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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岳崔巍灵钟秀，三湘七泽多英雄。”在民族危亡、革故鼎新的近现代，湖湘子弟中既有救亡图存、气冲霄汉的铁血英雄，也有则天而行、赓续文脉的南州冠冕。写下这句诗的谭云山及其哲嗣谭中，便是后一种湘贤翘楚。
“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这是1933年谭云山为“中印学会”写下的宗旨，后来成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宗旨，也是湖南茶陵人谭云山与谭中父子为之奋斗终生的三十六字真言。譚中称，在中印关系的风雨起伏中，正是源自湖南的“霸蛮”精神，让父亲和他能孤悬海外而隐忍谦冲、清节不渝，百折不挠地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交流与合作。“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当乡贤超越一族一姓一地，他们展露的是华夏文明的完整基因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笔者所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的第十二章，记录谭云山、谭中乔梓开创近现代印度中国学一脉的事迹。谭云山五十余年来为推动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发展取得八大功绩：白马投荒，建立中国研究院;爝火藜照，建立印度首个中国图书馆;尽其在我，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不言之化，组织中印学者交流、学生留学;和衷共济，推动中印政要名流互访;勠力同心，沟通中印民众服务抗战;著书立说，鼓吹东方文明;迎法返印，发愿佛法再兴。谭中子承父业，为中印友好交流铺设了三大通途：经师人师，培育印度“知华”派;美美与共，同创中国研究所;刮摩淬励，为中印大同立心。谭云山、谭中以文明为本源，以融通为手段，坚信中印两国有足够的传统智慧可引领世界进入大同，博采众长而不因循依附西方理论成说，是较早在海外学术界坚持“中国话语”的国际学者。
谭云山被称为中印现代关系史上友谊金桥的一位建造者。他于1927年在新加坡受到泰戈尔邀请，1928年来到印度国际大学，1937年成立中国学院，一直到1983年在菩提迦耶“圆寂”，凡五十余年一直为中印文化交流奔忙。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云山先生踏着法显、玄奘、义净等古代高僧大德的足迹，从事继承和促进中印两个伟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可以说是穷毕生之力。”
印度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汉学的开拓，肇始于国际大学。1927年7月，谭云山在新加坡和心仪已久的诗圣泰戈尔相识。泰戈尔慧眼识英才，热情邀请当时不到三十岁的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任教。意气风发的湖南才俊谭云山，深感知遇之恩，决心白马投荒，为中印文化交流贡献终身。1928年9月，谭云山结束自己在南洋的大有前途的事业，告别新婚妻子来到印度的圣地尼克坦。谭云山认识到，要在圣地尼克坦站住脚，真正将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开展起来，必须有一个运作机构和场所。
1934年10月，谭云山携带泰戈尔的书信及建院计划书回国。在谭云山的上下奔走游说下，1935年8月，泰戈尔收到由南京中印学会汇出的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二卢比七点五安那的建设款。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立即开始建设中国学院大楼。1937年4月14日是印度孟加拉历元旦，中国学院宣告成立。泰戈尔兴奋不已，说：“今天在我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我久已期望的日子。”又说：“今天开幕的这所学院，将成为中印两国日益增长的更广泛的了解的中心与象征。”圣雄甘地不能亲临，他致信泰戈尔祝贺道：“谨祝中国学院为中印新交谊之象征。”致信谭云山说：“你的努力，很有价值，谨祝其成功圆满。”原本答应担任开幕式主席的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因病（实为英兵所阻）没有出席，就委托他的独生女儿英迪拉带来了“一封很感动人的长信”，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典礼”，“其伟大处正在一则唤起悠久的过去的回忆，一则也在其预告将来的同盟以及锻炼出使中印更加接近的新的连锁”。
中国方面对中国学院的成立，也表示了巨大的热忱。大批政要名流、社会贤达来信来电。1937年4月1日，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致电泰戈尔：“闻中国学院开幕，曷胜欣忭。亟愿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致人类于和平幸福，而导世界于康宁协和。”蔡元培、戴季陶、陈大齐同日致电泰戈尔：“太戈尔先生慧鉴：中国学院成立，曷胜欣慰。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入人类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谨以至诚祈中印文化合作伟大之成就，并祝先生暨诸同志健康。”
印度大学的中文教育始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但印度的高等中文教育走上正轨，始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中国学院既重视学习，又重视研究;既为中国学者提供学习印度文化的条件，又为印度学者提供学习中国文化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学院采取了两大有效措施：一设立“中国文化讲座”和“中国佛学会讲座”，二设立学员甲、乙两种奖学金。
在不长时间内，国际大学成了印度的中国学摇篮，印度各大学的中国学师资几乎都来自国际大学，或者与国际大学有关。谭云山最早的学生只有五名，其中三名是教师，两名是研究人员。著名孟加拉文作家、图书馆馆长慕克吉（P.Makherji）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利用中国教育部设立的奖学金，谭云山组织交换的教授有师觉月（P.C.Bagchi）、蒲罗丹（Pradhana）和巴帕提（P.V.Bapat）。
