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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知语言学作为研究自然语言的一种新潮流，发展迅猛，已成为当今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别于关联理论指导下的认知语用研究，新认知语用学旨在运用依据人类基本认知方式解释语言现象的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解释言语产生和理解、语用推理和会话。通过探讨认知突显在隐喻构建中的作用，可以发现认知突显如何充实关联理论对隐喻现象的解释。
[关键词] 新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认知突显；隐喻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87-04
一、引言
利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语言交际开展认知研究，可以称为“新认知语用学”（Neo-Cognitive Pragmatics）。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先后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意义”的识别方式——根据说话人或认知主体理解实体或情景的方式来解释“意义”。但语用学要有开阔的视野，就不能忽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认知语言学中的各种理论，如隐喻论、转喻论、原型论、心理空间理论等不仅可以深化、修正甚至颠覆人们对语言组构、运作、变化等机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认识，而且可以用来解释各种语言使用现象。[1]
隐喻作为一种话语行为，被纳入语用学研究之后，特别是认知语用学研究之后，其研究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早期语用学以及以关联理论为框架的认知语用学虽然为隐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讨认知突显理论和关联理论在隐喻构建与理解中的互补性。
二、早期语用学和关联理论框架下的隐喻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对隐喻的研究也从原来单一的修辞层次发展为多层次、多角度的跨学科研究。
（一）早期语用学对隐喻的阐释
早期语用学将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认为词与句子本身并不能成为隐喻，是某一特殊的使用使得它成了隐喻。格莱斯（Grice）是最早从语用学的角度解释隐喻的人。格莱斯认为，隐喻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quality maxim），即说“假话”，因此听话者会根据语境理解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尽管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事实上，格莱斯只解决了隐喻理解如何触发这一问题，但怎样解释隐喻，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隐喻，格莱斯并没有予以解决。塞尔（Searle）也对隐喻做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隐喻与间接言语行为一样需要区分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隐喻意义属于话语意义。塞尔进一步阐释了格莱斯的隐喻理论，重点阐述了隐喻是如何工作和如何被理解的。说话人说出“S is P”的句子，其隐喻意义却为“S is R”。塞尔认为隐喻的理解就是要对S、P、R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确定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如何通过“S is P”达到信息交流——“S is R”。[2]尽管塞尔的隐喻理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他对言语交际的研究以及对隐喻解释的动态过程的研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二）关联理论框架下的隐喻研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perber 和Wilson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对人类语言交际的解释关键在于关联。关联性是指“当且仅当某一假设在一定语境中具有语境效应，则它在该语境中关联”[3]。关联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语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和加工力（processing effort）。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应越大，关联性就越强；听话者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关联理论之所以能够对隐喻做出阐释主要是因为其将隐喻作为极其普遍的语言现象来研究。隐喻只是和“随意言谈”（loose talk）一样，是说话人思想的解释性表达。关联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使用隐喻是为了追求最佳关联，这符合人们追求最大认知效率的心理。根据关联理论，每个隐喻的喻义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喻义集。隐喻的理解需要听话人假定说话人的话语具备最佳关联，然后借助认知语境，构建出语境效果，从该喻义集中挑出一个喻义，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隐喻的喻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王博：认知突显视角下的隐喻探析三、认知突显理论对隐喻的阐释
