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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媒体，应当承担统合民意、引导舆论与监督政治权利并同其抗衡的双重责任。然而，综观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轨迹，尽管不能否认新闻媒体对民主主义的发展起了某种程度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作为民主主义旗手的新闻媒体，事实上从未真正反映民意，而是仅仅将国民视为“观众”。这不但加剧了政治与民意之间距离的扩大，而且也引发了民主主义的危机。文章以《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心，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与局限进行探讨。
关键词：媒体；战后民主主义；国民主权；朝日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9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41-09
2012年12月16日，日本进行了第96届众议院选举。本次大选，参选政党多达14个，是1996年实行现行选举制度以来，参选政党最多的众院选举。然而，在结果公布前，媒体却一味宣传“民主、自民、维新”三党的势均力敌，对其他参选政党则无过多关注。与此同时，媒体还通过舆论调查不断营造“自民的压倒性优势”氛围。
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中，媒体的作用日益凸显。据日本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0%以上的日本国民对报纸、电视、杂志等大众媒体绝对信服，在被调查的60个国家中位居首位。换言之，日本国民受媒体影响的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说自民党最终大获全胜，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媒体在积极预测选举结果时，却弱化了核电、消费税等选民的关注热点。这无疑是人为地降低了选民对选举的关注度。其结果就是此次大选的投票率达到了战后最低水平。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选举则是国民参与政治的最大机会。然而，如今却有超过半数的选民选择弃权，不得不说民主主义已经出现危机。对此，媒体导向亦“功不可没”。
以此为契机，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民主政体下媒体的姿态。文章将以日本五大报纸之一的《朝日新闻》的社论为依据，探讨战后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与局限。
一、占领期的民主改革与《朝日新闻》
（一） 占领初期的社内改革
1945年8月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公告第十条明确规定“须消除一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复兴之障碍，必须加强对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之重视”。据此，日本开始向扫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及民主化方向迈进。而《波茨坦公告》亦被视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瓦解，政党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面对突如其来的民主主义，在政党和国民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状况下，日本新闻界率先开始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批判。
1945年8月23 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如下社论：
“……特别是与舆论、民意有着密切关系的言论机构的责任是极为关键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姑息放纵自己曾犯的过错。所谓‘自我定罪’的觉悟十分明确。……尽管常常强烈感受到为维系组织存在而不能坦露心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作为言论人应有的率直、忠实和勇气。”
此社论发表时麦克阿瑟以及联合国军先遣队尚未抵达日本，东久迩首相提倡的“全国民总忏悔”也尚未开始。也就是说，此社论并不是在占领军强制下撰写的，也就不能称其为迎合占领军的意志或是顺应时局的产物，而是完全根据新闻人的自由意志撰写的。该社论不仅拷问了战败的责任，同时也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问。而且意识到，为了履行作为言论人的责任，就只能站在超越“组织”的立场。因此，该社论不仅在战后言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亦成为战后新闻界“民主化运动”的思想先驱[1]4-5。
1945年9月22日，占领当局公布了《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开始在美国占领军的指示下逐步展开。同年11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了著名宣言《和国民站在一起》，宣言结尾处写道“今后，朝日新闻将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识为基调来运营，始终同国民保持一致，以国民之声为真正的声音。在这个惊涛骇浪之秋，在日本民主主义确立之途，面对种种困难，朝日新闻在此宣誓始终成为国民的机关。”同时提出“为了明确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社长、局长以上的干部应该全体下台”的要求。最终，经过几番周折，领导层接受了这一要求集体下台。此外，《朝日新闻》还于同年11月在东京、大阪、西部三本社设立了舆论调查室，并于1946年3月实施了问卷调查。《朝日新闻》社内民主化改革初见成效。
（二） 民主政治的胎动与社论
1946年，以日本社会党的成立为开端，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等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也相继诞生，日本国内开始了迈向民主政治的胎动。
然而，宪法修订的准备工作却迟迟未决。其实在1945年10月13日，《朝日新闻》就已发表社论《钦定宪法的民主化》，要旨如下：
“波茨坦公告的公布，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这早晚会带来宪法条款的修订，甚至是新宪法的制定。……我们的宪法原本是钦定宪法。尽管如此，《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前文中写道‘此宪法之某项条款至将来遇有改宪之必要时，朕与朕之继承统治之子孙执提议权，议案交付议会，议会依此宪法规定之要件议决之’。……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已明确，这是国家和国民都应遵守的大方针，没有讨论的余地。任何的踌躇逡巡只能将遗憾留给后世。”
社论表明即使钦定宪法也不是万代不易的，强调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宪法自由主义化是大势所趋。
