，这说明女性在步入中年或老年时更倾向于家 庭养老。青年、中年、老年群体男女养儿防老观相差均不大。
3.养儿防老观和居住地的相关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大城市居住的公民的养儿防老观分值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 ，尤其在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中较为显著。农村老年人的分值仅为1.976，这说明农村 的 老年人养儿防老观还处在传统阶段，他们就是依靠儿女来养老，并期许儿女能够养老。而有 经济 基础的城市老年人就不太期许儿女的养老，3.026的分值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养老观已经从传 统迈向了现代。同时还可以看到，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青年人都比较不赞同“ 养儿是为了防老”这一看法，这充分说明现在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的养儿防老 观念和老年人已经有了显著性的差异，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青年人在“养儿是为了防老”这一 看法上是一致的。
三、老年幸福观：金钱不是首选
1.“老年幸福”认同度的代际比较
从这个表可以看到，不太赞同“老年人只要有钱，就能活得很幸福”的比例远高于赞同 的比例，青年人“不太赞同”和“不赞同”的累加比例高达71.7%，中年人和老年人“不太 赞同”和“不赞同”的累加比例分别为52.3%和47.5%。这说明在我国高度的现代化发展、 老龄化的快 速增长以及家庭结构的急剧转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青年人并不认为金钱是老年人幸福 的充分条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服务形式，比如：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其实人到了那个 时候根本不看重钱了，只要子孙孝顺就可以了。我们村有几个家里当官的老人，还不是每天 凄凄惨惨的。老人啊，都怕寂寞，所以只要热闹，有人关心就行了。”（D-2，女，41岁， 小商贩）
2.老年幸福观和居住地的比较分析
本文把B7“结了婚的年轻人最好和父母分开住”作为解释老年幸福观的一个操作化指标。 从图3-1可以看出，不同居住类型的青年人在老年幸福观认同上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 都认为并不是有钱，老年人就能活得很幸福， 其中中小城市 图3-1 不同居住类型的老年幸福观的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老年幸福”观上的均值都比同年龄段的其他区域的人群分值 要高，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活质量高的中小城市人群的老年幸福观即将跨入现代阶段 。从图表还可以看出，大城市的青年人的老年幸福观和其他居住类型同龄人群相比是最低的 ，这说明竞争力激烈、压力大、职 业流动快的大城市的青年人在顾及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不及中小城市的青年人群。农村的 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的老年幸福观在同龄中都是最低的，分值分别为3.055和2.668，这说 明 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期望着能拥有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来保障基本生 活。
3.老年幸福和代际之间居住方式选择的比较
上表中，三代人对于二代合居的认知存在显著性代际差异。三代人“非常赞同”和“比 较赞同”的累加比例均在半数以上，中年人和老年人对与子女同住已经没有太多的期许，尤 其是老年人，赞同“结了婚的年轻人最好和父母分开住”的比例高达60.4%，即有一多半的 老人愿意单独居住。与子女同居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向分居的家庭养老模 式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加强，享受退休金的老人在经济上已经摆脱了对 子女的依靠，大多数人基本能达到自养的水平，这使老年人具备了独立生活的基础。分居可 以使老人在生活起居、饮食娱乐等方面更加自由，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从而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主观幸福感。
四、福利消费：躁动中的觉醒
（一）保险观：自我福利消费趋向
历年的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中都会重复指出：当前国内居民的保险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落后的保险消费观念不仅是国民福利意识的滞后，也是社会风险意识不自觉的表现。 在本次调查中，由表2可知3.52的均值说明国民福利意识是处于从传统跨入现代的转型期。
由上表所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累加比例为59.9%，即他们对“只要经济 条件允许，我愿意多买几份保险”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有8%的公民不赞同多买保险 。其中老年人的保险意识最低，仅为12%，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赞同比例分别为21.9%和25.9 %，但从表4-1也可以看出老年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累加比例（12%）高于“不 赞同”和“不太赞同”的累加比例（4.7%），这就说明了大部分老年人的福利消费意识是 比 较高的，赞同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多买几份保险。青年段人群和中年段人群之所以有较高的 福利消费意识是由于所生长环境的不同以及较高经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很可观的 看待保险这一重要保障，也懂得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而老年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 保险的浅认知使得他们固守家庭的保障，而不去寻求这种商业的保险。同时，目前我国还存 在着“老年人买保险难”这个问题：目前市场上推出的品种少，有些限制如大部分寿险产 品上限都在65岁，重疾险的上限大概是55～60岁。不过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老年人出险的 情况较多，保险公司当然要考虑自己的风险。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老年人还存在着养儿防老 的想法，本身对于买保险也不是很积极。但这些并不能说明老年人买保险是不必要的。
（二）慈善观：他人福利消费趋向
由表一我们可以看 到，在整个个体福利观中平均得分最高的就是慈善观（3.89），这说明我国公民的慈善观 念已经很浓厚，慈善意识也相当的高。由下表也可以看出，“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的 累加比例高达74.9%，而“不赞同”和“不太赞同”的累加比例仅为13.4%。被访问者杨某 （E-10女，农民，55岁）说“同意这种说法。一家有困难，大家都伸伸手，帮一帮，让困难 的人度过难关。这就是农村人身上的一个小小的优点：热心肠。”这充分说明绝大多数的公 民 还是比较愿意给困难的人捐款，这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活动的宣传、民间慈善组织 的增多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 %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的捐款来自民 众。平民捐赠的巨大差异说明了我国平民慈善事业发展的缓慢。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平民 慈善的开发是整个慈善事业得到很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虽然现在我国公民的慈善意识和慈 善价值观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在行动上还是未见成效。