认知突显在隐喻的构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认知语言学中，所谓突显就是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这种语言现象超越了逻辑推理和客观性，是人类认知的结果。[4]英语中常用“prominence”或“salience”来表达这一概念。在隐喻的认知研究中，笔者在此所探讨的突显，主要是指一个隐喻所关涉的源域与标域所分别代表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突显。[5]47-49
（一）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隐喻的相似性就是认知突显的相似性。例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曾说过，“Man is a thinking reed.”在这句名言中，reed是芦苇，芦苇的语义特征包括在水中生长、高大、茂密、脆弱等等。但是，“人类”与“芦苇”的相似性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实际上，在这一隐喻的理解中，只有“脆弱”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换言之，“脆弱”是经认知突显后的“人类”与“芦苇”的相似性。
认知突显是相似性得以真正确认的认知前提。[5]47-49施喻者在确认相关事物的相似性之前，首先就是对相关事物进行认知突显。施喻者往往突显这两个事物的某一面或某一个点，寻求它们的相似之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所说：“以彼喻此，两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6]例如，I’m really feeling down today. 说话人利用的是物理意义上的down（向下）和心理感觉上的down（失望、失落、没精打采等）之间的相似性。其次，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事物间的相似性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态势。事物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心理相似性在人的认知作用下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潜在的相似性需要认知突显才能得以发现，新奇的隐喻才能得以确立。例如，在“雕塑是凝固的思想，是立体的音乐，是心灵之花的写照，是跌宕的故事和飞扬的情感在空间的定格”[7]这句话中，作者用“思想”、“音乐”等抽象概念来定义雕塑，不但给人们提供了几种不同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雕塑，而且还通过这一新奇的比喻使话语产生了一种诗意。 由此可知，隐喻相似性的认知突显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在“相似的差别”和“差别的相似”的互动中构筑而成。
（二）认知突显与关联理论在处理隐喻上的互补性
Wilson和Carston把隐喻看做特定概念建构。听者和读者在语言提示的基础上，根据语境进行调整，并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确定其在特定语境下的交际意义。[8]目前，关联理论也将隐喻等非字面意义的语言现象纳入词汇语用的研究范畴。但是，只要求与关联一致并不能解释隐喻如何产生或其产生过程是否包括其他的概念机制。关联理论总是从语用的和外部的角度解释隐喻的运作情况，规定了隐喻意义产生的制约原则，但忽略了隐喻内部的认知运作机制。换言之，由于语境效果和认知努力是心理过程，并且由于认知主体自身具有不同的背景知识，所以关联理论下隐喻的解释忽略了对隐喻构建与识别中认知手段的阐释。
隐喻的源域和标域之间的关系是“差异中的相似”，而这种相似性的建立主要的认知手段是突显，即源域与标域之间在某一面或某一点上的相似性是人类认知突显的结果。认知语言学试图用概念结构阐释隐喻，指出语义与长时间记忆中的概念结构有关，但没有指出说话人在积极构建新概念结构的过程中，语境参数对隐喻理解的限制。认知突显后形成的“概念结构”并不能为隐喻的理解提供全部答案。例如，概念隐喻“POLITICS IS WAR”（政治是战争）本身还是一个认知图式（schema），其作为隐喻意义的获得的指引，还需到具体的语境中去充实。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隐喻意义的推断是概念隐喻和关联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从认知突显理论出发，可以发现一种新的认知效果：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可以为话语理解的语用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也可在话语理解的应用中得到充实和完善。
（三）实例分析
从上可知，隐喻意义的推断是认知突显和关联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隐喻认知突显得以实现的要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相似性的潜在性；二是施喻者意欲构建隐喻的自我驱动性。[5]47-49客观世界中诸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无限的、开放的。自我驱动性是指隐喻表达过程中施喻者为了投射自己对客观世界某一事物的认知而用彼事物表达此事物的动机、欲望或冲动。关联理论更强调话语的最佳关联，所以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现象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对隐喻话语的解释失真或曲解。作为尝试，笔者将通过分析一首英语诗歌中的隐喻现象来具体论述认知突显和关联理论在隐喻处理中的互补性。