1946年10月7日，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了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于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基本人权”三大基本原理，使日本真正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也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标志。
对此社论指出，“在新宪法的诞生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思考战败的意义呢？……我们必须仔细体会作为民主主义之敌而败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必须承认只有通过民主主义才能获得生存之道。而新宪法正是实现民主国家的路标”[2]。积极评价了新宪法对实现民主主义国家的作用和意义。 论说委员田中慎次郎曾提到“为了民主主义革命，麦克阿瑟欲在人民中唤醒民主主义的自觉。社论为其注入了催醒剂。实际工作的论说委员人数较少，因此大家都在忙于思考。然而，身处民主主义革命的急速发酵状态中，我们似乎也‘发酵’了，即使繁忙也不会觉得痛苦。当然，这一‘发酵’绝不是‘酩酊’”[3]62。显然，在战后初期，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推进，此时期的社论中涌动着一股新鲜空气。
1951年9月，日美两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1952年4月28日与日美安保条约同时生效，宣告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朝日新闻着手修改新闻纲领，并于同年9月1日公布了新的《朝日新闻纲领》，宣称“站在不偏不党的立场始终贯彻言论自由，为建设民主国家及维持世界的和平而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朝日新闻》在推动社内民主化的同时，也通过社论转向等努力，为民主主义的发展营造了有力的舆论氛围。而新的新闻纲领的制定，也使《朝日新闻》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急先锋”。
二、独立后的民主议题与社论
在这里，文章将以“日美安保条约”、“消费税”、“宪法修订”等贯穿战后民主主义发展脉络的议题为中心，考察新纲领指导下的《朝日新闻》社论是如何展开的。
（一）日美安保条约与社论的展开
经过占领期的民主化改革及学校教育、舆论宣传，绝不再次发生战争的日本宪法精神逐渐深入民心。据总理府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宪法适合日本国情”的比例在1952年为18%，到1955年则达到40%，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4]123。另一项调查则显示，认为“世界战争有再度发生可能性”的比例为57%，而认为“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应发生战争”的比例则高达77%[4]163。
面对新的国际局势，政府与国民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现实，并意识到日美安保条约终究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而缔结的，它保留了美军基地，使冲绳——小笠原处于美军统治之下。独立后的日本如果继续保留美军基地，会直接影响日本与亚洲的和平。此时期舆论显示，尽管希望明示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但是也不认同日美两国的共同防卫义务。希望限制驻日美军向日本领土以外的地区出动。如此，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被提上日程。
1957年4月，岸信介首相访问驻日大使麦克阿瑟，提交了有关“希望以平等方式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文书[5]92-93。《朝日新闻》旋即于同年4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条约的修订应站在现实的立场，尽早且渐进式的进行。”并主张应修改“条约到期后如果不同意即失效，如果同意即延长”的规定[6]。这也是《朝日新闻》针对“安保条约修订”问题正式发出的第一声[3]271。
随着条约修订交涉的正式开展，日本国内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趋势愈演愈烈。1959年3月，社会党和总评等结成安保条约修订阻止国民会议，最初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然而，由于岸首相的一意孤行，1960年5月20日自民党在众议院会议上单独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国会示威游行。对此，社论指出：“国民对新条约再审议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自民党主流派却无视民意，企图强行通过安保新条约……毫无疑问，这是彻头彻尾的非民主式行动。……作为自民党总裁的岸首相，却采用民主国家不应有的强行手段”[8]，对政府脱离民意一意孤行的行为予以严厉批判。
时任论说主干笠信太郎在同月27日提出“为缓和不安定局面，有必要发表共同声明”的主张[9]416-418。这在当时的局势下是比较早的构想。1960年6月17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7家新闻社发表了共同声明。指出“国会内外的流血事件使议会主义陷入危机……不论面临怎样的政治难题都决不允许用暴力来解决。如果承认暴力成为社会潮流的话，民主主义将面临崩溃，日本也将陷入国家存亡的危险境地。在此问题上，政府责任重大，应及早致力于解决当前事态”，最后呼吁“希望政府执政党与在野党能够响应国民之盼望，在维系议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保持一致”。然而，为保证各新闻社步调的一致，该宣言没有明确提出要求岸首相下台的要求。因此遭到进步派、革新阵营的批判[3]293。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社论还是共同声明，都不再触及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内容本身。取而代之“安保修订条约的强行裁决，迫使日本不得不重建民主主义”等声音不断高涨。
诚然，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强行通过，表明了战败后被植入日本的民主主义，依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中，尚且不成熟。然而，围绕安保新条约，一系列社论及新闻界共同声明的发表，使国民的关心随之高涨。如1960年6月27日的社论《我民主主义现阶段》指出“5月20日以来的一个月间，本社连日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如此众多的读者之声的蜂拥而至，在战后还是首次。……迄今为止从未过问政治问题的众多国民，怀着对社会骚然的不安，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及对和平的祈望奋笔“投”书……。”
显然，媒体营造的有力舆论氛围， 推动了民主主义基础在各个阶层间不断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岸信介内阁迫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而下台，使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国民为维护和平和民主主义而与政府进行的一场较量。这同时标志着战后和平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二）消费税问题与社论