这种意识和行动上的偏 差主要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生产力 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情结，费孝通先生把我 们的社会结构看作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退出去的波纹。“在这种差序格局 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 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P30)所以这种以家为中心、强调血缘的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缺乏西方社会那种无论亲疏与远近均 推崇爱人如己的平等、博爱理念。另外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的事务，再 加上当时极少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些因素使得人们的思维定式已经形成：慈善事业是属于政 府的责任。这些传统文化对于解囊为陌生人解难的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强大的阻碍，所以 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构筑一种新型的慈善文化：平等、互助、博爱、共享。因为慈善事业 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其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即需要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 的支撑。在一种明确的政策导向、健全的法律制度、发达的民间慈善组织以及完善的慈善事 业管理这样一种环境下，慈善才能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极力体现，即一种意识的现代化， 这种意识的现代化会使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尤其在人口老龄化急剧增快 的趋势下，人们就会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群。
五、结论与建议：养老模式的选择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深刻影响，另一方 面也带有了一些现代特征和个人特征。总体来看，人们的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受其受教 育水平、年龄、户口、居住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和全家收入以及父亲职业的影响 较为显著，而与家庭规模、宗教信仰、身体健康状况和信息渠道的获得没有相关关系。其中 年龄与养儿防老观念和老年幸福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即随着 年龄的增长，认为“养儿是为了防老”的观念和“只要老年人有钱就能活得很幸福”的观念 越强烈，而福利消费观和这些变量之间没有强相关。
从本次研究中不同年龄段养儿防老观的差异，可以看出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家庭养老只是一 种过渡形式，它的存在是与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养儿防老”的思想相联系的。家庭养老理论 中生产方式论认为，养老方式由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决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决定 了生产资料为家庭所有，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劳动者共享劳动所创造的物 质财富。劳动者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外，剩余劳动和剩余 产品的积累都留在了家庭内部。所以，家庭成员赡养老年人是责无旁贷的。当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过渡，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分工取代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和自然分工，养老方式也 就由家庭养老为主发展为社会养老为主。〔2〕当今由于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生产功能的外移使得家庭养老功能随之逐渐减 弱：养儿并不一定能防老，养儿也并不是为了防老。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养 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有其历史上的经济基础，经济 基础的改变，这种模式当然也是要改变的。”
那么，在当今中国正踌躇满志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养老模式如何选择？笔者从农村 和城市两个不同的区域层次来分析养老模式的选择：其一，农村方面：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 ”，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再加上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日益弱化 ”，这就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凸现出来。笔者认为首先政府方面要加大力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 体系，尤其要包括失地农民的老年保障问题，以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约束来推进农村养老 社会事业的发展。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那么农 村养老问题的重担还应该在村政府肩上，即一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医疗设施的增加和改进 ， 比如棋牌室的增加，依托村委会为家庭养老提供生活照料、疾病护理、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 服务。最后，全社会应建立有效的敬老爱老激励监督机制，加强对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教育 与监督，毕竟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 的复杂性，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还是一个艰难且持久的过程，所以农村的养老 保障体系要与土地保障、家庭养老相结合，即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 ，引进商业保险”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3〕其二，城市方面：笔者比较倾向 于城市社区居 家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 形式,以社区养老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 相结合的养老体系”〔4〕。但居家养老却需要宏观方面（在制度可操作化 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政策法规支持以及机构支持系统）、中观方面（社区设施服务支持系统 ：加强对社区工作职能、社区机制、社区队伍、社区设施、社区资源以及服务点的宣传）以 及微观方面（以“孝”为依托的家庭养老导向与自我支持的互动）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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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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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J］.