不少印度学人通过中国学院或得到中国学院帮助，而成就事业者亦不在少数，其中，包括郭克雷（V.V.Gokhale）、慕克吉、苏季子（Sujit Mukherji）等。
通过其他渠道到印度，接受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各种形式帮助的中国学子不胜其数。后来事业有成的就有周达夫、吴晓铃、石素真、常任侠、徐梵澄、金克木、游云山、杨允元、巫白慧、冉云华、李开物、杨瑞林、糜文开等。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始于1942年的昆明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首任印地语教师辛哈（K.K.Sinha）由谭云山从国际大学选送。1949年，东方语专合并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谭云山送来辛哈，开掘出中国的印地语教学源头。
中、印朝野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关系，给谭云山在推动组织政要、名流互访、交往中发挥才华的绝佳机会。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邀访华取得重大成功。他受到中国朝野一百九十三个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接待规格完全是国家元首标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尼赫鲁在重庆期间，五次躲进防空洞。但是，正是这次访问，大大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他说：“中国人的承受压力的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从容镇定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尼赫鲁的这次成功访华，和谭云山出色的幕后运作是分不开的。1939年8月18日谭云山致重庆各部门的一封电报说：“重庆分送中央党部朱秘书长，并转蒋总裁、戴院长、教育部陈部长，并转孔院长、叶部长钧鉴，印度领袖定于廿日飞华，已代致欢迎。到请款待。谭云山叩。”
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是中印关系史上一件大事。真正的目的，是说服印度民族领袖巩固同盟国阵营，同时要求英国尽早还政于印度人民。在谭云山的巧妙安排下，蒋氏夫妇与尼赫鲁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去加尔各答的火车上，有足够的交流机会。为了和甘地进行沟通，谭云山陪同蒋氏夫妇来到甘地的“三等车厢”办公室，商谈五个多小时。还安排印度首富比尔拉用家庭素筵招待蒋氏夫妇，尼赫鲁作陪。这次访印，从总体上讲，取得了很大成功。1942年6月，甘地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无保留地支持中国抗战。
除了在中印上层人士中做大量牵线、联络工作之外，谭云山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向印度普通民众作演讲，宣示中国人民的抗战立场。回到国内，又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民众通报印度人民支持抗战的立场和行动。1942年3月7日，谭云山所写《良心的呼吁》一文，印度几乎所有大报都有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暂时停止抗英，参加到反抗德日法西斯的运动中来。1943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六周年，印度国大党举行中国日。谭云山应邀出席并作演讲，他说：“我向国际友人、印度朋友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决不停止抵抗。我们为独立而战，为人类的公道与正义，为种族平等与自由而战。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信用。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民信。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对国联只会有益，不会有损，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国大党发动的支持中国抗日的活动，谭云山积极参加和支持。1938年，国大党选派五名优秀医生援华。谭云山回到国内，对他们给予种种帮助。巴苏医生在1938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是没有谭云山教授的不断关心与帮助，我们也许就完全脱离潮流了。”谭云山为了便于交际，给每一位医生取了中国名字。他的做法是，在每位医生的姓后面加上一个中华的华，巴苏医生就叫巴苏华。在这五人援华小组中，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医生后来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柯棣华，谭云山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奕世流芳。
支持都是互相的。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也给予了极大支持。谭云山是表达和实现这种支持的桥梁。当印度人民遭遇大灾害，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依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43—1944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死亡数百万人。宋庆龄、戴季陶等发起捐款。情况非常感人，有幼儿园小朋友做出小工艺品，出售后当善款捐出。谭云山将这些善款捐给了加尔各答的印度大菩提协会机构，由他们去拯救饥民。
谭云山长期生活在印度，在印华人所做善举，都会和他联系在一起。1944年5月底，谭云山突然接到甘地的一封电报，说：“我向中国表示美好的祝愿和热爱。”原来，在5月25日，六个中国人去拜访刚出狱的甘地，他们请甘地在以前的合影上签名，并为“哈里真”基金捐了一些钱。甘地为这六个人题赠：“1944年5月25日向中国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世界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甘地的题赠和电报，已经将谭云山当作中国的代表。而事实上，谭云山也确实当得起这个代表。