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将施政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日本从此进入“经济时代”。1960年代中期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国民重拾信心。进入197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向“稳定增长”的转变。比起变革，人们更希望安定；相对于政治，国民更倾向于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信息。消费税就是其中之一。
70年代以来，政府陆续提出“附加价值税”“一般消费税”“营业税”等构想，但因遭到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批判，皆无果而终。《朝日新闻》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不公平税制的现状，并追及其原因。同时，应以‘现在及将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中，如何课税及如何确保税制公平’这一视角为中心”，对政府提出“应以税制整体及细目问题为前提，重新审视税制”的诉求[10]。这也是80年代初期，《朝日新闻》针对消费税问题的基本论调。 1988年2月，时任藏相的宫泽喜一在税制调查会上提出“大型间接税导入的是与非”这一税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契机，消费税的导入被重新提上日程。
对此，社论指出“自民党在选举公约中表示，要根据多数意见来决定大型间接税的导入，在税制改革这一问题上至少执政党与在野党要达成合意。否则，就应通过再次选举来征求民意，然而，最近的国会运营完全辜负期待”[11]。对消费税的强行导入表示质疑。该社论最后强调 “消费税被以这种形式导入，我们无法接受”。这一论调至今仍不乏积极意义。
然而，不顾舆论和在野党的反对，1988年12月24日参议院还是通过决议，消费税正式诞生。次日的社论指出，“我们反对税制改革六法案采决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消费税法案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在触及‘税制改革’这一基本问题时，自民党缺乏实现社会公平的诚意，没有遵循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12]。明示立场，反对消费税强行导入，认为这是违反民主主义的行为。
1993年7月，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独裁政权宣告终结。次年自民党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权。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政治改革”与“所得税减税”。细川首相在同年2月的合同会议上提出废除消费税，设立 “国民福祉税”的主张，并召开记者会。强调“如今的税制偏重个人所得，会增加青年人的负担。必须制定一个符合高龄化社会的方针”。
对此，《朝日新闻》社论在提出质疑的同时，强调“在此，想要再次确认的是……从适合高龄化社会税制的观点来考虑的话，将来的消费税增税在所难免”a。不难看出，“为了适应高龄化社会，有增税的必要”这一论调已跃然纸上。
进入21世纪，经济持续低迷，高龄化、社会保障费贬值等问题日益严峻。2007年11月20日，政府税调报告中，将消费税定位为“社会保障财源的核心”。对此，社论开始明显倾向于支持消费税增税，并强调“不增加消费税的话就不会安心”[13]。实际上，《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同样支持增税。
凭借媒体的“支援”，增税势力日益增强。2012年6月2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在国民的反对声中通过了以消费税增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相关法案。
由此可见，在消费税增税这一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不论是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亦或是社论主张，似乎都忽视了国民的存在。显然，曾高呼“与国民一起”的《朝日新闻》，已经出现了“重国策”“轻民意”的倾向。
（三）宪法论争与社论
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以来，虽然从未做过正式修改，但是有关护宪和改宪的论争却从未停止。
《朝日新闻》一直主张“护宪”。以每年宪法纪念日的社论为例，“和平”“宪法9条”“宪法修订”都是被大量使用的关键词。例如，1954年5月3日的社论指出“从外而言，日美安保体制在不断形成，内部与此呼应，从保安队到三军均衡的自卫队的自卫态度也在不断强化。然而，政府却一直在强辩没有违反宪法第9条”，对政府的行为表示谴责，进而强调“即使处于如今的局势下，也不应该走向宪法修订及再军备的方向”[14]。明示护宪主张，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此后则主要是拥护和平主义的社论，对于修改宪法并没有过多涉及。
社论再次重申“护宪”主张，是在海湾战争后的1993年。此时的社论强调“宪法当然可以修改。但是，战后日本坚持‘不战’路线，如果修改此路线，我们认为不会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而我们也绝不会妥协”[15]。明确表明反对修改宪法9条的立场。
2007年5月3日，正值宪法实施60周年，《朝日新闻》以《社论21：提言之日本的新战略》为题，刊登了长达8页的社论特集。其中包含拥护宪法9条的论述。指出“9条是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是构筑日本社会的资产……舍弃这块‘和平的牌匾’将招致莫大的损失”。“对9条的修订是弱化战后日本的基轴，会导致无法抑制美国单独行动主义”a。其“护宪”立场被再次确认。
然而，同日报纸头版刊登的社论特集综述却也指出“不是以‘护宪’为前提，而是首先从各个角度探讨日本应走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来判断9条的是与非”。开篇名义，表明了社论的基本态度。毋庸置疑，这是为了突显社论的公平性而运用的修辞性表述。很明显，与以往明确强调“护宪”主张的态度不同，《朝日新闻》的护宪主张呈现弱化的倾向。
实际上，日本五大报纸中只有《朝日新闻》坚持“护宪”立场。然而，据时任论说主干若宫启文所述，其实朝日社内的改宪派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改宪论者“大体上集中在国际派及政治部系”，而护宪论者则集中在大阪、名古屋等地方社，“这些人的观点更接近朝日新闻社内的普遍观点”[16]266-267。显然，“护宪”立场的维系不是基于“民意”的统合，而是依赖社内力学的较量。
另一方面，朝日新闻社某销售干部也曾指出“报纸销售量严重滑落，各地区的实际销售量只有对外公开数值的7至8成。近年来，读者减少倾向日益严峻。理由中的大多数是认为‘不赞同其论调’‘左翼倾向严重’等……这也使广告及营业额受到牵连”。众所周知，广告是媒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读者数量则直接影响广告收益。因此，朝日新闻编辑部干部表示，“如今为了提升读者的信任度，编辑部正在为社论论调的转换而费尽心思……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论调倾向于‘中立’，以无违和感的形式推出认可‘改宪’的主张……”[17]不难发现，社论立场的变化表面上是迎合“民意”，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社益”。
