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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800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了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没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书记也不一定全，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吴德同志布置，要我召集各口讲话，通过各级党组织布置下去，要各级党组织做工作，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时我一听很犯难，我说这个会议我不召集，我不讲，你叫倪志福、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同志讲吧，一、二、三书记不讲为什么让我讲？你们召集呀，我分管的是政法系统，专管政法啊，拒绝了。吴德没有勉强我，布置丁国钰同志去召开这个会议，让丁国钰去讲。丁国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讲了四条，说总理健在的时候讲过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条很不满意，抓住丁国钰讲的四条不放，其实哪里是丁国钰的？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也不是吴德一个人的。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民兵，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他能拿回去吗？群众把花圈都扛到天安门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和民兵动员他们扛回去，能扛回去吗？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我说不能这样布置，当场拒绝了。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我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对警卫部队、公安人员、值勤民兵布置时，我要求：群众送花圈，你们第一要保护群众安全；第二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安排得有秩序、不乱摆，要整整齐齐摆好；第三要注意外国人的活动，防止外国人趁机搞情报、摄影，随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止外国人的违法活动；第四就是保护花圈的安全，防止坏人放火把花圈烧掉，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也发现过有汽油一类的物品。我就是这样布置的，记录在案的，没有说劝阻群众送花圈。布置以后，群众送花圈就没有障碍了，没有人劝阻，排列好，安放好，秩序很好，一点都不乱。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再一种情况，确实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有骂毛主席的，抓住的也有。特别是晚上，我们怕把花圈搞坏了，烧掉了就麻烦了。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红观礼台4日才摆满。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
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鲁瑛写的条子送到政治局，江青暴跳如雷。张春桥强调12点已过，清明节过了，可以收花圈了，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4日晚上就收花圈。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噜噜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副处长张冠金（音）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也没说让张冠金记录有什么指示，继续睡觉。前几天碰到张冠金还说起这事，他说没错，我没说去，也没让他记录。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快到八点钟，我估计情况很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了。
八点钟的样子，我到了金水桥前的华表位置，国旗杆的地方，一看纪念碑的台阶上，站满了穿黄军衣的战士，个子又高，四面人墙。我感到很难看，搞四面人墙干什么？我就到纪念碑台阶上，曾绍东同志在那里，是管警卫的副司令，我说老曾啊，我看了非常难看，赶快撤掉。他说，送花圈要往纪念碑挂呀。我说你让他们挂啊，悼念总理嘛，纪念碑台阶守着干什么，又不是阵地，赶快撤了，群众影响不好。他就撤了。