佛教起源于印度，却于十二世纪后在印度衰微消融。发愿佛法在印度再起，也是谭云山当年投身中印事业的初衷之一。为此，他创下三大功绩。
第一，助力于重建鹿野苑中华佛寺。重建中华佛寺是道阶、德玉等高僧的心愿。在谭云山的努力下，新加坡商人李俊承出资在唐代佛寺原址附近购地兴建。1939年，新寺落成，从缅甸请得巨大玉佛一尊。
第二，迎请收录经文最全的汉文佛典《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入印度。谭云山深知汉文佛典返传印度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性。基于此点，谭教授请求当时之最高政治当局及教育部，惠捐上海频伽大藏经十部。于收到藏经后，彼即分赠下列各个文化机关：加尔各答大学、巴特那大学、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安达拉大学、槃达喀东方研究院、文开特什瓦拉东方学院、国际印度文化学院、大菩提社、孟加拉佛教会和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使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复兴是中国大德信众的共同心愿。1940年初，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团访印时，给谭云山的题诗即表达了这一殷切希望：
中华孔老释三家，次第曾开福慧花;
好译大乘还梵土，菩提树再茁灵芽。
第三，联合十国佛教人士在菩提迦耶筹建世界佛学苑。谭云山最后十六年，为建造菩提迦耶世界佛学苑呕心沥血，劳苦功高。《佛光大辞典》第七卷有条目“谭云山”，对其所做贡献评价颇高。在中印现代佛教交流史和世界現代佛教发展史上，谭云山令人景仰和感叹！
谭云山逝世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写信给谭中说：“他是位伟大学者，是崇高的文化人。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他和圣地尼克坦心连心，对增进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之间的了解作了巨大贡献。”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谭云山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真正从事继续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却不是太多，这样的人必须具备大勇气和大智慧，识见逾越侪辈，目光超出常人。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用一个譬喻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凤毛麟角。世界上，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他就是谭云山先生。”
“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这是1933年谭云山为“中印学会”写下的宗旨，后来成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宗旨，也是湖南茶陵人谭云山与谭中父子为之奋斗终生的三十六字真言。譚中称，在中印关系的风雨起伏中，正是源自湖南的“霸蛮”精神，让父亲和他能孤悬海外而隐忍谦冲、清节不渝，百折不挠地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交流与合作。“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当乡贤超越一族一姓一地，他们展露的是华夏文明的完整基因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笔者所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的第十二章，记录谭云山、谭中乔梓开创近现代印度中国学一脉的事迹。谭云山五十余年来为推动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发展取得八大功绩：白马投荒，建立中国研究院;爝火藜照，建立印度首个中国图书馆;尽其在我，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不言之化，组织中印学者交流、学生留学;和衷共济，推动中印政要名流互访;勠力同心，沟通中印民众服务抗战;著书立说，鼓吹东方文明;迎法返印，发愿佛法再兴。谭中子承父业，为中印友好交流铺设了三大通途：经师人师，培育印度“知华”派;美美与共，同创中国研究所;刮摩淬励，为中印大同立心。谭云山、谭中以文明为本源，以融通为手段，坚信中印两国有足够的传统智慧可引领世界进入大同，博采众长而不因循依附西方理论成说，是较早在海外学术界坚持“中国话语”的国际学者。
一、谭云山与印度现代汉学开拓
谭云山被称为中印现代关系史上友谊金桥的一位建造者。他于1927年在新加坡受到泰戈尔邀请，1928年来到印度国际大学，1937年成立中国学院，一直到1983年在菩提迦耶“圆寂”，凡五十余年一直为中印文化交流奔忙。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云山先生踏着法显、玄奘、义净等古代高僧大德的足迹，从事继承和促进中印两个伟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可以说是穷毕生之力。”
1.白马投荒，建立中国研究院
印度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汉学的开拓，肇始于国际大学。1927年7月，谭云山在新加坡和心仪已久的诗圣泰戈尔相识。泰戈尔慧眼识英才，热情邀请当时不到三十岁的谭云山到国际大学任教。意气风发的湖南才俊谭云山，深感知遇之恩，决心白马投荒，为中印文化交流贡献终身。1928年9月，谭云山结束自己在南洋的大有前途的事业，告别新婚妻子来到印度的圣地尼克坦。谭云山认识到，要在圣地尼克坦站住脚，真正将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开展起来，必须有一个运作机构和场所。