三、民主主义危机拷问媒体责任
2010年5月3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宪法纪念日：期盼民意回归》。开篇写道“日本国宪法前文写道‘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去年夏天，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终结，民主党获取政权。这符合要求改变日本的民意。接下来的8个月，鸠山政权的支持率持续低落。政治并没有像预期一样展开。众多国民开始自问，是否真正成为主人公？” 如前所述，日本国宪法的第一要义即“国民主权”。民主政治自然就应该是反映“民意”的政治。然而，通过对上述社论的考察就会发现，战后民主主义舞台上的表演者只有政党和媒体，而国民更多的时候仅是观众。
（一）“脱民意”引发的民主政治危机
如下页表1所示，尽管政治家由国民选举产生，但是国政却始终未能真正反映民意。这一状况持续至今。2011年12月朝日新闻社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对“政党是否顺应民意”问题的回答有85%的人选择了“没有顺应”。对“政党是否比以前遵守公约”这一问答，有80%的人选择了“没有”。而对“是否参与政治”这一选项，有54%的人选择了否定。
2012年3月31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也显示，认为国家政策“未体现民意”者高达81.9%，创下1982年有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而针对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选择“政治家应倾听国民心声”一项的比例为30.1%，成为首选。由此可见，国民对政党的不满意相对严重。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投票率的低下。
2012年12月16日，日本进行的第96界众议院选举中，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为59.32%，达到了战后最低水平。参照图1。
如果对政党不满的，可以将不满情绪明示。为何国民会选择弃权这一消极方式呢？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然而，政府对核泄露的处理却不尽人意，加上延误关键时机，让政客和官僚成为众矢之的。日本各地因此爆发了大规模反核示威游行。面对国民对“核”的抵制，在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很多政党都打出“去核电化”的旗号。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政党拿出详细计划，这让选民大失所望。对此，社论分析称“选民投票率创下战后最低纪录，原因是日本民众已对政权更替失去信心”[18]。
此外，针对“低投票率原因”的调查显示，有51%的选民认为即使投票也不会改变政治”。由此可见，“选举中的弃权”本身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这或许是对本次选举出现的最低投票率做出的最好解释。
然而，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国民主权只有通过主权者权力的真正行使才能实现，选举投票则是主权者权力行使的最大机会。“弃权”无疑是主权者对基本权利的自我放弃。如此多的国民放弃参与政治的权利，表明民主主义基础开始动摇，民主政治陷入危机。而一直批判政府忽视民意的媒体，对此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二）“轻民意”引发的媒体信任危机
民主社会中的媒体，应承担独立监督政府的职能。社论作为报社公开表明的、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主张和立场，应在不被政治权利左右的基础上，通过各个角度对诸问题展开分析，从而提供清晰明确的选项。这样才能促进各阶层国民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并将其作为自身问题来思考，进而发出响应的声音。
然而，综观上述社论发现，围绕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增税、修改宪法等议题，社论通常只给出“反对”或是“支持”的二选一图示，并未给予国民更多的选择，对这些议题背后的事实也并未做出更多的解释和报道。例如，在增税议题中，在尚未明确说明消费税导入目的的状况下，社论主张的中心由最初的“对税金问题本身复杂性的讨论”转变为“支持增税”；而针对修改宪法问题，虽然主张“护宪”，但是对放弃宪法9条的战争是什么？被禁止的“战力”该如何解释？等应该对民众明示的问题，也未作出完整解释。
总之，社论论调时而与政党对抗，时而又与其互补。在批判政党时，也只是下定论式地强调“政党·政治家之过”，不但抹杀了让国民深入思考的时间，且在无形中剥夺了国民的“知情权”，最终导致国民只能对现实政治“被迫默认”，政治与民意之间的鸿沟亦随之扩大。而这也成为媒体信任危机的根源。
显然，宣称“与国民站在一起”“不偏不党”“为实现民主国家而努力”的《朝日新闻》并未完成使命。如果说背离民意的民主是自欺欺人，那么高呼“民主主义”却忽视民意的媒体就是纸上谈兵。其最终结果如图2所示，即国民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严峻。无疑，这也是民意的一种表达。
四、结 语
文章以《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心，探讨了新闻媒体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
纵观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轨迹，虽然不能否认新闻媒体对民主主义的发展起到某种程度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不论是政治权利亦或是新闻媒体，都仅仅将国民视为“观众”。特别是作为民主主义旗手的媒体，事实上从未真正反映民意，这不但加剧了政治与民意之间距离的扩大，而且也引发了民主主义的危机。
众所周知，代议制民主主义确立以来，尽管政治家由国民选举产生，但是政治权力却常常背离民意。因此媒体在把握舆论动向，使其反映到政治决定过程的同时，也承担着监督政治权利并同其抗衡的责任。据此，现代社会中媒体亦被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
然而，不论媒体发挥怎样的职能，都不能忽视其与政治权力的共通点，即二者都肩负着统合“民意”的重任。换言之，政治家是国民的代理人，而媒体则是国民的代言人。特别是能够提供深入思考信息的报纸，其担负的责任更为重要。报社通过社论等报道，从各个角度对诸问题展开分析，从而提供清晰明确的选项，促进人们关心政治，进而更好地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才是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国民要摆脱以往将国政“全盘委托”的被动态度，应该从“观众席”上走下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中来，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公，这才是民主主义的本质所在。
显然，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如电影《绿色的山脉》中的沼田医生所述“诚然，通过制定新宪法、新法律，日本呈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然而，要使其中蕴含的精神真正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或许还需要50年，100年”。毋庸置疑，民主主义的真正实现并非朝夕而就，还需要政党、媒体与国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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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 丽 ]
