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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文学中的性描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本文即从女性的身份、男性的身份和性爱叙事三个方面对陈染小说里的性描写进行全面的分析。性，既是女性文学的叙事策略，又是一种丰富文的化想象；既是女性文学向世界撕开的伤口，又是她展示自我的极限。性，把文学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关键词：陈染；身份；性爱叙事；战争
我们走进了一个新时代。我们走进了一 个性时代。性成为当今最活跃最流行的话语生产方式之一。层出不穷的短信笑话，网上的成人教育频道，flash动画及各种音像制品，向性靠拢并极具挑逗性的广告词，一些有影响没影响的报纸新闻标题也有着或浓或淡的性趣味和性意味。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不定期的扫黄打非；一方面又是各类性话语被默许被鼓励（比如说这样的广告有“创意”）的生产与传播。性和政治就在表面的相互排斥中寻找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以相互纠缠和利用。文学中越来越常见的性描写（几乎到了无性则不成文学的地步）是整个性话语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必怀疑，性话语的权利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那么，如何看待女性文学中的性描写？它除了让读者同样眼热心跳之外，还想告诉什么？本文就将主要在陈染小说范围内来考察性是如何被叙述的以及如此叙述的成因，并以此为切口来思考女性文学的处境。自然，性取向是多元的，女性小说中不少的女性人物都有同性恋和自恋的倾向与实践，但这不在本文的视野之内，本文要讨论的只是异性之间的性行为。
一、女性的身份
对男女两性的身份做一番考察将会有有趣的发现。事实上，这也是必要的。福柯在论述“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性经验时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1]这种生活规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在陈染笔下，性逸出了夫妻的合法的范围。她对女性身份的设置明显不同于家长制对女性的要求。
我们看到，陈染小说多次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形象：《私人生活》里的倪拗拗，《与往事干杯》中住在尼姑庵里的肖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与其说她的家庭是问题家庭，倒不如说是一对男女（她的父母）在家庭的牢笼里成了一对问题男女。问题出在父亲的身上：性情残暴，不负责任，或疯癫，或离异，成了一个暴力和强权的符号。然而，这些少女却都和与父亲一般大的男人做爱。或许，就在与“父亲”的做爱中完成了现实中对父亲不能不敢也无法完成的东西。
另一种女性的身份是双重的，在现实中（或者说由男性看来）她们是有夫之妇，而在想象中她们却渴望妓女（婊子）。雨子对妓女阿德丽亚娜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同情”，象妓女一样的生活是她要离婚的深层渴望（《潜性逸事》）。水水同样如此，她渴望丈夫把自己当成“想做些什么然后就分手的那种女人”（《阳光与牢笼》）。妓女不但可以享受美好的性爱，而且具有美好的品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来比婊子更纯洁的人了，再也找不出来！”（《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更狂热的赞美出现在《破开》中：“我的小婊子”“这真是我的不很长久的女性生命史上最辉煌、最动人不已的、给予我最高生命价值定位的叫法，一座复杂庞大的思想体现和迷宫般诱人的肉体的里程碑。”这与五四女性文学对妓女的批判和感到的耻辱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五四时代是立人的时代，觉醒的女性们无比关切的是“人格”，放荡的妓女是女性的败类，女性被当成妓女看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当梦珂在“圆月剧社”工作时，她无法习惯和不能忍受的，就是“自己也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了。”而今天，女性文学却高唱起了对妓女的赞歌。因为“女性的躯体已经不可能继续封锁在男性统帅的家庭内部。……女性解放的理想同时意味着将‘家’改造为适合于女性躯体的环境，或者说，使之成为女性躯体的一个有机部分。”[2]这首赞歌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婚姻的诅咒，是对现行秩序的瓦解，是对男性话语的蔑视。可以肯定的说，当女性都成为妓女的时候，也就是历史和文化所构建的“男性”彻底消失的时候。
