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应北伐、周旋敌营的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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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杨度书扇诗二首可证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度集》中《酬韩虔谷》二诗文字及注释有误。杨度此二诗虽带有应酬之作的客套,可仍很能表现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卓然超群的诗才,飘逸流转的诗风,同时生动地记录了作者为策应北伐、深入虎穴,以及周旋敌营的情形,鲜明展现出其大胆机智、任侠豪迈的个性,今日读之其人其事历历如在目前。
  关键词:杨度 书扇诗 《酬韩虔谷》 策应北伐
  妻家藏杨度手书扇子一把,系“文革”抄家劫后余灰。此扇年代久远,岳父健在时,夏季持之消暑,扇面端头浸有水痕,但墨迹清晰,其诗及诗后自注如下:
  其一
  城市山林两不能,先生高卧隐于兵。
  济南名士无余子,山左将军是故人。
  袖手看棋知胜负,科头持酒对疏亲。
  灯前慷慨平生事,得失悲欢一梦醒。
  其二
  无端唤起江滨客,特地来游历下亭。
  长揖山东新幕府,结交河北老书生。
  中原战斗无仇友,乱世交游混浊清。
  明日驱车向燕市,更携屠狗访荆卿。
  注云:丙寅春夏,与韩虔谷山人、文法龢同年诸君同为张效坤将军宾客,虔谷以诗相赠,作二律以酬之。平生诗不留稿,法龢同年出扇命书之,时与韩、文俱由济南至于北京,亦一鸿迹也,乞吟正之。
  夏五 杨度
  注中“法龢同年出扇命书之”之“法龢”,即笔者妻子祖父文法龢。文法龢名廷楷,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保和殿经济特科复试一等,杨度也通过此次考试,并取一等第二名好成绩,故称文法龢“同年”。文法龢兄文廷式为近代著名词人、学者,光绪十六年(1890)“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①。光绪“二十年大考,光绪帝亲拔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②。“参与筹建强学会,和维新派相结合‘欲开风气,挽世变’”。遭后党参劾,“被‘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③。戊戌政变时为避清廷缉捕,隐匿南方,于光绪三十年(1904)病逝。文法龢,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参加康有为倡立的保国会,清末民初曾任资政院议员、两淮盐运使、财政部印花税局局长等职,于1935年逝世。
  注中“张效坤”,即北洋军阀张宗昌之字,“丙寅”年为1926年,时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④韩虔谷,河北高阳人,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曾任山东“省府顾问”。⑤文法龢此前应与杨度同在张宗昌处为幕僚,后又相聚北京,杨度以诗书扇相赠,作为纪念。
  此二诗亦见于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是据“杨友鸾藏抄件”辑录,编者为其拟一标题《酬韩虔谷》,认为作于1926年12月。⑥杨度扇书“丙寅春夏”,明确指出二诗作于1926年春夏之交。“夏五”,指夏天五月(阴历),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是年夏五,改元景炎。”⑦查历书1926年阴历五月约在阳历六七月间,书扇时间或许就在此时。集中“济南名士无如子”“无端唤起江边客”两句,依扇杨度手书应是“济南名士无余子”“无端唤起江滨客”。
  此二诗写作背景大致如下。《杨度年谱简编》载,杨度1922年到1923年间受孙中山委托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幫助孙中山渡过危机,并作为孙中山代表酝酿建立孙曹联盟。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杨度参加“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活动。1926年,杨度担任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总参议,往来京津济,为配合北伐做瓦解北洋军阀工作。⑧杨度女儿杨云慧撰《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亦指出:五四运动后,杨度在国共两党身上看到民族希望,转而支持国民革命,多次在北方为孙中山北伐做策应。孙中山逝世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父亲决定继承中山先生遗志……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在北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胡鄂公是当时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负责人之一,和父亲的交谊很深。李大钊是共产党北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和我父亲建立了友谊。通过他们,父亲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1926年春天,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请我父亲为总参议。父亲便又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济南之间……表面上,他在为张宗昌出谋献策,暗中却仍处处为革命事业出力。1926年到1927年,父亲在张宗昌手下当参议时,为了早日实现全国统一,就用尽一切心机,在奉系和直系两派军阀之间进行‘造乱’活动,分化他们阻碍国家统一的力量。父亲的第一步计划是在曹锟面前谎称吴佩孚有野心,企图搞掉曹锟而自任总统。又说,吴佩孚没有什么本领,此次对南方作战,屡战屡败。曹锟听了气得要命,恨不得立即把吴佩孚的军权收回来。第二步,是在曹锟面前献计,怂恿曹锟以慰劳军队为名到郑州去,趁着吴佩孚来迎接的时候,一枪把昊佩孚打死,然后布告全国,自任三军统帅,联合南北两方军人,共同对付张作霖。