诗的语言凝练、含蓄，富有表现力，是多维度的语言。诗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用最精简的文字向读者传达繁复的体验。庞德（Ezra Pound）的《在地铁车站内》（“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9]这首诗就体现了这一点。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诗人在这首短诗中用有限的、具体的意象产生了无限的、抽象的内涵，使这首诗成为经得起咀嚼的诗中精品。诗人将乘客们的“面庞”（faces）喻为湿枝上的“花瓣”（petals）。“花瓣”这一意象是一个非常新奇的隐喻，是诗人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下雨的日子里熙熙攘攘的乘客在昏暗的地铁站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他们幻影般的面庞在诗人眼前闪烁摇曳，宛如幽灵。洁白的花瓣沾在深色的、湿漉漉的树枝上，仿佛刚刚经历甘霖的滋养。诗人在此别出心裁，通过“幽灵”（apparition）这个词，将闪烁摇曳的“faces”和若隐若现的“petals”进行了认知突显，彼此映射，相似性由此确立。认知突显后，便构建了一个概念隐喻“FACES ARE PETALS”。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隐喻呢？根据关联原则，语境是确认和理解隐喻的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境分两种：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众所周知，庞德作为意象派诗人深受日本的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因此其诗歌中常带有古老神秘的东方色彩。把美女比作鲜花、鲜花比作美女，鲜花美女相互映衬，这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就把牡丹和杨贵妃交互在一起。花即人，人即花，人面花容浑然一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句。倘若读者熟谙中国古代文化，那么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何用“petals”来表达地铁站里拥挤的人群中一张张美丽动人的女性面庞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所谓情景语境是指诗歌中所描绘出的具体场景——雨后昏暗的地铁站。诗人把眼前闪现的一张张美丽的面庞与湿润的黑色树枝沾着的花瓣两个意象叠合在一起，使读者体会到当拥挤的人群、喧闹的都市生活让诗人感到疲倦之时，美丽的面庞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或是一股来自自然界中带着花香的清风，使诗人精神为之一振。读者一定要充分了解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方可透彻理解诗歌中的隐喻现象；反之，则会造成理解不充分甚至是误解。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构筑了一个隐喻构建与理解的动态锥形图（见图1）。
图1隐喻构建与理解的动态锥形图如图1所示，该模型由两个圆锥V1和V2互相倒置构成。点O1与O2分别是V1和V2的顶点；S1和S2分别是V1和V2的底面截面。笔者将结合该锥形图从隐喻构建与理解两个方面解释认知突显与关联原则在处理隐喻上的互补性。
1.隐喻构建
施喻者在自我驱动性的促使下，对事物A与事物B进行认知突显。事物A与事物B相似性越小，施喻者的自我驱动性越强：当S2沿着O1O2轴向下移动逐渐减小（相似性减小）时，点O1沿着该轴向下移动（自我驱动性增强）。当截面S2与点O1分别达到极值时，则意味着施喻者在最强自我驱动性下通过认知突显对客观上毫无相似性的事物A与事物B创造出主观上的相似性。
[关键词] 新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认知突显；隐喻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1-0087-04
一、引言
利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语言交际开展认知研究，可以称为“新认知语用学”（Neo-Cognitive Pragmatics）。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先后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意义”的识别方式——根据说话人或认知主体理解实体或情景的方式来解释“意义”。但语用学要有开阔的视野，就不能忽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认知语言学中的各种理论，如隐喻论、转喻论、原型论、心理空间理论等不仅可以深化、修正甚至颠覆人们对语言组构、运作、变化等机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认识，而且可以用来解释各种语言使用现象。[1]
隐喻作为一种话语行为，被纳入语用学研究之后，特别是认知语用学研究之后，其研究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早期语用学以及以关联理论为框架的认知语用学虽然为隐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讨认知突显理论和关联理论在隐喻构建与理解中的互补性。
二、早期语用学和关联理论框架下的隐喻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认知心理学等理论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对隐喻的研究也从原来单一的修辞层次发展为多层次、多角度的跨学科研究。
（一）早期语用学对隐喻的阐释
