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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文艺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精悍短小的小小说,也开始伴随时代社会的大发展,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我们在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小小说时,会发现小小说的发展,其实若隐若现地印证着整个文艺发展状况,即在探索中崛起,又在崛起中不断探索,文学创作上试图复制流行的各种流派,却永远难以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创作总量上也许不及现今数量,但在质量上却成为后来者难以超越的高峰;而文学理论批评也开始对创作进行或多或少地指导……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文学领域弥漫着的是被称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小说”的文学思潮。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期它们总的观点是想表达一种整体化的特征和追求,试图建构新时期的历史,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关怀和文学的教化功能。而这一时期的小小说虽然还没有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但所关注和所表达的总的文学特征是:或抨击文革的弊病,或抚慰心灵的创伤,或描写火热的改革浪潮,或关注人性的根底。如不仅代表着这一时期小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被认为是此后小小说界难以超越的高峰《立正》(许行),反观着历史烙印在心灵中的楚痛和对整个时代进程有某些思考的被编入中学教科书的《醉人的春夜》(吴金良),则用一个晚上修车的好人好事来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人性的温暖。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的出现,“寻根文学”那种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和“先锋文学”对西方现代派等的借鉴,使小小说作家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探寻传统文化的内部机理,试图用少而又少的文字来研究大众所处的文化氛围与心灵,同时也开始尝试借用魔幻现实主义等形式建构小小说框架,虽然不是很成功,但至少体现了一种探索的态度,为小小说的下一个十年(1989-1999)艺术的多元化提供了参考。而稍后兴起于《钟山》杂志所倡导的“新写实”,则正切合了小小说描写平凡人平凡事的传统。让小小说回归现实,放弃“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让小说与生活解除想象关系。这种保持精神的绝对自主和创作的平民化倾向,也同时喻示着小小说逐渐脱离短篇小说范畴,走独立探索与崛起之路。
1984年,在郑州和南昌创刊了后来引起文学界瞩目的《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它们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肩负起中国小小说的脊梁,时间仅仅是那么短暂的几年。而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1984年小说年鉴》把小小说单独列为一卷、《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届优秀作品奖评选活动评出的若干作品入选大中专教材和改编为电视短剧、全国各地出版社对小小说作家和作品的关心与关注,都为小小说朝着文体独立的方向助推了一大步。特别是这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出版的若干小小说选集,虽不能与如今选集的数量相提并论,但却用质量告诉世人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和文体:如邓开善《太阳鸟》(1988)、木桦《市井老人》(1988)、浩歌的《浩歌微型小说选集——美的悲哀》(1988)、易希高与韩明合著的《微型讽刺幽默小说》(1988)、许行的《野玫瑰》(1989)、邢可德《邢可小小说集》(1989)、胡永其的《含羞草》(1989)等。1989年《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写作》等数十家报刊,为庆祝建国40周年还举办了一次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为小小说文体独立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小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小小说理论批评的指导,小小说文体的独立发展更离不开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助推。1981年《小说界》重刊托尔斯泰的《什么是小小说》、江曾培的《微型小说初论》和凌焕新的《微型小说探胜》、许世杰的《微型小说艺术初探》、吕奎文与郑贱德合著的《小小说创作技巧》(1988)、杨贵才的《小小说十三讲》(1988)、袁昌文的《微型小说写作技巧》(1988)(1989)等理论成果,都对小小说文体特点特别是对“小小说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究。此外,《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重要理论刊物也都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小小说研究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这个时期的小小说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理论文章还只是以零星的单篇论文形式出现,对小小说文体特点的探索还不深入,但这一些都对提升小小说文体的权威性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小小说创作,虽然由于小小说命名的模糊性问题(如小小说、短小说、微型小说等说法)以及对小说文本轰动性效应的期待等诸多因素干扰,使这一文体显得还有些单薄,在文学主流上并没引起足够认可。但总的来说,这时期的作家、作品还是文艺理论,都为后一阶段的小小说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经济基础相对厚实的港澳台小小说,却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的崛起景况:香港小小说创作活动起步较早,早在五、六十年代,刘以鬯先生便在报纸副刊发表小小说。初步考证,小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因此,与大陆改革开放这一分界线后相同的这十年,香港小小说作家依然多以报纸副刊为基地,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小小说,出版了《 香港小小说选》(1985)、《香港小小说集》(1986)。与此同时,小小说在台湾文学领域也呈现了异军突起的局面。原因大概是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文学对现实关注重点发生转移,一些作家不屑于将自己的写作置于政治功利主义影响之下,因而从普通贫民生活中捕捉性灵的感悟与褒贬情愫,写成小小说,以作者的情绪宣泄来激活读者的感情共鸣,同时这时期普遍的烦躁心理,很难静心下来阅读一部长篇或中短篇,也就使得追求“娱乐”功效的读者偏爱于字数少、文意浅、影像多、内容熟悉的作品。1978年2月2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首辟“极短篇”专栏,以及设立的一年一度的“极短篇”文学评奖,更为它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推手作用。
这一时期的港澳台小小说较之于大陆小小说来说,更显示了作为一种简短文体的张力与魅力,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几乎可以涵盖大众生活内容相关的一切,几乎此时期所有的后现代、意识流、魔幻等艺术手法都有体现。比如在题材方面,有控诉社会污秽的孟慧的《节》、有表现交通阻塞的罗燕如的《红灯》、有体察爱情婚姻家庭的应凤凰的《美丽之旅》、有透射都市矛盾的林文煌的《三代》,等等。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港台小小说也如整个大陆文学一样,呈现一种在无所适从中突然得到解放,是摸索还是沉醉,是前进还是回望的曲折前行的态势……
