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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支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先后形成的“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产生的“特殊逻辑”，既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本质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执政理念生成的时代逻辑根据。改革开放前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新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就是确立了“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和至上的权威，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执政理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逻辑进程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64-07
党的十七大以后，许多论者发文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基本问题、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和构建原则。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探讨还不够，执政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核心，直接指导着每个时期党和国家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人们对执政理念理解的正确和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执行。因而，按照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探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生成的内在逻辑机制及其逻辑进程，既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本质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执政理念生成的时代逻辑根据，从而增强人们辨别、理解和执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自觉性，同时可以使人们从理论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未来发展的逻辑走向。
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笔者认为，上述执政理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实践基础和特定的理论依据。“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执政理念，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遵循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所提出的执政理念。
一、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作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执政理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据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按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论战中的说法，建立社会主义确实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这些当时的俄国都不具备，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列宁没有否定物质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又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巨大创造精神，认为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推动下创造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应该说，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把条件成熟后夺权，改变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
与俄国相比，无论从物质生产力还是从民众的文化素质来看，中国都更加落后。要在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发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改变历史顺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层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社会建设的层面上则必定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想象不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今天知道，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去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不能急于消灭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才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急于否定市场经济，在这里，正如马克思针对当年德国的落后（相对英国而言）所说的，中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落后国家，由于条件不成熟，它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为地发动，借助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无须斗争只要坐等即可实现的过程，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有关。以往的社会革命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社会的因素可以在旧社会内部自动孕育成熟，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发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人为地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革命精神，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对于革命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对此讲得非常清楚：“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社会主义革命的上述特点，再加上落后国家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非常容易导致形成对阶级斗争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过度夸大，这种夸大如果与对领袖人物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极易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李卫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越来越“左”，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发生偏差以及对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来看，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沿着阶级斗争的阅读视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阅读视界的形成既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文本首先来自于高度突出阶级斗争意义的俄国版本有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左的路线，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这说明，要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执政党必须对本国国情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全面的认识。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面临的首要任务。
二、确立“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用生产力标准取代意识形态标准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是非的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逻辑”，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执政理念的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大家普遍认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理念之间似乎不够连贯，前后没有联系，很难把它们看成一个逻辑严谨的整体。
其实，任何理念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逻辑”在理论上的反映和升华。过去人们在研究具体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时，习惯于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解释，而不注意进一步探寻那个时代起推动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时，曾提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5]。所谓“特殊逻辑”是历史本质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最本质的“矛盾”。因此，要深刻地理解上述理念，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还需要深入探寻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特殊逻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和总的“原则”，就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通过苏联传入的，同时又加上我们的特定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原则”的教条化理解，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经验的迷信，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其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实现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率先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没有提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既有成绩，未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答卷。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由于首先抓住、提出并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而成为中国新时代的开拓者和“总设计师”，这个问题表征了新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总的“原则”（也可称为“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反复出现。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一“基本问题”和“总原则”的推动下，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是写在“本本”上的“原则”和领袖的“语录”，那么新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就是确立了“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和至上的权威。但是，新时代的“逻辑”刚刚“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被很快接受，旧时代的“特殊逻辑”仍然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它首先表现为“两个凡是”的教条企图以此保证自己的至上地位。因此，新时代的“逻辑”要确立自己的权威，首先必须从破除旧的“原则”开始，这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实践”终于取代“两个凡是”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于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时代的一面思想旗帜。
中国的新时代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毅然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执政理念②，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质是要求人们的思想从过去的“本本”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这里所说的实践，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谓实践标准，其实质就是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对立。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总体上看，就是用发展生产力这一尺度去认识、评价乃至革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形成的一切方针、政策与观念，这就必然引发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冲击，具体表现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争。在对改革开放一系列具体做法的认识上，党内外产生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这一争论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背景，集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意识到这个问题单靠概念和学理之争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正确的答案只能蕴含在实践之中。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
那么从实践的角度看，应该如何回答“姓社姓资”问题呢？邓小平首先肯定，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不能丢掉，然后来一个反问：但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学者深刻地指出，邓小平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针对“姓社姓资”问题的前提追问。③邓小平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没有马上提供一个肯定式的标准答案，而是通过极富特色的否定式问答，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④等等，排除了一系列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先验认识，一步步地逼近了问题的核心。他发现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相似，都仅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公式：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个公式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个关键点。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6]应该说邓小平抓住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缺陷，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忽略的最大问题，这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和出发点。此后凡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话题，邓小平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发展生产力。⑤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7]138。