学海，2007(3).
〔10〕东北网评：拿什么开发平民的慈善意识？［EB/OL］.http://comment.northeast.cn ，2007-04-04.
The Choice of the Old-Age Car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to Modern Mode
[JP4]——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Idea
of Value in 2007[JP]
LI Yu-l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Chinese citizen’s idea
of value in 2007 via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age care mode in modern China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to support parents in their old age, old-age happiness, and welfare co nsumption. Caus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China today, old-age care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 ractice to the modern mode. Old-age mode is clarified considering the rural and
urban situations.
Key words: old-age care；tradition；modernity；value
〔责任编辑： 立 英〕
关键词：养老；传统；现代；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6- 0103-06
一、引 言
社会学家早已断言，人口老龄化这一“银色浪潮”是全球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席卷了发达国 家之后，这一浪潮正向发展中国家袭来。在当今这个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时期，伴随着 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家庭规模的缩小、子女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社会其他多方面的改变，老 年人日常照料、精神和情感需求的满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这必将导致老年养老模式的 转变。如何选择老年养老方式已经成为政府及社会各个方面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从福利价值观中的 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福利消费观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公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研究 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转向现 代的社会化养老。表一是它的具体操作化指标，由于分数越高代表在其所测量的个体福利价 值观上的某一维度越现代，因而我们把得分在3分以下的看作是处于传统水平，把3-4分的看 作处于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水平，大于4分的处于现代水平（总分为5分）。因此我们看出除了D3这一观 念是处于传统阶段外，其他福利观均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我国公民的养老价值观平 均总得分为17.47分（满分为25分），处于中间水平。这说明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处于转 型阶段。
二、养儿防老观：从家庭依赖迈向社会依赖
人类早就认识到了“家庭养老”的重要性，因为家庭是赡养长辈抚育晚辈的基本体制， 是人们完成代际交换、代际继承的基本所在。譬如，中国人自古“以家为天下”，这种家本 位的文化使得家庭的赡养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至。 在中国，“家庭养老”通常被理解成“子女供养”，特别是来自儿子的赡 养。从时间序列角度来看，“家庭养老”的确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在人口老龄化“惊涛拍 岸”的现时代，家庭的养老功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似乎是在削弱家庭 在照顾老年人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在现代化急剧发展阶段，在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 的过程中，养儿是否还是为了养老？大多数人是倾向于家庭养老还是倾向于社会养老呢？在 本次调查中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其中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还是 比较根深蒂固，亲子关系反馈模式的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依旧有很大市场。但是青年人群 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另外代际之间的养儿防老观念有很大的差别 。同时发现，我国大部分公民已经不认为老年幸福的基础是金钱，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服务形 式，比如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一）传统的养儿防老观
1.养老观与其他福利价值观之间的分值比较
由表一可以看到，D3“养儿为了防老”在整个福利价值观的得分中是最低的，其分值仅为 2.88，这说明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和其他福利价值观相比仍然处于传统阶段。中国传统家 庭 伦理观念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尽孝道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内部必须履行的责任，不应该把这 种责任转嫁给外界。这种家庭伦理观念，使得很长时间中国流行的是“养儿防老”思想，对 于自己的养老保障不予以考虑，认为自己把所有的财富花在培养子女身上，自己养老则由儿 女负责，因此并不积极为自己进行一个养老福利的安排。