但是，若继续深入地考察，我们还会发现，无论是十六七岁的少女，还是有夫之妇和妓女，她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说话者，一种潜在的身份：女性知识分子。既有女性的关注点、视角和体验，又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具有一种心灵的洁癖。面对强大的世俗势力，她们的最终选择是逃避和自闭。她们都有了“闲暇、金钱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3]，然而她们也同样曲解了这间“房间”。如果说五四女作家们，她们的小说揭露了“社会的罪恶”[4]，并且提出了“补救的方案”[5]，然而，今天的女性小说并没有象伍尔夫所设想的做进一步的发展：“较少地沉湎于事实，而且不再满足于惊人敏锐地记录展现在她们目光之下的细节……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看到诗人试图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6]可见，在伍尔夫看来，女性要有一见自己的房间，更要走出自己的房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白的《说吧，房间》是对《一个人的战争》的重要突破，因为它能超越性别关怀，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陈染最好的小说不是《私人生活》，也不是《与往事干杯》，而是《无处告别》，因为她让黛二走进了大千世界，那份体验的表达不只是女性的，而是关于整个人类都走投无路无处告别的最终困境。虽然陈染与林白并称，但无论从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陈染无法与林白并肩。
二、男性的身份
一类是父亲一般的男人。父亲象征着权力和伦理的秩序，这已属老生常谈，也是我在前面着意强调的一点，为的能从中挖掘出一点点意义。其实，性爱中的“父亲”更是一个性经验老手，有着强大的性能力，女人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更多的性快感。这才更接近性爱中女性对男性父亲所期待的形象。这和她们对另一类男人的想象与期待是一样的。他们是外国的男人，尤其是欧美的男人。女性文学生产的第一个外国男人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一个新加坡人，高大英俊，具有“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令莎菲周围的所有中国男人都黯然失色。但“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既有妻室，又出来拈花惹草。正是靠着自己“充足的清晰的脑力”，莎菲才压抑住了已经燃烧起来的情欲之火。这是典型的五四话语特征：一切依靠思维和思想，由大脑而不是由性器官来评判决定，树立起那个时代的“人”！而到了现在，外国男人的外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强大的阳具和性能力。《无处告别》里的美国人约翰·琼斯，卫慧《上海宝贝》里的德国人马克，《角色累赘》老Q 虽是中国人，但他的“做爱方式完全是美国式的”，能让女性神魂颠倒。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的床上工夫，要归功于对美国人的崇拜。他谈起里根，不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而是“人家都七十多了，可折腾起来比年轻人还有劲。”对西方的想象里程经历了坚船利炮，科学与民主，金钱与财富，最后落实到了男性生殖器的头上。西方的力量总是活生生地咄咄逼人！而在东方主义的文化构想中，东方女性成了“男性权利想象的造物。她们表现无度的性感，她们多少有些愚蠢，而最重要的是，她们总是愿意的。”[7]看来，在西方男人的想象中，东方女人不但非常性感，而且愿意付出；而在东方女人的想象中，西方男人具有强大的性能力。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前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控制和使用，那么后者的反应却要复杂一些。陈染笔下的女性既需要从完美的性爱中获取“利益”，又要寻求灵魂的富有。而后者往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渴望。所以黛二选择回国，断绝与约翰·琼斯的关系；“我”与老Q们也分手，在孤独中享受莫大的自由。她们可以凭借回忆来建立并丰富与世界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努力保持一个完整统一的自我，陈染的小说大都采用女性回忆的方式来叙事，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而卫慧笔下的倪可则象莎菲一样面临两个男人：一个是心灵相通的中国男人，却是性无能；一个是法西斯式的德国男人，只给她性的满足。她抓住了两个男人，最终又同时失去了两个男人。面对两个男人，其实是面对两个自己，在一个一切都快感化了环境里，她无法调和自身的分裂，不知道该听从哪个而实际上哪个也听从。纵欲求欢的倾向非常明显。也许，更具有意味的就是这种女性对男性的性想象和性心理反应。 三、性爱的叙述
蒲安迪在分析《金瓶梅》“淫秽情节在叙述流动进展次序中的位置”时，有下列精彩论述：“很多描写性活动的章节都紧接着暴力或败德事件，以便使读者产生消极的联想，以抵消愉悦的效果”[8]；“刻意把性与痛苦揉合在一起，是小说作者精心设计的重要笔墨。”[9]并认为如此安排乃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在。比照陈染笔下的性爱描写，可以发现两者恰成对比。陈染小说的性爱不但带来高潮、满足和愉悦，而且是发生在暴力、悲剧、不幸或仇恨之后，就其性爱情节放置的位置来看，具有明显的报复、发泄和补偿意味。例如：
1、被父亲粗暴赶走之后，无家可归，“我”便主动与父亲一般年龄的男人做爱，充满狂野自虐式的疯癫般的姿态和语言，寻找世界末日的感觉。（《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2、怀着对母亲的不满和对考试的仇恨，肖濛与尼姑庵里的男人发生关系，忘却了世界。（《与往事干杯》）。
3、外婆死后，在单位受到歧视之后，水水以激怒丈夫的方式与之进行性爱，获得高潮体验。（《阳光与牢笼》）。