早期语用学将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认为词与句子本身并不能成为隐喻，是某一特殊的使用使得它成了隐喻。格莱斯（Grice）是最早从语用学的角度解释隐喻的人。格莱斯认为，隐喻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quality maxim），即说“假话”，因此听话者会根据语境理解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尽管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事实上，格莱斯只解决了隐喻理解如何触发这一问题，但怎样解释隐喻，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隐喻，格莱斯并没有予以解决。塞尔（Searle）也对隐喻做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隐喻与间接言语行为一样需要区分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隐喻意义属于话语意义。塞尔进一步阐释了格莱斯的隐喻理论，重点阐述了隐喻是如何工作和如何被理解的。说话人说出“S is P”的句子，其隐喻意义却为“S is R”。塞尔认为隐喻的理解就是要对S、P、R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确定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如何通过“S is P”达到信息交流——“S is R”。[2]尽管塞尔的隐喻理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他对言语交际的研究以及对隐喻解释的动态过程的研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二）关联理论框架下的隐喻研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perber 和Wilson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对人类语言交际的解释关键在于关联。关联性是指“当且仅当某一假设在一定语境中具有语境效应，则它在该语境中关联”[3]。关联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语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和加工力（processing effort）。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应越大，关联性就越强；听话者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关联理论之所以能够对隐喻做出阐释主要是因为其将隐喻作为极其普遍的语言现象来研究。隐喻只是和“随意言谈”（loose talk）一样，是说话人思想的解释性表达。关联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使用隐喻是为了追求最佳关联，这符合人们追求最大认知效率的心理。根据关联理论，每个隐喻的喻义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喻义集。隐喻的理解需要听话人假定说话人的话语具备最佳关联，然后借助认知语境，构建出语境效果，从该喻义集中挑出一个喻义，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隐喻的喻义。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王博：认知突显视角下的隐喻探析三、认知突显理论对隐喻的阐释
认知突显在隐喻的构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认知语言学中，所谓突显就是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这种语言现象超越了逻辑推理和客观性，是人类认知的结果。[4]英语中常用“prominence”或“salience”来表达这一概念。在隐喻的认知研究中，笔者在此所探讨的突显，主要是指一个隐喻所关涉的源域与标域所分别代表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突显。[5]47-49
（一）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隐喻的相似性就是认知突显的相似性。例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曾说过，“Man is a thinking reed.”在这句名言中，reed是芦苇，芦苇的语义特征包括在水中生长、高大、茂密、脆弱等等。但是，“人类”与“芦苇”的相似性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实际上，在这一隐喻的理解中，只有“脆弱”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换言之，“脆弱”是经认知突显后的“人类”与“芦苇”的相似性。
认知突显是相似性得以真正确认的认知前提。[5]47-49施喻者在确认相关事物的相似性之前，首先就是对相关事物进行认知突显。施喻者往往突显这两个事物的某一面或某一个点，寻求它们的相似之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所说：“以彼喻此，两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6]例如，I’m really feeling down today. 说话人利用的是物理意义上的down（向下）和心理感觉上的down（失望、失落、没精打采等）之间的相似性。其次，在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事物间的相似性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态势。事物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心理相似性在人的认知作用下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潜在的相似性需要认知突显才能得以发现，新奇的隐喻才能得以确立。例如，在“雕塑是凝固的思想，是立体的音乐，是心灵之花的写照，是跌宕的故事和飞扬的情感在空间的定格”[7]这句话中，作者用“思想”、“音乐”等抽象概念来定义雕塑，不但给人们提供了几种不同角度看待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雕塑，而且还通过这一新奇的比喻使话语产生了一种诗意。 由此可知，隐喻相似性的认知突显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在“相似的差别”和“差别的相似”的互动中构筑而成。
（二）认知突显与关联理论在处理隐喻上的互补性
Wilson和Carston把隐喻看做特定概念建构。听者和读者在语言提示的基础上，根据语境进行调整，并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确定其在特定语境下的交际意义。[8]目前，关联理论也将隐喻等非字面意义的语言现象纳入词汇语用的研究范畴。但是，只要求与关联一致并不能解释隐喻如何产生或其产生过程是否包括其他的概念机制。关联理论总是从语用的和外部的角度解释隐喻的运作情况，规定了隐喻意义产生的制约原则，但忽略了隐喻内部的认知运作机制。换言之，由于语境效果和认知努力是心理过程，并且由于认知主体自身具有不同的背景知识，所以关联理论下隐喻的解释忽略了对隐喻构建与识别中认知手段的阐释。