1934年10月，谭云山携带泰戈尔的书信及建院计划书回国。在谭云山的上下奔走游说下，1935年8月，泰戈尔收到由南京中印学会汇出的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二卢比七点五安那的建设款。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立即开始建设中国学院大楼。1937年4月14日是印度孟加拉历元旦，中国学院宣告成立。泰戈尔兴奋不已，说：“今天在我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我久已期望的日子。”又说：“今天开幕的这所学院，将成为中印两国日益增长的更广泛的了解的中心与象征。”圣雄甘地不能亲临，他致信泰戈尔祝贺道：“谨祝中国学院为中印新交谊之象征。”致信谭云山说：“你的努力，很有价值，谨祝其成功圆满。”原本答应担任开幕式主席的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因病（实为英兵所阻）没有出席，就委托他的独生女儿英迪拉带来了“一封很感动人的长信”，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典礼”，“其伟大处正在一则唤起悠久的过去的回忆，一则也在其预告将来的同盟以及锻炼出使中印更加接近的新的连锁”。
中国方面对中国学院的成立，也表示了巨大的热忱。大批政要名流、社会贤达来信来电。1937年4月1日，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致电泰戈尔：“闻中国学院开幕，曷胜欣忭。亟愿与阁下合作以阐扬东方文化，致人类于和平幸福，而导世界于康宁协和。”蔡元培、戴季陶、陈大齐同日致电泰戈尔：“太戈尔先生慧鉴：中国学院成立，曷胜欣慰。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入人类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谨以至诚祈中印文化合作伟大之成就，并祝先生暨诸同志健康。”
印度大学的中文教育始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但印度的高等中文教育走上正轨，始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中国学院既重视学习，又重视研究;既为中国学者提供学习印度文化的条件，又为印度学者提供学习中国文化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学院采取了两大有效措施：一设立“中国文化讲座”和“中国佛学会讲座”，二设立学员甲、乙两种奖学金。
在不长时间内，国际大学成了印度的中国学摇篮，印度各大学的中国学师资几乎都来自国际大学，或者与国际大学有关。谭云山最早的学生只有五名，其中三名是教师，两名是研究人员。著名孟加拉文作家、图书馆馆长慕克吉（P.Makherji）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利用中国教育部设立的奖学金，谭云山组织交换的教授有师觉月（P.C.Bagchi）、蒲罗丹（Pradhana）和巴帕提（P.V.Bapat）。
不少印度学人通过中国学院或得到中国学院帮助，而成就事业者亦不在少数，其中，包括郭克雷（V.V.Gokhale）、慕克吉、苏季子（Sujit Mukherji）等。
通过其他渠道到印度，接受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各种形式帮助的中国学子不胜其数。后来事业有成的就有周达夫、吴晓铃、石素真、常任侠、徐梵澄、金克木、游云山、杨允元、巫白慧、冉云华、李开物、杨瑞林、糜文开等。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始于1942年的昆明东方语文专科学校，首任印地语教师辛哈（K.K.Sinha）由谭云山从国际大学选送。1949年，东方语专合并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谭云山送来辛哈，开掘出中国的印地语教学源头。
2.和衷共济，沟通中印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发生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中国朝野都需要印度特别是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人民也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而印英当局则心态复杂，既需要和中国保持同盟关系，又不愿意中国和印度民族力量走得太近。中、印朝野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关系，给谭云山在推动组织政要、名流互访、交往中发挥才华的绝佳机会。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邀访华取得重大成功。他受到中国朝野一百九十三个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接待规格完全是国家元首标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尼赫鲁在重庆期间，五次躲进防空洞。但是，正是这次访问，大大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他说：“中国人的承受压力的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但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从容镇定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尼赫鲁的这次成功访华，和谭云山出色的幕后运作是分不开的。1939年8月18日谭云山致重庆各部门的一封电报说：“重庆分送中央党部朱秘书长，并转蒋总裁、戴院长、教育部陈部长，并转孔院长、叶部长钧鉴，印度领袖定于廿日飞华，已代致欢迎。到请款待。谭云山叩。”
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印，是中印关系史上一件大事。真正的目的，是说服印度民族领袖巩固同盟国阵营，同时要求英国尽早还政于印度人民。在谭云山的巧妙安排下，蒋氏夫妇与尼赫鲁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去加尔各答的火车上，有足够的交流机会。为了和甘地进行沟通，谭云山陪同蒋氏夫妇来到甘地的“三等车厢”办公室，商谈五个多小时。还安排印度首富比尔拉用家庭素筵招待蒋氏夫妇，尼赫鲁作陪。这次访印，从总体上讲，取得了很大成功。1942年6月，甘地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无保留地支持中国抗战。