关键词：媒体；战后民主主义；国民主权；朝日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9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41-09
2012年12月16日，日本进行了第96届众议院选举。本次大选，参选政党多达14个，是1996年实行现行选举制度以来，参选政党最多的众院选举。然而，在结果公布前，媒体却一味宣传“民主、自民、维新”三党的势均力敌，对其他参选政党则无过多关注。与此同时，媒体还通过舆论调查不断营造“自民的压倒性优势”氛围。
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中，媒体的作用日益凸显。据日本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0%以上的日本国民对报纸、电视、杂志等大众媒体绝对信服，在被调查的60个国家中位居首位。换言之，日本国民受媒体影响的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说自民党最终大获全胜，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媒体在积极预测选举结果时，却弱化了核电、消费税等选民的关注热点。这无疑是人为地降低了选民对选举的关注度。其结果就是此次大选的投票率达到了战后最低水平。民主制的特点就是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选举则是国民参与政治的最大机会。然而，如今却有超过半数的选民选择弃权，不得不说民主主义已经出现危机。对此，媒体导向亦“功不可没”。
以此为契机，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民主政体下媒体的姿态。文章将以日本五大报纸之一的《朝日新闻》的社论为依据，探讨战后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与局限。
一、占领期的民主改革与《朝日新闻》
（一） 占领初期的社内改革
1945年8月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公告第十条明确规定“须消除一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复兴之障碍，必须加强对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之重视”。据此，日本开始向扫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及民主化方向迈进。而《波茨坦公告》亦被视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
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瓦解，政党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面对突如其来的民主主义，在政党和国民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状况下，日本新闻界率先开始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批判。
1945年8月23 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如下社论：
“……特别是与舆论、民意有着密切关系的言论机构的责任是极为关键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姑息放纵自己曾犯的过错。所谓‘自我定罪’的觉悟十分明确。……尽管常常强烈感受到为维系组织存在而不能坦露心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作为言论人应有的率直、忠实和勇气。”
此社论发表时麦克阿瑟以及联合国军先遣队尚未抵达日本，东久迩首相提倡的“全国民总忏悔”也尚未开始。也就是说，此社论并不是在占领军强制下撰写的，也就不能称其为迎合占领军的意志或是顺应时局的产物，而是完全根据新闻人的自由意志撰写的。该社论不仅拷问了战败的责任，同时也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问。而且意识到，为了履行作为言论人的责任，就只能站在超越“组织”的立场。因此，该社论不仅在战后言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亦成为战后新闻界“民主化运动”的思想先驱[1]4-5。
1945年9月22日，占领当局公布了《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开始在美国占领军的指示下逐步展开。同年11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了著名宣言《和国民站在一起》，宣言结尾处写道“今后，朝日新闻将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识为基调来运营，始终同国民保持一致，以国民之声为真正的声音。在这个惊涛骇浪之秋，在日本民主主义确立之途，面对种种困难，朝日新闻在此宣誓始终成为国民的机关。”同时提出“为了明确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社长、局长以上的干部应该全体下台”的要求。最终，经过几番周折，领导层接受了这一要求集体下台。此外，《朝日新闻》还于同年11月在东京、大阪、西部三本社设立了舆论调查室，并于1946年3月实施了问卷调查。《朝日新闻》社内民主化改革初见成效。
（二） 民主政治的胎动与社论
1946年，以日本社会党的成立为开端，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等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也相继诞生，日本国内开始了迈向民主政治的胎动。
然而，宪法修订的准备工作却迟迟未决。其实在1945年10月13日，《朝日新闻》就已发表社论《钦定宪法的民主化》，要旨如下：
“波茨坦公告的公布，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这早晚会带来宪法条款的修订，甚至是新宪法的制定。……我们的宪法原本是钦定宪法。尽管如此，《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前文中写道‘此宪法之某项条款至将来遇有改宪之必要时，朕与朕之继承统治之子孙执提议权，议案交付议会，议会依此宪法规定之要件议决之’。……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已明确，这是国家和国民都应遵守的大方针，没有讨论的余地。任何的踌躇逡巡只能将遗憾留给后世。”
社论表明即使钦定宪法也不是万代不易的，强调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宪法自由主义化是大势所趋。
1946年10月7日，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了根据美国占领当局意旨修改后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于11月3日正式公布，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新宪法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基本人权”三大基本原理，使日本真正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也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标志。