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刘坚（音，大会堂负责人）的电话，说紧张得很，参谋也打了，怎么办？告急。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花圈在中山公园。群众又涌向中山公园了。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华国锋同志还向我问一个问题：冒白烟的是什么？我说看不清楚，不知道。我在卫戍区机关，隔着公安部、历史博物馆，怎么能看见呢？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得清楚。我说会不会是烧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冒白烟？华国锋说不像。我让曾绍东撤出去，要历史博物馆警卫三师的一个营，胡世寿同志带的这个营，胡世寿当时是副师长，我让他掩护指挥所撤出去，维持秩序把群众隔开，清一条路让指挥所撤出来。胡世寿这个营出去了，围着小红楼把群众隔开，曾绍东他们是从厨房的窗户那面墙撤到邮电局里面去了。这时楼上不知怎么搞的还有个卫生员，卫生员打了一次电话。后来他们报告，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卫生员报告的情况。我告诉胡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20多人抓了，但是直到天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
到下午四五点钟，中央要吴德讲话，用有线广播。吴德让刘传新起草，自己修改后送中央。据吴德讲，毛主席看了，批示说照办。退回来就在广场的有线广播上广播吴德讲话。五点半开始广播，让群众离开，不要上坏人当。这时群众很多，有的听了很反感，“我来广场，哪个坏人给我任务了？”看这个架势，是要抓人了，很反感。天快黑了，吴德讲话过了很长时间了，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八点半开始。考虑到卫戍区礼堂看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还不如政治局了解情况及时，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一窗之隔，看得清楚。这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在人民大会堂，我不清楚。我知道陈锡联在那里，他老给我打电话。其他哪些人在不知道，华国锋可能在，“四人帮”什么人在不知道。吴德同志对我说，你到历史博物馆，就近观察情况，部队八点半行动，由你来通知。我不就成了现场指挥了吗？
我带了王秘书，穿过隔离带到了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领导安排我们在二楼（或三楼）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我是打着手电筒从公安部过去到历史博物馆的。警卫一师指挥所也在历史博物馆。田占魁同志也在那里。我先到田占魁的指挥所了解情况，一看人很多，接着上楼找到看得清楚、有电话的地方，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王秘书一直在这里，我有时离开也不远。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我看到广场密密麻麻，是几十万人，绝对不是几万人，不能动，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我想回卫戍区礼堂给吴德同志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我去提建议，书记在场的有丁国钰、倪志福、杨俊生等同志，吴德主持会议研究，能做出一个决定推迟时间？不执行中央的八点半，执行北京市委推迟时间的决定，吴德做得到吗？做不到！讨论的结果很可能是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提这样的建议还不如不建议。你建议了，也讨论了，请示了，报告了，决定是坚决按八点半执行，你还敢推迟啊？我一想，干脆谁也不请示，谁也不报告，就是不动。
我派警卫一师的副师长张志民（音）同志看看广场还有多少人，一看不得了，还是人很多，什么时候人才能减到最少的限度呢？我想只能推迟到11点。11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你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
果然，11点以后，广场上看不到多少人了。我又派张志民同志再去看一看，黑暗的地方看仔细点，不要出动时一下又出来几千人就麻烦了。他回来说，确实没有了，只有纪念碑台阶上坐着一圈人。八点半到11点之间，陈锡联同志给我打电话很多，说你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我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我认为他在说胡话。那天我去倪志福同志处，倪志福同志说华国锋不满意，说“人都跑光了！”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就没想到人多会踩死人吗？我看是没想到。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这时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兵还没过金水桥。我也来到纪念碑台阶下，没见到打人，要有我会制止。我问刘传新和公安局其他同志，你们清查，查到多少人？他们说查过了，不到150人，怎么处理？我说两条：第一、什么人留下审查？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留下审查。第二、未带凶器、未带反革命传单的问清单位，打电话查对清楚确是该单位的人，要单位领回去，或天亮前放掉，有事找他，没事就算了。公安局后来留下审查的人，不到50人，是不是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我规定的是这两条，我的意见是，没有理由说围住的人，围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就是坏人，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是嫌疑，要审查。就是平时在百货大楼，碰到你身上带一把刀，公安人员也要把你叫到一边，问你带刀干什么？何况镇压反革命。我认为这样一过滤，筛减一下，人就少了。纪念碑这几个人，你就蹦八丈高也踩不死人。这样我们缩小了抓人的面，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围了人就抓、就关，那不对。