至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奠基者，规定了它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确立了回答问题的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7]138；设计了回答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回到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问题一个初步的答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看到，邓小平的问题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上，党内外仍不时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有时甚至要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意识到这是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造成的，因此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主要、根本任务”正式提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8]，提出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过去人们判断现实事物姓“社”还是姓“资”是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或定义，原来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那样用“本质”决定“现象”就等于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规定生产力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姓“社”还是姓“资”，就等于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合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状态，彻底取代了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是非的依据，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真正扫清了障碍。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延伸，其实质是把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兴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真正体现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史无前例、特殊复杂而又极其艰难的社会实践。新的实践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就经济成分而言，形成了公有制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国民经济的整个比重中，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上升。就社会阶层而言，由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因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江泽民所说的那“六种人”。就思想文化而言，市场经济在必然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分化和多元，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凝聚作用在下降。
上述变化带来了党的建设的变化，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党员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工农出身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组织。不断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上述变化带来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根本的挑战，这就是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的挑战，实质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解释力的挑战。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传统的工农阶层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积极性，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之后必然带来的变化；而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也确实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僵化所带来的理论创造能力的停滞和人民创造能力的减退；党员人数的增加甚至结构的改变，也是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所有这些改变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立场出发都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在价值观念层面，这些改变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描述之间是否冲突？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笔者发现，这从逻辑上又回到了新时期开始之初邓小平所提出的那个代表新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总原则”——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又必须探寻和回答它所特有的“逻辑”。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主要是针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而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阶层结构的变化，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是针对执政党的宗旨和政府的意识形态了。 上述问题和挑战表明，原有的执政理念已经无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做出全面的解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新概括，它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延伸，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执政理念的深化和发展。具体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利益多元化格局，面对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群体成员都力求表达其利益诉求这一新的形势，在执政理念上做出的积极调整和回应，也就是把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依靠的社会基础，真正体现党的本质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学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指出，“三个代表”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因而是“三个代表”而不是“一个代表”，他们分别是：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各类专业科学技术人员（所谓狭义的“白领工人”）和少部分从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分化出来的新式工人和农民；作为先进文化的直接生产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除这些精英阶层以外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⑥
众所周知，政党直接代表的是一定人群的利益，即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重视“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作为建国纲领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个经典概括：“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1]这是对中国国家性质即国体的科学规定，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人民”内涵的理解过于窄化，“人民”的外延虽然指“各革命阶级”，但其主体始终仅限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认为他们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因而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人民”的另一部分是中间等级（如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村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他们因为较为富裕和较有文化而被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按照“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阶级政策，只有前一部分人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才是被相信、被依靠、被服务的对象，后一部分人民（各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只是被团结、被利用、被改造、被限制的对象。在特殊时期或政治运动中，后者甚至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受害者。
只代表工人农民而不代表知识分子和较富阶层的做法，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因前者的革命性明显强于后者。但随着党的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述做法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就要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造就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理念推动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也是目前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中国共产党若不能从政治上代表他们，他们就会被别的政治势力所代表，那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兴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依靠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单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主导价值观的反思和纠偏的结果，是力图克服以物为本发展观的消极影响，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价值目标的回归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执政理念，无论是“生产力标准”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主导思想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尊重劳动、尊重创造，保护各个社会阶层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上述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观。上述发展观抓住了中国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从理论上说，上述发展观的主导倾向是以物为本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每个时期针对片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倾向，及时提出了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提出要防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倾向，但相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导价值观，上述提醒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实践中这种片面倾向也一直未得到有效克服。当然，相对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单纯的生产力不是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使社会的发展过程过度重视物质财富在总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非物质需求却得不到充分实现，使社会发展中弥漫着各种唯意志主义和实用主义，导致了许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在自然环境问题上，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对自然界的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一直坚持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企业发展中片面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产品质量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倾向明显，不注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存在。在国民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心态上，由于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政治思想和政权建设，有些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现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不同的说法，因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去其合理性，社会普遍表现出对于“政治”的漠视，党政官员行为的“实利主义”趋向明显，大学生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反应冷漠，人们讨论问题时容易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混淆起来。在社会的文化氛围上，由于货币充当了“世俗的上帝”，“实利主义”大行其道，为了追求金钱利润而不讲社会道德责任甚至不顾人格尊严的现象大量出现，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侵蚀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中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教育差距拉大，引发了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面对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环境的良好、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以较小代价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软着陆”？能否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陷入的“现代化断裂”？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而，在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要务的同时，怎样妥善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克服单纯强调经济建设的倾向，尤其是怎样统筹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实现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和谐、一致，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逻辑进程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64-07