除了在中印上层人士中做大量牵线、联络工作之外，谭云山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向印度普通民众作演讲，宣示中国人民的抗战立场。回到国内，又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民众通报印度人民支持抗战的立场和行动。1942年3月7日，谭云山所写《良心的呼吁》一文，印度几乎所有大报都有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暂时停止抗英，参加到反抗德日法西斯的运动中来。1943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六周年，印度国大党举行中国日。谭云山应邀出席并作演讲，他说：“我向国际友人、印度朋友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决不停止抵抗。我们为独立而战，为人类的公道与正义，为种族平等与自由而战。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信用。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民信。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对国联只会有益，不会有损，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国大党发动的支持中国抗日的活动，谭云山积极参加和支持。1938年，国大党选派五名优秀医生援华。谭云山回到国内，对他们给予种种帮助。巴苏医生在1938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是没有谭云山教授的不断关心与帮助，我们也许就完全脱离潮流了。”谭云山为了便于交际，给每一位医生取了中国名字。他的做法是，在每位医生的姓后面加上一个中华的华，巴苏医生就叫巴苏华。在这五人援华小组中，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医生后来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柯棣华，谭云山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奕世流芳。
支持都是互相的。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也给予了极大支持。谭云山是表达和实现这种支持的桥梁。当印度人民遭遇大灾害，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依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43—1944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死亡数百万人。宋庆龄、戴季陶等发起捐款。情况非常感人，有幼儿园小朋友做出小工艺品，出售后当善款捐出。谭云山将这些善款捐给了加尔各答的印度大菩提协会机构，由他们去拯救饥民。
谭云山长期生活在印度，在印华人所做善举，都会和他联系在一起。1944年5月底，谭云山突然接到甘地的一封电报，说：“我向中国表示美好的祝愿和热爱。”原来，在5月25日，六个中国人去拜访刚出狱的甘地，他们请甘地在以前的合影上签名，并为“哈里真”基金捐了一些钱。甘地为这六个人题赠：“1944年5月25日向中国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世界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甘地的题赠和电报，已经将谭云山当作中国的代表。而事实上，谭云山也确实当得起这个代表。
3.迎法返印，发愿佛法再兴
佛教起源于印度，却于十二世纪后在印度衰微消融。发愿佛法在印度再起，也是谭云山当年投身中印事业的初衷之一。为此，他创下三大功绩。
第一，助力于重建鹿野苑中华佛寺。重建中华佛寺是道阶、德玉等高僧的心愿。在谭云山的努力下，新加坡商人李俊承出资在唐代佛寺原址附近购地兴建。1939年，新寺落成，从缅甸请得巨大玉佛一尊。
第二，迎请收录经文最全的汉文佛典《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入印度。谭云山深知汉文佛典返传印度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性。基于此点，谭教授请求当时之最高政治当局及教育部，惠捐上海频伽大藏经十部。于收到藏经后，彼即分赠下列各个文化机关：加尔各答大学、巴特那大学、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安达拉大学、槃达喀东方研究院、文开特什瓦拉东方学院、国际印度文化学院、大菩提社、孟加拉佛教会和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使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印度复兴是中国大德信众的共同心愿。1940年初，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团访印时，给谭云山的题诗即表达了这一殷切希望：
中华孔老释三家，次第曾开福慧花;
好译大乘还梵土，菩提树再茁灵芽。
第三，联合十国佛教人士在菩提迦耶筹建世界佛学苑。谭云山最后十六年，为建造菩提迦耶世界佛学苑呕心沥血，劳苦功高。《佛光大辞典》第七卷有条目“谭云山”，对其所做贡献评价颇高。在中印现代佛教交流史和世界現代佛教发展史上，谭云山令人景仰和感叹！
谭云山逝世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写信给谭中说：“他是位伟大学者，是崇高的文化人。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他和圣地尼克坦心连心，对增进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之间的了解作了巨大贡献。”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谭云山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真正从事继续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却不是太多，这样的人必须具备大勇气和大智慧，识见逾越侪辈，目光超出常人。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用一个譬喻的话，就是我们常用的凤毛麟角。世界上，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他就是谭云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