还有就是，我布置把汽车被烧的残骸赶快拉走，天亮前拉走处理掉，现场打扫干净；小红楼赶快修好，油漆好，恢复，要马上进行，恢复得比原来还要好看。布置完后吴德打电话，我说不到150人，报告了两条处理办法，吴德听了后说好，就这样执行。如果吴德有新的意见，我还可以再按他的意见办。为什么汇报那两条处理意见？我可以先问吴德，困住的150人怎么处理。他可以随便答复，“不要放走，审查清楚了再放走”，他要这样说就全部留下来了。我决定的两条不是全部留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是筛减。
刚搞完回到卫戍区礼堂，政治局打电话通知，要吴德、倪志福去开会，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吴德要我和刘传新二人也参加，可能是他报告政治局要我二人列席会议。走到门口，吴德同志说，唉，时间搞晚了，这问题汇报时怎么解释一下。我们统一了口径：这是礼拜天，民兵集合得晚，挨家挨户叫，所以晚了；另外，车开出来，到处遇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到得晚了。吴德说好。其实我准备了腹案，推迟了两个半小时，我不考虑还得了？
他们上车走了，我找我的司机大李，他到市革委会地下室吃夜餐去了，结果晚到十分钟。但会议还没开始，也可能是等我，反正还有其他人没到齐。毛远新做记录。我到了后汇报就马上开始。叫刘传新汇报，他讲得比较长，详细汇报。他汇报完后吴德同志问我有什么补充，我讲了三个事情：第一就是解释怎么晚了，说今天是礼拜天，民兵集合要挨家挨户叫，再就是车队出来到处碰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还有的走错了路，耽搁了。王洪文就插话，应该搞个标志，车队出来处处开绿灯车队就不会散了。我接着讲，到得早的民兵也有，市财贸系统民兵，有几千人，但这部分民兵绝大部分是女民兵，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我把情况主动做了解释，也没有追问我。第二讲烧汽车、烧房子的十几个人抓住了（当时还不知道有20多人），是一伙小流氓。张春桥说，是流氓犯罪吗？我说当然，烧房子、烧汽车是犯罪。还讲了一件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讲了三件事，很短。
后来江青、王洪文几个人讲，搞什么水枪，往脸上喷啊，外国警察不是用水龙头对付群众嘛，七嘴八舌。我一去就看华国锋不大高兴，不理睬我，我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我经常批评他们不能这样，是不是小偷你没搞清楚，怎么能打呢？打人、打伤人，不是那天晚上，是1日、2日、3日、4日，公安人员盯梢，有说反动话的啊，群众也搞不清楚，和公安人员冲突，打起来。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摘自《炎黄春秋》2012.3）B②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800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了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没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书记也不一定全，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吴德同志布置，要我召集各口讲话，通过各级党组织布置下去，要各级党组织做工作，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时我一听很犯难，我说这个会议我不召集，我不讲，你叫倪志福、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同志讲吧，一、二、三书记不讲为什么让我讲？你们召集呀，我分管的是政法系统，专管政法啊，拒绝了。吴德没有勉强我，布置丁国钰同志去召开这个会议，让丁国钰去讲。丁国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讲了四条，说总理健在的时候讲过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条很不满意，抓住丁国钰讲的四条不放，其实哪里是丁国钰的？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也不是吴德一个人的。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民兵，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他能拿回去吗？群众把花圈都扛到天安门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和民兵动员他们扛回去，能扛回去吗？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我说不能这样布置，当场拒绝了。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我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对警卫部队、公安人员、值勤民兵布置时，我要求：群众送花圈，你们第一要保护群众安全；第二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安排得有秩序、不乱摆，要整整齐齐摆好；第三要注意外国人的活动，防止外国人趁机搞情报、摄影，随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止外国人的违法活动；第四就是保护花圈的安全，防止坏人放火把花圈烧掉，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也发现过有汽油一类的物品。我就是这样布置的，记录在案的，没有说劝阻群众送花圈。布置以后，群众送花圈就没有障碍了，没有人劝阻，排列好，安放好，秩序很好，一点都不乱。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再一种情况，确实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有骂毛主席的，抓住的也有。特别是晚上，我们怕把花圈搞坏了，烧掉了就麻烦了。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红观礼台4日才摆满。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