2.养儿防老观和受教育水平的强相关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越高，养儿防老观的分值就越高，其观念也就越偏离传统 的家庭养老观。大学以上受教育水平人群的养老观分值是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人群的1.90 倍，其中最 高分值为受教育水平在大学以上人群的非农户口（3.535）。同时受教育水平在小学以下的 农村 户口和非农户口人群以及小学水平的农村户口人群养老观的均值都低于2.5，这说明这部分 人群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和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养儿防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一般来说，父母都应该是由子女赡养的，当父母的辛辛苦苦的拉扯孩子这么多年，而他 们老了，不能干活时，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确实需要孩子们的照顾，养儿确实也是为了防 老，在老年的时候能有人陪伴，有人照顾。”（G-1张某，农民，56岁）除了受教育水平为 高中的非农户口人群的养老观念分值低于农村户口人群外，其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非农户口 人群养老观分值均高于农村户口人群的养儿防老观分值。另外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和初中的非 农户口人群的养儿防老观念几乎一致。
2.养儿防老观的代际比较
从图2-2可以看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养儿是为了防老”的看法有显著性差异。这 是一负向问题，分值越高说明越不赞同“养儿为了防老”。老年、中年、青年的赞同率呈上 升的趋势，其中青年段男性和女性养老观分值分别是老年段男性和女性养老观分值的1.43 倍和1.54倍，这说明老年人偏倾向于养儿就是为了防老，他们的家庭养老观念依然很强烈 ，被访问者（案例A-3，八旬老人）就强调了儿女的重要性：“不是儿女在身边，俺们老两 口可能早就死了，老伴儿是糖尿病，我心脏不好，搭桥了。我这俩儿还有儿媳妇儿真都是挺 好的。”而青年人的最高分值是3.431，这说明青年人的养儿防老观是处于转型期。从性别 上看，女性青年的养儿防老观分值高于男性，相差0.24。从40岁左右开始，男性在“养儿 为了防老”这一选项中的分值就一直高于女性，这说明女性在步入中年或老年时更倾向于家 庭养老。青年、中年、老年群体男女养儿防老观相差均不大。
3.养儿防老观和居住地的相关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大城市居住的公民的养儿防老观分值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 ，尤其在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中较为显著。农村老年人的分值仅为1.976，这说明农村 的 老年人养儿防老观还处在传统阶段，他们就是依靠儿女来养老，并期许儿女能够养老。而有 经济 基础的城市老年人就不太期许儿女的养老，3.026的分值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养老观已经从传 统迈向了现代。同时还可以看到，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青年人都比较不赞同“ 养儿是为了防老”这一看法，这充分说明现在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的养儿防老 观念和老年人已经有了显著性的差异，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青年人在“养儿是为了防老”这一 看法上是一致的。
三、老年幸福观：金钱不是首选
1.“老年幸福”认同度的代际比较
从这个表可以看到，不太赞同“老年人只要有钱，就能活得很幸福”的比例远高于赞同 的比例，青年人“不太赞同”和“不赞同”的累加比例高达71.7%，中年人和老年人“不太 赞同”和“不赞同”的累加比例分别为52.3%和47.5%。这说明在我国高度的现代化发展、 老龄化的快 速增长以及家庭结构的急剧转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部分青年人并不认为金钱是老年人幸福 的充分条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服务形式，比如：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其实人到了那个 时候根本不看重钱了，只要子孙孝顺就可以了。我们村有几个家里当官的老人，还不是每天 凄凄惨惨的。老人啊，都怕寂寞，所以只要热闹，有人关心就行了。”（D-2，女，41岁， 小商贩）
2.老年幸福观和居住地的比较分析
本文把B7“结了婚的年轻人最好和父母分开住”作为解释老年幸福观的一个操作化指标。 从图3-1可以看出，不同居住类型的青年人在老年幸福观认同上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 都认为并不是有钱，老年人就能活得很幸福， 其中中小城市 图3-1 不同居住类型的老年幸福观的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老年幸福”观上的均值都比同年龄段的其他区域的人群分值 要高，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活质量高的中小城市人群的老年幸福观即将跨入现代阶段 。从图表还可以看出，大城市的青年人的老年幸福观和其他居住类型同龄人群相比是最低的 ，这说明竞争力激烈、压力大、职 业流动快的大城市的青年人在顾及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不及中小城市的青年人群。农村的 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的老年幸福观在同龄中都是最低的，分值分别为3.055和2.668，这说 明 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期望着能拥有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来保障基本生 活。
3.老年幸福和代际之间居住方式选择的比较
上表中，三代人对于二代合居的认知存在显著性代际差异。三代人“非常赞同”和“比 较赞同”的累加比例均在半数以上，中年人和老年人对与子女同住已经没有太多的期许，尤 其是老年人，赞同“结了婚的年轻人最好和父母分开住”的比例高达60.4%，即有一多半的 老人愿意单独居住。与子女同居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向分居的家庭养老模 式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加强，享受退休金的老人在经济上已经摆脱了对 子女的依靠，大多数人基本能达到自养的水平，这使老年人具备了独立生活的基础。分居可 以使老人在生活起居、饮食娱乐等方面更加自由，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从而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主观幸福感。
四、福利消费：躁动中的觉醒
（一）保险观：自我福利消费趋向