党的十七大以后，许多论者发文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基本问题、科学内涵、体系结构和构建原则。应该说，这些研究对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探讨还不够，执政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核心，直接指导着每个时期党和国家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人们对执政理念理解的正确和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执行。因而，按照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探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执政理念生成的内在逻辑机制及其逻辑进程，既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本质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执政理念生成的时代逻辑根据，从而增强人们辨别、理解和执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自觉性，同时可以使人们从理论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未来发展的逻辑走向。
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笔者认为，上述执政理念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实践基础和特定的理论依据。“抓革命、促生产”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执政理念，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遵循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所提出的执政理念。
一、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作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执政理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据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按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论战中的说法，建立社会主义确实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这些当时的俄国都不具备，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列宁没有否定物质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又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巨大创造精神，认为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推动下创造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应该说，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是把条件成熟后夺权，改变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
与俄国相比，无论从物质生产力还是从民众的文化素质来看，中国都更加落后。要在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发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改变历史顺序”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层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在社会建设的层面上则必定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想象不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今天知道，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去完成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不能急于消灭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才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急于否定市场经济，在这里，正如马克思针对当年德国的落后（相对英国而言）所说的，中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落后国家，由于条件不成熟，它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为地发动，借助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无须斗争只要坐等即可实现的过程，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科学社会主义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有关。以往的社会革命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社会的因素可以在旧社会内部自动孕育成熟，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发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人为地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革命精神，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对于革命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在《怎么办》中对此讲得非常清楚：“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社会主义革命的上述特点，再加上落后国家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非常容易导致形成对阶级斗争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过度夸大，这种夸大如果与对领袖人物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极易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李卫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越来越“左”，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发生偏差以及对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来看，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沿着阶级斗争的阅读视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阅读视界的形成既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文本首先来自于高度突出阶级斗争意义的俄国版本有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左的路线，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这说明，要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执政党必须对本国国情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全面的认识。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面临的首要任务。
二、确立“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用生产力标准取代意识形态标准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是非的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逻辑”，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执政理念的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大家普遍认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理念之间似乎不够连贯，前后没有联系，很难把它们看成一个逻辑严谨的整体。
其实，任何理念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逻辑”在理论上的反映和升华。过去人们在研究具体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时，习惯于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解释，而不注意进一步探寻那个时代起推动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时，曾提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5]。所谓“特殊逻辑”是历史本质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最本质的“矛盾”。因此，要深刻地理解上述理念，把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还需要深入探寻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特殊逻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特殊逻辑”和总的“原则”，就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通过苏联传入的，同时又加上我们的特定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原则”的教条化理解，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经验的迷信，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其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实现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率先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没有提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既有成绩，未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答卷。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由于首先抓住、提出并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而成为中国新时代的开拓者和“总设计师”，这个问题表征了新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总的“原则”（也可称为“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反复出现。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一“基本问题”和“总原则”的推动下，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是写在“本本”上的“原则”和领袖的“语录”，那么新时代起支配作用的“逻辑”就是确立了“实践”对于“原则”的优先性和至上的权威。但是，新时代的“逻辑”刚刚“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被很快接受，旧时代的“特殊逻辑”仍然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它首先表现为“两个凡是”的教条企图以此保证自己的至上地位。因此，新时代的“逻辑”要确立自己的权威，首先必须从破除旧的“原则”开始，这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实践”终于取代“两个凡是”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终于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时代的一面思想旗帜。
中国的新时代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毅然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执政理念②，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质是要求人们的思想从过去的“本本”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这里所说的实践，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谓实践标准，其实质就是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对立。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总体上看，就是用发展生产力这一尺度去认识、评价乃至革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形成的一切方针、政策与观念，这就必然引发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冲击，具体表现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争。在对改革开放一系列具体做法的认识上，党内外产生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这一争论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背景，集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意识到这个问题单靠概念和学理之争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正确的答案只能蕴含在实践之中。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
那么从实践的角度看，应该如何回答“姓社姓资”问题呢？邓小平首先肯定，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不能丢掉，然后来一个反问：但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学者深刻地指出，邓小平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针对“姓社姓资”问题的前提追问。③邓小平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没有马上提供一个肯定式的标准答案，而是通过极富特色的否定式问答，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④等等，排除了一系列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先验认识，一步步地逼近了问题的核心。他发现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相似，都仅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公式：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个公式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个关键点。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6]应该说邓小平抓住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缺陷，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忽略的最大问题，这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和出发点。此后凡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话题，邓小平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发展生产力。⑤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7]138。