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鲁瑛写的条子送到政治局，江青暴跳如雷。张春桥强调12点已过，清明节过了，可以收花圈了，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4日晚上就收花圈。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噜噜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副处长张冠金（音）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也没说让张冠金记录有什么指示，继续睡觉。前几天碰到张冠金还说起这事，他说没错，我没说去，也没让他记录。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快到八点钟，我估计情况很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了。
八点钟的样子，我到了金水桥前的华表位置，国旗杆的地方，一看纪念碑的台阶上，站满了穿黄军衣的战士，个子又高，四面人墙。我感到很难看，搞四面人墙干什么？我就到纪念碑台阶上，曾绍东同志在那里，是管警卫的副司令，我说老曾啊，我看了非常难看，赶快撤掉。他说，送花圈要往纪念碑挂呀。我说你让他们挂啊，悼念总理嘛，纪念碑台阶守着干什么，又不是阵地，赶快撤了，群众影响不好。他就撤了。
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刘坚（音，大会堂负责人）的电话，说紧张得很，参谋也打了，怎么办？告急。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花圈在中山公园。群众又涌向中山公园了。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华国锋同志还向我问一个问题：冒白烟的是什么？我说看不清楚，不知道。我在卫戍区机关，隔着公安部、历史博物馆，怎么能看见呢？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得清楚。我说会不会是烧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冒白烟？华国锋说不像。我让曾绍东撤出去，要历史博物馆警卫三师的一个营，胡世寿同志带的这个营，胡世寿当时是副师长，我让他掩护指挥所撤出去，维持秩序把群众隔开，清一条路让指挥所撤出来。胡世寿这个营出去了，围着小红楼把群众隔开，曾绍东他们是从厨房的窗户那面墙撤到邮电局里面去了。这时楼上不知怎么搞的还有个卫生员，卫生员打了一次电话。后来他们报告，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卫生员报告的情况。我告诉胡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20多人抓了，但是直到天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
到下午四五点钟，中央要吴德讲话，用有线广播。吴德让刘传新起草，自己修改后送中央。据吴德讲，毛主席看了，批示说照办。退回来就在广场的有线广播上广播吴德讲话。五点半开始广播，让群众离开，不要上坏人当。这时群众很多，有的听了很反感，“我来广场，哪个坏人给我任务了？”看这个架势，是要抓人了，很反感。天快黑了，吴德讲话过了很长时间了，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八点半开始。考虑到卫戍区礼堂看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还不如政治局了解情况及时，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一窗之隔，看得清楚。这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在人民大会堂，我不清楚。我知道陈锡联在那里，他老给我打电话。其他哪些人在不知道，华国锋可能在，“四人帮”什么人在不知道。吴德同志对我说，你到历史博物馆，就近观察情况，部队八点半行动，由你来通知。我不就成了现场指挥了吗？
我带了王秘书，穿过隔离带到了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领导安排我们在二楼（或三楼）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我是打着手电筒从公安部过去到历史博物馆的。警卫一师指挥所也在历史博物馆。田占魁同志也在那里。我先到田占魁的指挥所了解情况，一看人很多，接着上楼找到看得清楚、有电话的地方，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王秘书一直在这里，我有时离开也不远。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我看到广场密密麻麻，是几十万人，绝对不是几万人，不能动，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我想回卫戍区礼堂给吴德同志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我去提建议，书记在场的有丁国钰、倪志福、杨俊生等同志，吴德主持会议研究，能做出一个决定推迟时间？不执行中央的八点半，执行北京市委推迟时间的决定，吴德做得到吗？做不到！讨论的结果很可能是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提这样的建议还不如不建议。你建议了，也讨论了，请示了，报告了，决定是坚决按八点半执行，你还敢推迟啊？我一想，干脆谁也不请示，谁也不报告，就是不动。