对此社论指出，“在新宪法的诞生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思考战败的意义呢？……我们必须仔细体会作为民主主义之敌而败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必须承认只有通过民主主义才能获得生存之道。而新宪法正是实现民主国家的路标”[2]。积极评价了新宪法对实现民主主义国家的作用和意义。 论说委员田中慎次郎曾提到“为了民主主义革命，麦克阿瑟欲在人民中唤醒民主主义的自觉。社论为其注入了催醒剂。实际工作的论说委员人数较少，因此大家都在忙于思考。然而，身处民主主义革命的急速发酵状态中，我们似乎也‘发酵’了，即使繁忙也不会觉得痛苦。当然，这一‘发酵’绝不是‘酩酊’”[3]62。显然，在战后初期，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推进，此时期的社论中涌动着一股新鲜空气。
1951年9月，日美两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1952年4月28日与日美安保条约同时生效，宣告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朝日新闻着手修改新闻纲领，并于同年9月1日公布了新的《朝日新闻纲领》，宣称“站在不偏不党的立场始终贯彻言论自由，为建设民主国家及维持世界的和平而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朝日新闻》在推动社内民主化的同时，也通过社论转向等努力，为民主主义的发展营造了有力的舆论氛围。而新的新闻纲领的制定，也使《朝日新闻》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急先锋”。
二、独立后的民主议题与社论
在这里，文章将以“日美安保条约”、“消费税”、“宪法修订”等贯穿战后民主主义发展脉络的议题为中心，考察新纲领指导下的《朝日新闻》社论是如何展开的。
（一）日美安保条约与社论的展开
经过占领期的民主化改革及学校教育、舆论宣传，绝不再次发生战争的日本宪法精神逐渐深入民心。据总理府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宪法适合日本国情”的比例在1952年为18%，到1955年则达到40%，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4]123。另一项调查则显示，认为“世界战争有再度发生可能性”的比例为57%，而认为“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应发生战争”的比例则高达77%[4]163。
面对新的国际局势，政府与国民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现实，并意识到日美安保条约终究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而缔结的，它保留了美军基地，使冲绳——小笠原处于美军统治之下。独立后的日本如果继续保留美军基地，会直接影响日本与亚洲的和平。此时期舆论显示，尽管希望明示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但是也不认同日美两国的共同防卫义务。希望限制驻日美军向日本领土以外的地区出动。如此，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被提上日程。
1957年4月，岸信介首相访问驻日大使麦克阿瑟，提交了有关“希望以平等方式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文书[5]92-93。《朝日新闻》旋即于同年4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条约的修订应站在现实的立场，尽早且渐进式的进行。”并主张应修改“条约到期后如果不同意即失效，如果同意即延长”的规定[6]。这也是《朝日新闻》针对“安保条约修订”问题正式发出的第一声[3]271。
随着条约修订交涉的正式开展，日本国内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趋势愈演愈烈。1959年3月，社会党和总评等结成安保条约修订阻止国民会议，最初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然而，由于岸首相的一意孤行，1960年5月20日自民党在众议院会议上单独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国会示威游行。对此，社论指出：“国民对新条约再审议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自民党主流派却无视民意，企图强行通过安保新条约……毫无疑问，这是彻头彻尾的非民主式行动。……作为自民党总裁的岸首相，却采用民主国家不应有的强行手段”[8]，对政府脱离民意一意孤行的行为予以严厉批判。
时任论说主干笠信太郎在同月27日提出“为缓和不安定局面，有必要发表共同声明”的主张[9]416-418。这在当时的局势下是比较早的构想。1960年6月17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7家新闻社发表了共同声明。指出“国会内外的流血事件使议会主义陷入危机……不论面临怎样的政治难题都决不允许用暴力来解决。如果承认暴力成为社会潮流的话，民主主义将面临崩溃，日本也将陷入国家存亡的危险境地。在此问题上，政府责任重大，应及早致力于解决当前事态”，最后呼吁“希望政府执政党与在野党能够响应国民之盼望，在维系议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保持一致”。然而，为保证各新闻社步调的一致，该宣言没有明确提出要求岸首相下台的要求。因此遭到进步派、革新阵营的批判[3]293。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社论还是共同声明，都不再触及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内容本身。取而代之“安保修订条约的强行裁决，迫使日本不得不重建民主主义”等声音不断高涨。
诚然，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强行通过，表明了战败后被植入日本的民主主义，依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中，尚且不成熟。然而，围绕安保新条约，一系列社论及新闻界共同声明的发表，使国民的关心随之高涨。如1960年6月27日的社论《我民主主义现阶段》指出“5月20日以来的一个月间，本社连日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如此众多的读者之声的蜂拥而至，在战后还是首次。……迄今为止从未过问政治问题的众多国民，怀着对社会骚然的不安，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及对和平的祈望奋笔“投”书……。”
显然，媒体营造的有力舆论氛围， 推动了民主主义基础在各个阶层间不断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岸信介内阁迫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而下台，使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国民为维护和平和民主主义而与政府进行的一场较量。这同时标志着战后和平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二）消费税问题与社论