不论是大陆小小说,或是港澳台小小说,从整个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短暂的十年当中,小小说不仅完成了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逐步崛起,同时也对整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此后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小小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众多参考,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并在当今获得了充分认可和证明。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文学领域弥漫着的是被称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小说”的文学思潮。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期它们总的观点是想表达一种整体化的特征和追求,试图建构新时期的历史,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关怀和文学的教化功能。而这一时期的小小说虽然还没有从短篇小说中独立出来,但所关注和所表达的总的文学特征是:或抨击文革的弊病,或抚慰心灵的创伤,或描写火热的改革浪潮,或关注人性的根底。如不仅代表着这一时期小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被认为是此后小小说界难以超越的高峰《立正》(许行),反观着历史烙印在心灵中的楚痛和对整个时代进程有某些思考的被编入中学教科书的《醉人的春夜》(吴金良),则用一个晚上修车的好人好事来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人性的温暖。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的出现,“寻根文学”那种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和“先锋文学”对西方现代派等的借鉴,使小小说作家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探寻传统文化的内部机理,试图用少而又少的文字来研究大众所处的文化氛围与心灵,同时也开始尝试借用魔幻现实主义等形式建构小小说框架,虽然不是很成功,但至少体现了一种探索的态度,为小小说的下一个十年(1989-1999)艺术的多元化提供了参考。而稍后兴起于《钟山》杂志所倡导的“新写实”,则正切合了小小说描写平凡人平凡事的传统。让小小说回归现实,放弃“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让小说与生活解除想象关系。这种保持精神的绝对自主和创作的平民化倾向,也同时喻示着小小说逐渐脱离短篇小说范畴,走独立探索与崛起之路。
1984年,在郑州和南昌创刊了后来引起文学界瞩目的《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它们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肩负起中国小小说的脊梁,时间仅仅是那么短暂的几年。而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1984年小说年鉴》把小小说单独列为一卷、《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届优秀作品奖评选活动评出的若干作品入选大中专教材和改编为电视短剧、全国各地出版社对小小说作家和作品的关心与关注,都为小小说朝着文体独立的方向助推了一大步。特别是这时期第一代小小说作家出版的若干小小说选集,虽不能与如今选集的数量相提并论,但却用质量告诉世人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和文体:如邓开善《太阳鸟》(1988)、木桦《市井老人》(1988)、浩歌的《浩歌微型小说选集——美的悲哀》(1988)、易希高与韩明合著的《微型讽刺幽默小说》(1988)、许行的《野玫瑰》(1989)、邢可德《邢可小小说集》(1989)、胡永其的《含羞草》(1989)等。1989年《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写作》等数十家报刊,为庆祝建国40周年还举办了一次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为小小说文体独立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小小说的创作离不开小小说理论批评的指导,小小说文体的独立发展更离不开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助推。1981年《小说界》重刊托尔斯泰的《什么是小小说》、江曾培的《微型小说初论》和凌焕新的《微型小说探胜》、许世杰的《微型小说艺术初探》、吕奎文与郑贱德合著的《小小说创作技巧》(1988)、杨贵才的《小小说十三讲》(1988)、袁昌文的《微型小说写作技巧》(1988)(1989)等理论成果,都对小小说文体特点特别是对“小小说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究。此外,《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重要理论刊物也都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小小说研究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这个时期的小小说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理论文章还只是以零星的单篇论文形式出现,对小小说文体特点的探索还不深入,但这一些都对提升小小说文体的权威性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小小说创作,虽然由于小小说命名的模糊性问题(如小小说、短小说、微型小说等说法)以及对小说文本轰动性效应的期待等诸多因素干扰,使这一文体显得还有些单薄,在文学主流上并没引起足够认可。但总的来说,这时期的作家、作品还是文艺理论,都为后一阶段的小小说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经济基础相对厚实的港澳台小小说,却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的崛起景况:香港小小说创作活动起步较早,早在五、六十年代,刘以鬯先生便在报纸副刊发表小小说。初步考证,小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因此,与大陆改革开放这一分界线后相同的这十年,香港小小说作家依然多以报纸副刊为基地,创作了不少高质量的小小说,出版了《 香港小小说选》(1985)、《香港小小说集》(1986)。与此同时,小小说在台湾文学领域也呈现了异军突起的局面。原因大概是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文学对现实关注重点发生转移,一些作家不屑于将自己的写作置于政治功利主义影响之下,因而从普通贫民生活中捕捉性灵的感悟与褒贬情愫,写成小小说,以作者的情绪宣泄来激活读者的感情共鸣,同时这时期普遍的烦躁心理,很难静心下来阅读一部长篇或中短篇,也就使得追求“娱乐”功效的读者偏爱于字数少、文意浅、影像多、内容熟悉的作品。1978年2月25日台湾《联合报》副刊首辟“极短篇”专栏,以及设立的一年一度的“极短篇”文学评奖,更为它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推手作用。
这一时期的港澳台小小说较之于大陆小小说来说,更显示了作为一种简短文体的张力与魅力,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几乎可以涵盖大众生活内容相关的一切,几乎此时期所有的后现代、意识流、魔幻等艺术手法都有体现。比如在题材方面,有控诉社会污秽的孟慧的《节》、有表现交通阻塞的罗燕如的《红灯》、有体察爱情婚姻家庭的应凤凰的《美丽之旅》、有透射都市矛盾的林文煌的《三代》,等等。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港台小小说也如整个大陆文学一样,呈现一种在无所适从中突然得到解放,是摸索还是沉醉,是前进还是回望的曲折前行的态势……
不论是大陆小小说,或是港澳台小小说,从整个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短暂的十年当中,小小说不仅完成了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逐步崛起,同时也对整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此后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小小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众多参考,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并在当今获得了充分认可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