至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奠基者，规定了它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确立了回答问题的基本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7]138；设计了回答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回到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问题一个初步的答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看到，邓小平的问题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上，党内外仍不时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有时甚至要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意识到这是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造成的，因此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主要、根本任务”正式提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8]，提出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过去人们判断现实事物姓“社”还是姓“资”是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或定义，原来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那样用“本质”决定“现象”就等于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规定生产力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姓“社”还是姓“资”，就等于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合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状态，彻底取代了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是非的依据，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真正扫清了障碍。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延伸，其实质是把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兴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真正体现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史无前例、特殊复杂而又极其艰难的社会实践。新的实践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就经济成分而言，形成了公有制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国民经济的整个比重中，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上升。就社会阶层而言，由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因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江泽民所说的那“六种人”。就思想文化而言，市场经济在必然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分化和多元，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凝聚作用在下降。
上述变化带来了党的建设的变化，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党员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工农出身的人也开始加入党组织。不断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上述变化带来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根本的挑战，这就是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的挑战，实质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解释力的挑战。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传统的工农阶层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积极性，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之后必然带来的变化；而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也确实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僵化所带来的理论创造能力的停滞和人民创造能力的减退；党员人数的增加甚至结构的改变，也是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所有这些改变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立场出发都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在价值观念层面，这些改变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描述之间是否冲突？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笔者发现，这从逻辑上又回到了新时期开始之初邓小平所提出的那个代表新时代的“基本问题”和“总原则”——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又必须探寻和回答它所特有的“逻辑”。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主要是针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而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阶层结构的变化，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是针对执政党的宗旨和政府的意识形态了。 上述问题和挑战表明，原有的执政理念已经无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做出全面的解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新概括，它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延伸，是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执政理念的深化和发展。具体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利益多元化格局，面对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群体成员都力求表达其利益诉求这一新的形势，在执政理念上做出的积极调整和回应，也就是把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依靠的社会基础，真正体现党的本质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学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指出，“三个代表”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因而是“三个代表”而不是“一个代表”，他们分别是：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各类专业科学技术人员（所谓狭义的“白领工人”）和少部分从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分化出来的新式工人和农民；作为先进文化的直接生产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除这些精英阶层以外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⑥
众所周知，政党直接代表的是一定人群的利益，即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重视“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作为建国纲领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个经典概括：“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1]这是对中国国家性质即国体的科学规定，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人民”内涵的理解过于窄化，“人民”的外延虽然指“各革命阶级”，但其主体始终仅限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认为他们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因而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人民”的另一部分是中间等级（如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村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他们因为较为富裕和较有文化而被归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按照“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阶级政策，只有前一部分人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才是被相信、被依靠、被服务的对象，后一部分人民（各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只是被团结、被利用、被改造、被限制的对象。在特殊时期或政治运动中，后者甚至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受害者。
只代表工人农民而不代表知识分子和较富阶层的做法，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因前者的革命性明显强于后者。但随着党的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述做法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就要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造就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理念推动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也是目前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中国共产党若不能从政治上代表他们，他们就会被别的政治势力所代表，那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兴社会力量和阶层都作为党可以相信、依靠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单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主导价值观的反思和纠偏的结果，是力图克服以物为本发展观的消极影响，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价值目标的回归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执政理念，无论是“生产力标准”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主导思想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尊重劳动、尊重创造，保护各个社会阶层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上述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观。上述发展观抓住了中国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从理论上说，上述发展观的主导倾向是以物为本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每个时期针对片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倾向，及时提出了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提出要防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倾向，但相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导价值观，上述提醒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实践中这种片面倾向也一直未得到有效克服。当然，相对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单纯的生产力不是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
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使社会的发展过程过度重视物质财富在总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非物质需求却得不到充分实现，使社会发展中弥漫着各种唯意志主义和实用主义，导致了许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在自然环境问题上，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对自然界的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一直坚持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企业发展中片面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产品质量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倾向明显，不注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存在。在国民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心态上，由于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政治思想和政权建设，有些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现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不同的说法，因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去其合理性，社会普遍表现出对于“政治”的漠视，党政官员行为的“实利主义”趋向明显，大学生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反应冷漠，人们讨论问题时容易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混淆起来。在社会的文化氛围上，由于货币充当了“世俗的上帝”，“实利主义”大行其道，为了追求金钱利润而不讲社会道德责任甚至不顾人格尊严的现象大量出现，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侵蚀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中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教育差距拉大，引发了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面对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环境的良好、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以较小代价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软着陆”？能否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陷入的“现代化断裂”？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而，在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要务的同时，怎样妥善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克服单纯强调经济建设的倾向，尤其是怎样统筹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实现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和谐、一致，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