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将施政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日本从此进入“经济时代”。1960年代中期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国民重拾信心。进入197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向“稳定增长”的转变。比起变革，人们更希望安定；相对于政治，国民更倾向于关注与自身相关的信息。消费税就是其中之一。
70年代以来，政府陆续提出“附加价值税”“一般消费税”“营业税”等构想，但因遭到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批判，皆无果而终。《朝日新闻》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不公平税制的现状，并追及其原因。同时，应以‘现在及将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中，如何课税及如何确保税制公平’这一视角为中心”，对政府提出“应以税制整体及细目问题为前提，重新审视税制”的诉求[10]。这也是80年代初期，《朝日新闻》针对消费税问题的基本论调。 1988年2月，时任藏相的宫泽喜一在税制调查会上提出“大型间接税导入的是与非”这一税制改革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契机，消费税的导入被重新提上日程。
对此，社论指出“自民党在选举公约中表示，要根据多数意见来决定大型间接税的导入，在税制改革这一问题上至少执政党与在野党要达成合意。否则，就应通过再次选举来征求民意，然而，最近的国会运营完全辜负期待”[11]。对消费税的强行导入表示质疑。该社论最后强调 “消费税被以这种形式导入，我们无法接受”。这一论调至今仍不乏积极意义。
然而，不顾舆论和在野党的反对，1988年12月24日参议院还是通过决议，消费税正式诞生。次日的社论指出，“我们反对税制改革六法案采决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消费税法案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在触及‘税制改革’这一基本问题时，自民党缺乏实现社会公平的诚意，没有遵循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12]。明示立场，反对消费税强行导入，认为这是违反民主主义的行为。
1993年7月，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独裁政权宣告终结。次年自民党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权。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政治改革”与“所得税减税”。细川首相在同年2月的合同会议上提出废除消费税，设立 “国民福祉税”的主张，并召开记者会。强调“如今的税制偏重个人所得，会增加青年人的负担。必须制定一个符合高龄化社会的方针”。
对此，《朝日新闻》社论在提出质疑的同时，强调“在此，想要再次确认的是……从适合高龄化社会税制的观点来考虑的话，将来的消费税增税在所难免”a。不难看出，“为了适应高龄化社会，有增税的必要”这一论调已跃然纸上。
进入21世纪，经济持续低迷，高龄化、社会保障费贬值等问题日益严峻。2007年11月20日，政府税调报告中，将消费税定位为“社会保障财源的核心”。对此，社论开始明显倾向于支持消费税增税，并强调“不增加消费税的话就不会安心”[13]。实际上，《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同样支持增税。
凭借媒体的“支援”，增税势力日益增强。2012年6月2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在国民的反对声中通过了以消费税增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相关法案。
由此可见，在消费税增税这一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不论是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亦或是社论主张，似乎都忽视了国民的存在。显然，曾高呼“与国民一起”的《朝日新闻》，已经出现了“重国策”“轻民意”的倾向。
（三）宪法论争与社论
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以来，虽然从未做过正式修改，但是有关护宪和改宪的论争却从未停止。
《朝日新闻》一直主张“护宪”。以每年宪法纪念日的社论为例，“和平”“宪法9条”“宪法修订”都是被大量使用的关键词。例如，1954年5月3日的社论指出“从外而言，日美安保体制在不断形成，内部与此呼应，从保安队到三军均衡的自卫队的自卫态度也在不断强化。然而，政府却一直在强辩没有违反宪法第9条”，对政府的行为表示谴责，进而强调“即使处于如今的局势下，也不应该走向宪法修订及再军备的方向”[14]。明示护宪主张，并一直持续到1958年。此后则主要是拥护和平主义的社论，对于修改宪法并没有过多涉及。
社论再次重申“护宪”主张，是在海湾战争后的1993年。此时的社论强调“宪法当然可以修改。但是，战后日本坚持‘不战’路线，如果修改此路线，我们认为不会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而我们也绝不会妥协”[15]。明确表明反对修改宪法9条的立场。
2007年5月3日，正值宪法实施60周年，《朝日新闻》以《社论21：提言之日本的新战略》为题，刊登了长达8页的社论特集。其中包含拥护宪法9条的论述。指出“9条是战后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是构筑日本社会的资产……舍弃这块‘和平的牌匾’将招致莫大的损失”。“对9条的修订是弱化战后日本的基轴，会导致无法抑制美国单独行动主义”a。其“护宪”立场被再次确认。
然而，同日报纸头版刊登的社论特集综述却也指出“不是以‘护宪’为前提，而是首先从各个角度探讨日本应走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来判断9条的是与非”。开篇名义，表明了社论的基本态度。毋庸置疑，这是为了突显社论的公平性而运用的修辞性表述。很明显，与以往明确强调“护宪”主张的态度不同，《朝日新闻》的护宪主张呈现弱化的倾向。
实际上，日本五大报纸中只有《朝日新闻》坚持“护宪”立场。然而，据时任论说主干若宫启文所述，其实朝日社内的改宪派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改宪论者“大体上集中在国际派及政治部系”，而护宪论者则集中在大阪、名古屋等地方社，“这些人的观点更接近朝日新闻社内的普遍观点”[16]266-267。显然，“护宪”立场的维系不是基于“民意”的统合，而是依赖社内力学的较量。
另一方面，朝日新闻社某销售干部也曾指出“报纸销售量严重滑落，各地区的实际销售量只有对外公开数值的7至8成。近年来，读者减少倾向日益严峻。理由中的大多数是认为‘不赞同其论调’‘左翼倾向严重’等……这也使广告及营业额受到牵连”。众所周知，广告是媒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而读者数量则直接影响广告收益。因此，朝日新闻编辑部干部表示，“如今为了提升读者的信任度，编辑部正在为社论论调的转换而费尽心思……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论调倾向于‘中立’，以无违和感的形式推出认可‘改宪’的主张……”[17]不难发现，社论立场的变化表面上是迎合“民意”，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社益”。
三、民主主义危机拷问媒体责任