历年的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中都会重复指出：当前国内居民的保险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落后的保险消费观念不仅是国民福利意识的滞后，也是社会风险意识不自觉的表现。 在本次调查中，由表2可知3.52的均值说明国民福利意识是处于从传统跨入现代的转型期。
由上表所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累加比例为59.9%，即他们对“只要经济 条件允许，我愿意多买几份保险”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有8%的公民不赞同多买保险 。其中老年人的保险意识最低，仅为12%，中年人和青年人的赞同比例分别为21.9%和25.9 %，但从表4-1也可以看出老年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累加比例（12%）高于“不 赞同”和“不太赞同”的累加比例（4.7%），这就说明了大部分老年人的福利消费意识是 比 较高的，赞同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多买几份保险。青年段人群和中年段人群之所以有较高的 福利消费意识是由于所生长环境的不同以及较高经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很可观的 看待保险这一重要保障，也懂得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而老年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 保险的浅认知使得他们固守家庭的保障，而不去寻求这种商业的保险。同时，目前我国还存 在着“老年人买保险难”这个问题：目前市场上推出的品种少，有些限制如大部分寿险产 品上限都在65岁，重疾险的上限大概是55～60岁。不过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老年人出险的 情况较多，保险公司当然要考虑自己的风险。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老年人还存在着养儿防老 的想法，本身对于买保险也不是很积极。但这些并不能说明老年人买保险是不必要的。
（二）慈善观：他人福利消费趋向
由表一我们可以看 到，在整个个体福利观中平均得分最高的就是慈善观（3.89），这说明我国公民的慈善观 念已经很浓厚，慈善意识也相当的高。由下表也可以看出，“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的 累加比例高达74.9%，而“不赞同”和“不太赞同”的累加比例仅为13.4%。被访问者杨某 （E-10女，农民，55岁）说“同意这种说法。一家有困难，大家都伸伸手，帮一帮，让困难 的人度过难关。这就是农村人身上的一个小小的优点：热心肠。”这充分说明绝大多数的公 民 还是比较愿意给困难的人捐款，这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活动的宣传、民间慈善组织 的增多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 %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的捐款来自民 众。平民捐赠的巨大差异说明了我国平民慈善事业发展的缓慢。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平民 慈善的开发是整个慈善事业得到很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虽然现在我国公民的慈善意识和慈 善价值观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在行动上还是未见成效。这种意识和行动上的偏 差主要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生产力 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情结，费孝通先生把我 们的社会结构看作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退出去的波纹。“在这种差序格局 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 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P30)所以这种以家为中心、强调血缘的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缺乏西方社会那种无论亲疏与远近均 推崇爱人如己的平等、博爱理念。另外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包揽了几乎所有的事务，再 加上当时极少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些因素使得人们的思维定式已经形成：慈善事业是属于政 府的责任。这些传统文化对于解囊为陌生人解难的慈善事业来说是一个强大的阻碍，所以 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构筑一种新型的慈善文化：平等、互助、博爱、共享。因为慈善事业 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其发展需要有一种社会氛围，即需要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 的支撑。在一种明确的政策导向、健全的法律制度、发达的民间慈善组织以及完善的慈善事 业管理这样一种环境下，慈善才能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极力体现，即一种意识的现代化， 这种意识的现代化会使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尤其在人口老龄化急剧增快 的趋势下，人们就会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群。
五、结论与建议：养老模式的选择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公民的养老观念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深刻影响，另一方 面也带有了一些现代特征和个人特征。总体来看，人们的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受其受教 育水平、年龄、户口、居住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和全家收入以及父亲职业的影响 较为显著，而与家庭规模、宗教信仰、身体健康状况和信息渠道的获得没有相关关系。其中 年龄与养儿防老观念和老年幸福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即随着 年龄的增长，认为“养儿是为了防老”的观念和“只要老年人有钱就能活得很幸福”的观念 越强烈，而福利消费观和这些变量之间没有强相关。