隐喻的源域和标域之间的关系是“差异中的相似”，而这种相似性的建立主要的认知手段是突显，即源域与标域之间在某一面或某一点上的相似性是人类认知突显的结果。认知语言学试图用概念结构阐释隐喻，指出语义与长时间记忆中的概念结构有关，但没有指出说话人在积极构建新概念结构的过程中，语境参数对隐喻理解的限制。认知突显后形成的“概念结构”并不能为隐喻的理解提供全部答案。例如，概念隐喻“POLITICS IS WAR”（政治是战争）本身还是一个认知图式（schema），其作为隐喻意义的获得的指引，还需到具体的语境中去充实。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隐喻意义的推断是概念隐喻和关联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从认知突显理论出发，可以发现一种新的认知效果：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可以为话语理解的语用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也可在话语理解的应用中得到充实和完善。
（三）实例分析
从上可知，隐喻意义的推断是认知突显和关联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隐喻认知突显得以实现的要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相似性的潜在性；二是施喻者意欲构建隐喻的自我驱动性。[5]47-49客观世界中诸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无限的、开放的。自我驱动性是指隐喻表达过程中施喻者为了投射自己对客观世界某一事物的认知而用彼事物表达此事物的动机、欲望或冲动。关联理论更强调话语的最佳关联，所以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现象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对隐喻话语的解释失真或曲解。作为尝试，笔者将通过分析一首英语诗歌中的隐喻现象来具体论述认知突显和关联理论在隐喻处理中的互补性。
诗的语言凝练、含蓄，富有表现力，是多维度的语言。诗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用最精简的文字向读者传达繁复的体验。庞德（Ezra Pound）的《在地铁车站内》（“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9]这首诗就体现了这一点。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诗人在这首短诗中用有限的、具体的意象产生了无限的、抽象的内涵，使这首诗成为经得起咀嚼的诗中精品。诗人将乘客们的“面庞”（faces）喻为湿枝上的“花瓣”（petals）。“花瓣”这一意象是一个非常新奇的隐喻，是诗人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下雨的日子里熙熙攘攘的乘客在昏暗的地铁站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他们幻影般的面庞在诗人眼前闪烁摇曳，宛如幽灵。洁白的花瓣沾在深色的、湿漉漉的树枝上，仿佛刚刚经历甘霖的滋养。诗人在此别出心裁，通过“幽灵”（apparition）这个词，将闪烁摇曳的“faces”和若隐若现的“petals”进行了认知突显，彼此映射，相似性由此确立。认知突显后，便构建了一个概念隐喻“FACES ARE PETALS”。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隐喻呢？根据关联原则，语境是确认和理解隐喻的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境分两种：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众所周知，庞德作为意象派诗人深受日本的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因此其诗歌中常带有古老神秘的东方色彩。把美女比作鲜花、鲜花比作美女，鲜花美女相互映衬，这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就把牡丹和杨贵妃交互在一起。花即人，人即花，人面花容浑然一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句。倘若读者熟谙中国古代文化，那么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何用“petals”来表达地铁站里拥挤的人群中一张张美丽动人的女性面庞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所谓情景语境是指诗歌中所描绘出的具体场景——雨后昏暗的地铁站。诗人把眼前闪现的一张张美丽的面庞与湿润的黑色树枝沾着的花瓣两个意象叠合在一起，使读者体会到当拥挤的人群、喧闹的都市生活让诗人感到疲倦之时，美丽的面庞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或是一股来自自然界中带着花香的清风，使诗人精神为之一振。读者一定要充分了解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方可透彻理解诗歌中的隐喻现象；反之，则会造成理解不充分甚至是误解。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构筑了一个隐喻构建与理解的动态锥形图（见图1）。
图1隐喻构建与理解的动态锥形图如图1所示，该模型由两个圆锥V1和V2互相倒置构成。点O1与O2分别是V1和V2的顶点；S1和S2分别是V1和V2的底面截面。笔者将结合该锥形图从隐喻构建与理解两个方面解释认知突显与关联原则在处理隐喻上的互补性。
1.隐喻构建
施喻者在自我驱动性的促使下，对事物A与事物B进行认知突显。事物A与事物B相似性越小，施喻者的自我驱动性越强：当S2沿着O1O2轴向下移动逐渐减小（相似性减小）时，点O1沿着该轴向下移动（自我驱动性增强）。当截面S2与点O1分别达到极值时，则意味着施喻者在最强自我驱动性下通过认知突显对客观上毫无相似性的事物A与事物B创造出主观上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