曹锟听了,甚为高兴,准备按计行事。不料,吴佩孚有了防备,当曹锟到达郑州时,就借口保护总统的安全,严加戒备反而把曹锟软禁了起来,使我父亲的这个计划未能成功。父亲一计不成,又想出第二计。1927年初,北方的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冯玉祥的部队从甘肃、陕西等地向南进军,再次瓦解了吴佩孚所剩不多的军队。同时孙传芳在江苏、浙江两省也打了败仗,被北伐军打垮。这样,北方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只有张作霖一个人了。那时,张作霖时常派张宗昌的军队去援吴、援孙,实际上也就是去扩大地盘,保全自己的实力。张宗昌本来不是奉系,张作霖偏要派他的军队,却又不把他当自己人。因此,张宗昌心里也不高兴,颇有怨言。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就趁机在济南先放出空气说:‘张作霖已经和蒋介石暗中有联系,条件是要先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队。’这风声传到了张宗昌的耳里,他很惶恐不安,找我父亲商议。父亲又劝张宗昌要顺应潮流,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派人和广州北伐军联系,约好先攻打孙传芳,然后打张作霖。张宗昌听了,高兴得叫绝,就准备依计而行。不料,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突然来到了济南。他见张宗昌的态度暧昧不明,顿生疑心,竭力劝说张宗昌以团结为重,不要听信身旁人的挑拨而独自行动,要顾全大局。张学良临走时,还托人转告我父亲说:‘请杨皙子少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这又使父亲的计划未能成功,而且连生命都有危险。父亲便立即向张宗昌告辞,回北京去了”⑨。   这两首诗即应作于此时。杨度自注云“平生诗不留稿”,若非岳祖父大人文法龢以扇留之,而红卫兵小将又“目不识珠”“手下留情”,此二作真迹恐已湮灭于世。此二诗虽带有应酬之作的客套,可仍很能表现杨度狂放不羁的个性,卓然超群的诗才,飘逸流转的诗风,同时反映出他作为国民党说客在张宗昌处的周旋,并透露出其政治态度。笔者略作疏解,以就正方家。
  其一,首联“城市山林两不能,先生高卧隐于兵”。其中“先生”指韩虔谷,此二句恭维韩在武人张宗昌处任职是高卧归隐。颔联“济南名士无余子,山左将军是故人”。“济南名士”,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诗句。⑩“余子”指碌碌无为之辈,见《后汉书·祢衡传》:“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11}“山左”指山东,山是太行山,古尚坐北朝南,太行山左侧为山东,“山左将军”即指张宗昌。此二句言济南人才济济,没有碌碌无为之辈,而其中张将军还是自己的老朋友,此是进而恭维座中客人和主人。颈联转言自己,“袖手看棋知胜负”,指袖手旁观者对棋局胜负看得更为清楚,系夸自己冷眼旁观时局,能够预测不同政治势力的得失成败,此中或暗含他曾向张宗昌指明国民党会取得北伐胜利,希望张能顺应时代潮流,归顺国民革命。“科头持酒对疏亲”,“科头”指不戴冠帽,裸露头发,形容形态散漫任诞。“疏亲”指疏远与亲近的人。这句形容自己一片任诞,面对酒宴上的新朋故友。尾联“灯前慷慨平生事,得失悲欢一梦醒”,是说自己在灯炬辉煌的酒宴上,向朋友们慷慨回忆一生得失悲欢的经历,仿佛一场大梦初醒。
  其二,首联“无端唤起江滨客,特地来游历下亭”。“江滨客”,元张可久曲《卖花声·客况其二》有“十年落魄江滨客”句,{12}“江滨客”是自谦为落魄江湖之人。“历下亭”,济南名亭,因南临历山(千佛山),故名历下,此处代指济南。首联谦言自己是落魄江湖之人,没来由地被叫来济南一游。颔联“长揖山东新幕府,结交河北老书生”。韩虔谷是河北人,“河北老书生”应是指他。“山东新幕府”,当指文法龢,亦可见此时其至张府时间不长。颈联“中原战斗无仇友,乱世交游混浊清”。“中原战斗”应指此前先后爆发的两次直奉战争和浙奉战争,诗人认为军阀间的这些战争都是没有真正敌友的毫无意义的争斗。“乱世交游混浊清”,是说身处乱世难免结交各色人物。尾联“明日驱车向燕市,更携屠狗访荆卿”,巧用荆轲故事结尾:“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13}荆轲在燕,曾与屠狗者为好友,此二句诗人表示明日驱车到京,要去拜访如荆轲般侠义的朋友。1926至1927年间,杨度曾怂恿曹锟刺杀吴佩孚,此中也许亦含此意?诗境至此慷慨悲壮。
  这两首诗生动记录了杨度为策应北伐、深入虎穴、周旋敌营的情形,鲜明展现出诗人大胆机智、任侠豪迈的个性,今日读之其人其事历历如在目前。
  ①③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页,第2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933页。
  ④ 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8页。
  ⑤ 晋葆纯、曹宪忠:《张宗昌重建山东大学》,载《济南文史》2013年第3期。
  ⑥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708页。
  ⑦ 冯其庸等选注:《历代文选》(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186页。
  ⑧ 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2页。
  ⑨ 杨云慧:《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85—104页。
  ⑩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
  {11} 范晔:《后汉书》(第9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53页。
  {12} 吕薇芬、杨镰校注:《张可久集校注》(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13}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见《史记》(第8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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