2010年5月3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宪法纪念日：期盼民意回归》。开篇写道“日本国宪法前文写道‘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去年夏天，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终结，民主党获取政权。这符合要求改变日本的民意。接下来的8个月，鸠山政权的支持率持续低落。政治并没有像预期一样展开。众多国民开始自问，是否真正成为主人公？” 如前所述，日本国宪法的第一要义即“国民主权”。民主政治自然就应该是反映“民意”的政治。然而，通过对上述社论的考察就会发现，战后民主主义舞台上的表演者只有政党和媒体，而国民更多的时候仅是观众。
（一）“脱民意”引发的民主政治危机
如下页表1所示，尽管政治家由国民选举产生，但是国政却始终未能真正反映民意。这一状况持续至今。2011年12月朝日新闻社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对“政党是否顺应民意”问题的回答有85%的人选择了“没有顺应”。对“政党是否比以前遵守公约”这一问答，有80%的人选择了“没有”。而对“是否参与政治”这一选项，有54%的人选择了否定。
2012年3月31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也显示，认为国家政策“未体现民意”者高达81.9%，创下1982年有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而针对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选择“政治家应倾听国民心声”一项的比例为30.1%，成为首选。由此可见，国民对政党的不满意相对严重。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投票率的低下。
2012年12月16日，日本进行的第96界众议院选举中，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为59.32%，达到了战后最低水平。参照图1。
如果对政党不满的，可以将不满情绪明示。为何国民会选择弃权这一消极方式呢？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然而，政府对核泄露的处理却不尽人意，加上延误关键时机，让政客和官僚成为众矢之的。日本各地因此爆发了大规模反核示威游行。面对国民对“核”的抵制，在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很多政党都打出“去核电化”的旗号。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政党拿出详细计划，这让选民大失所望。对此，社论分析称“选民投票率创下战后最低纪录，原因是日本民众已对政权更替失去信心”[18]。
此外，针对“低投票率原因”的调查显示，有51%的选民认为即使投票也不会改变政治”。由此可见，“选举中的弃权”本身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方式。这或许是对本次选举出现的最低投票率做出的最好解释。
然而，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国民主权只有通过主权者权力的真正行使才能实现，选举投票则是主权者权力行使的最大机会。“弃权”无疑是主权者对基本权利的自我放弃。如此多的国民放弃参与政治的权利，表明民主主义基础开始动摇，民主政治陷入危机。而一直批判政府忽视民意的媒体，对此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二）“轻民意”引发的媒体信任危机
民主社会中的媒体，应承担独立监督政府的职能。社论作为报社公开表明的、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主张和立场，应在不被政治权利左右的基础上，通过各个角度对诸问题展开分析，从而提供清晰明确的选项。这样才能促进各阶层国民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并将其作为自身问题来思考，进而发出响应的声音。
然而，综观上述社论发现，围绕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增税、修改宪法等议题，社论通常只给出“反对”或是“支持”的二选一图示，并未给予国民更多的选择，对这些议题背后的事实也并未做出更多的解释和报道。例如，在增税议题中，在尚未明确说明消费税导入目的的状况下，社论主张的中心由最初的“对税金问题本身复杂性的讨论”转变为“支持增税”；而针对修改宪法问题，虽然主张“护宪”，但是对放弃宪法9条的战争是什么？被禁止的“战力”该如何解释？等应该对民众明示的问题，也未作出完整解释。
总之，社论论调时而与政党对抗，时而又与其互补。在批判政党时，也只是下定论式地强调“政党·政治家之过”，不但抹杀了让国民深入思考的时间，且在无形中剥夺了国民的“知情权”，最终导致国民只能对现实政治“被迫默认”，政治与民意之间的鸿沟亦随之扩大。而这也成为媒体信任危机的根源。
显然，宣称“与国民站在一起”“不偏不党”“为实现民主国家而努力”的《朝日新闻》并未完成使命。如果说背离民意的民主是自欺欺人，那么高呼“民主主义”却忽视民意的媒体就是纸上谈兵。其最终结果如图2所示，即国民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严峻。无疑，这也是民意的一种表达。
四、结 语
文章以《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心，探讨了新闻媒体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
纵观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轨迹，虽然不能否认新闻媒体对民主主义的发展起到某种程度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不论是政治权利亦或是新闻媒体，都仅仅将国民视为“观众”。特别是作为民主主义旗手的媒体，事实上从未真正反映民意，这不但加剧了政治与民意之间距离的扩大，而且也引发了民主主义的危机。
众所周知，代议制民主主义确立以来，尽管政治家由国民选举产生，但是政治权力却常常背离民意。因此媒体在把握舆论动向，使其反映到政治决定过程的同时，也承担着监督政治权利并同其抗衡的责任。据此，现代社会中媒体亦被视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
然而，不论媒体发挥怎样的职能，都不能忽视其与政治权力的共通点，即二者都肩负着统合“民意”的重任。换言之，政治家是国民的代理人，而媒体则是国民的代言人。特别是能够提供深入思考信息的报纸，其担负的责任更为重要。报社通过社论等报道，从各个角度对诸问题展开分析，从而提供清晰明确的选项，促进人们关心政治，进而更好地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才是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国民要摆脱以往将国政“全盘委托”的被动态度，应该从“观众席”上走下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中来，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公，这才是民主主义的本质所在。
显然，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如电影《绿色的山脉》中的沼田医生所述“诚然，通过制定新宪法、新法律，日本呈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然而，要使其中蕴含的精神真正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或许还需要50年，100年”。毋庸置疑，民主主义的真正实现并非朝夕而就，还需要政党、媒体与国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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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