我派警卫一师的副师长张志民（音）同志看看广场还有多少人，一看不得了，还是人很多，什么时候人才能减到最少的限度呢？我想只能推迟到11点。11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你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
果然，11点以后，广场上看不到多少人了。我又派张志民同志再去看一看，黑暗的地方看仔细点，不要出动时一下又出来几千人就麻烦了。他回来说，确实没有了，只有纪念碑台阶上坐着一圈人。八点半到11点之间，陈锡联同志给我打电话很多，说你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我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我认为他在说胡话。那天我去倪志福同志处，倪志福同志说华国锋不满意，说“人都跑光了！”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就没想到人多会踩死人吗？我看是没想到。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这时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兵还没过金水桥。我也来到纪念碑台阶下，没见到打人，要有我会制止。我问刘传新和公安局其他同志，你们清查，查到多少人？他们说查过了，不到150人，怎么处理？我说两条：第一、什么人留下审查？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留下审查。第二、未带凶器、未带反革命传单的问清单位，打电话查对清楚确是该单位的人，要单位领回去，或天亮前放掉，有事找他，没事就算了。公安局后来留下审查的人，不到50人，是不是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我规定的是这两条，我的意见是，没有理由说围住的人，围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就是坏人，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是嫌疑，要审查。就是平时在百货大楼，碰到你身上带一把刀，公安人员也要把你叫到一边，问你带刀干什么？何况镇压反革命。我认为这样一过滤，筛减一下，人就少了。纪念碑这几个人，你就蹦八丈高也踩不死人。这样我们缩小了抓人的面，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围了人就抓、就关，那不对。
还有就是，我布置把汽车被烧的残骸赶快拉走，天亮前拉走处理掉，现场打扫干净；小红楼赶快修好，油漆好，恢复，要马上进行，恢复得比原来还要好看。布置完后吴德打电话，我说不到150人，报告了两条处理办法，吴德听了后说好，就这样执行。如果吴德有新的意见，我还可以再按他的意见办。为什么汇报那两条处理意见？我可以先问吴德，困住的150人怎么处理。他可以随便答复，“不要放走，审查清楚了再放走”，他要这样说就全部留下来了。我决定的两条不是全部留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是筛减。
刚搞完回到卫戍区礼堂，政治局打电话通知，要吴德、倪志福去开会，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吴德要我和刘传新二人也参加，可能是他报告政治局要我二人列席会议。走到门口，吴德同志说，唉，时间搞晚了，这问题汇报时怎么解释一下。我们统一了口径：这是礼拜天，民兵集合得晚，挨家挨户叫，所以晚了；另外，车开出来，到处遇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到得晚了。吴德说好。其实我准备了腹案，推迟了两个半小时，我不考虑还得了？
他们上车走了，我找我的司机大李，他到市革委会地下室吃夜餐去了，结果晚到十分钟。但会议还没开始，也可能是等我，反正还有其他人没到齐。毛远新做记录。我到了后汇报就马上开始。叫刘传新汇报，他讲得比较长，详细汇报。他汇报完后吴德同志问我有什么补充，我讲了三个事情：第一就是解释怎么晚了，说今天是礼拜天，民兵集合要挨家挨户叫，再就是车队出来到处碰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还有的走错了路，耽搁了。王洪文就插话，应该搞个标志，车队出来处处开绿灯车队就不会散了。我接着讲，到得早的民兵也有，市财贸系统民兵，有几千人，但这部分民兵绝大部分是女民兵，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我把情况主动做了解释，也没有追问我。第二讲烧汽车、烧房子的十几个人抓住了（当时还不知道有20多人），是一伙小流氓。张春桥说，是流氓犯罪吗？我说当然，烧房子、烧汽车是犯罪。还讲了一件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讲了三件事，很短。
后来江青、王洪文几个人讲，搞什么水枪，往脸上喷啊，外国警察不是用水龙头对付群众嘛，七嘴八舌。我一去就看华国锋不大高兴，不理睬我，我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我经常批评他们不能这样，是不是小偷你没搞清楚，怎么能打呢？打人、打伤人，不是那天晚上，是1日、2日、3日、4日，公安人员盯梢，有说反动话的啊，群众也搞不清楚，和公安人员冲突，打起来。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摘自《炎黄春秋》2012.3）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