从本次研究中不同年龄段养儿防老观的差异，可以看出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家庭养老只是一 种过渡形式，它的存在是与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养儿防老”的思想相联系的。家庭养老理论 中生产方式论认为，养老方式由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决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决定 了生产资料为家庭所有，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劳动者共享劳动所创造的物 质财富。劳动者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外，剩余劳动和剩余 产品的积累都留在了家庭内部。所以，家庭成员赡养老年人是责无旁贷的。当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过渡，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分工取代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和自然分工，养老方式也 就由家庭养老为主发展为社会养老为主。〔2〕当今由于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生产功能的外移使得家庭养老功能随之逐渐减 弱：养儿并不一定能防老，养儿也并不是为了防老。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养 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有其历史上的经济基础，经济 基础的改变，这种模式当然也是要改变的。”
那么，在当今中国正踌躇满志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养老模式如何选择？笔者从农村 和城市两个不同的区域层次来分析养老模式的选择：其一，农村方面：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 ”，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再加上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日益弱化 ”，这就使得农村养老问题凸现出来。笔者认为首先政府方面要加大力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 体系，尤其要包括失地农民的老年保障问题，以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约束来推进农村养老 社会事业的发展。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迅速地提高，那么农 村养老问题的重担还应该在村政府肩上，即一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医疗设施的增加和改进 ， 比如棋牌室的增加，依托村委会为家庭养老提供生活照料、疾病护理、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 服务。最后，全社会应建立有效的敬老爱老激励监督机制，加强对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教育 与监督，毕竟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 的复杂性，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还是一个艰难且持久的过程，所以农村的养老 保障体系要与土地保障、家庭养老相结合，即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 ，引进商业保险”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3〕其二，城市方面：笔者比较倾向 于城市社区居 家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它是以居家养老为 形式,以社区养老网络为基础，以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为保证，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 相结合的养老体系”〔4〕。但居家养老却需要宏观方面（在制度可操作化 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政策法规支持以及机构支持系统）、中观方面（社区设施服务支持系统 ：加强对社区工作职能、社区机制、社区队伍、社区设施、社区资源以及服务点的宣传）以 及微观方面（以“孝”为依托的家庭养老导向与自我支持的互动）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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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J］.
学海，2007(3).
〔10〕东北网评：拿什么开发平民的慈善意识？［EB/OL］.http://comment.northeast.cn ，2007-04-04.
The Choice of the Old-Age Car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to Modern Mode
[JP4]——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Idea
of Value in 2007[JP]
LI Yu-l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Chinese citizen’s idea
of value in 2007 via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age care mode in modern China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to support parents in their old age, old-age happiness, and welfare co nsumption. Caus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re explor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China today, old-age care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 ractice to the modern mode. Old-age mode is clarified considering the rural and
urban situations.
Key words: old-age care；tradition；modernity；value
〔责任编辑： 立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