4、丢失日历簿之后（这一丢失成为精神虚空生命散落的象征），黛二主动找“大树枝”做爱，其实是要找回“日历簿”。（《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值得注意的是，由谁来叙述性爱，谁掌握着叙述权力是一个至关的问题。当叙述者是第一人称女性“我”时，性爱不但有着巨大的愉悦快感，而且包含穿越时空的情感和心灵能量。而当叙述者是男性之“我”时（如4，整个性爱过程是由“大树枝”来叙述的），男性那种勾心斗角、计较得失、心灵委琐的形象令人汗颜，愉悦的性爱成为用阴茎换来一顿饭的交易。男性把本来应该是最美好的事情也给糟蹋了，男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女人不但要性的快感，更要获得权力的快感。为了达到完美的结合，陈染把权力交给了女人，这是一种可能！而林白的处置则很不相同。她几乎完全把男性躯体从女性躯体上排斥和驱逐走，把男性的权力完全赶走！在《致命的飞翔》北诺可以自我的方式享受性满足，而与男性的交合却是一次次的痛苦；于是，她让男性消失。同样，《说吧，房间》里的林多米对丈夫的肉体有着无法停止的厌恶并毫不客气地拒绝！在性经验领域，把男性剔除，是女性发动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性是一种权力的叙事策略，在性经验中颠覆、取消了男人就是从根本上颠覆、取消了男性的存在！林白的声音是更尖锐的，冲击是更有力的。
性爱修辞学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性需要技巧，性的叙述也需要技巧，需要修辞，需要想象和联想，需要比喻。比喻是一种诗意化的叙述方式。站在比喻背后的，不是个人的认识和观念，而是某个集体的认识和观念。透过比喻，我们会发现比喻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文化构成和心理意念。这首先体现在对男女两性性器官的想象与使用上。阴茎常出现在下列比喻中：“一根雪白的香烟——纤秀的阴茎的替代品”“门闩是一只修长的阴茎”（《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那灰石阶……危险得如有如一只男人的庞大阳具”（《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男人身上那个关键的家伙——一枝填满火药的枪”（《无处告别》）“他的大腿上无比坚硬……像一只巨大的螺丝钉”（《与往事干杯》）；而在《私人生活》里，则把阴茎比喻为“第三只手”……女性乳房则与“花朵”“苹果”“梨子”等意象“固定”地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对阴茎想象和使用的尺度是长度和硬度，而对女性乳房则围绕着大自然与大地上的出产进行想象和使用。女性意象和女性的躯体景观总是丰满的、美丽的；而对阴茎的想象则不乏调侃玩弄之意，有的则寓含着暴力和恐惧。但是，当两性交合的时候，阴茎又是可欣赏和赞美的，成为快感的源泉。对性爱感受的修辞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下列比喻为代表：“她就崩溃了，一只小鸟在她的体内鸣叫，叫来了许多阳光，那光和她的灵魂一起在小鸟的嘴里鸣叫”（《与往事干杯》），把性与大自然的动人景观联系起来；一类可以“水水的丈夫重新贴紧她，充满了骄傲，仿佛他不是和妻子在做爱，而是攻占了最尖端最想占领的一座碉堡；仿佛碉堡里有着一个加强连的随军女郎，他足足用了占有一个加强连那么多个女郎的力量”（《阳光与牢笼》）为例，在政治和战争的领域内比喻性。性本身就是战争，性话语本就与政治话语不可分割，作为性话语生产的文学本就是一个各种力量关系角斗的场域。于是，被男性话语同化的危险也就同时出现。一味的追求性的和谐与高潮满足，男性的霸权便不能不隐现于字里行间。强大的阴茎和性能力、性爱的高潮与满足是男性文化的核心意象和观念。陈染的性描写更多地是与它们纠缠在一起！如果说它们在陈染的小说中还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性描写与故事情节和心理流程称得上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当属《与往事干杯》），能够“表达对生活和感情的理解和思考”[10]，那么，卫慧的性爱与思想就有了即兴消费获取快感的意味。到了木子美的作品，只剩了一个“操”字，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参考文献：
[1]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4][5] [6]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A].《论小说与小说家》[C].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7]萨义德.《隐蔽的和现在的东方主义》[A].《萨义德自选集》[C].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9]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陈染.《陈染最新访谈》[A].《私人生活》[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On The Sexual Description of Chen Ran’s Novels
关键词：陈染；身份；性爱叙事；战争
我们走进了一个新时代。我们走进了一 个性时代。性成为当今最活跃最流行的话语生产方式之一。层出不穷的短信笑话，网上的成人教育频道，flash动画及各种音像制品，向性靠拢并极具挑逗性的广告词，一些有影响没影响的报纸新闻标题也有着或浓或淡的性趣味和性意味。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不定期的扫黄打非；一方面又是各类性话语被默许被鼓励（比如说这样的广告有“创意”）的生产与传播。性和政治就在表面的相互排斥中寻找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以相互纠缠和利用。文学中越来越常见的性描写（几乎到了无性则不成文学的地步）是整个性话语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必怀疑，性话语的权利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那么，如何看待女性文学中的性描写？它除了让读者同样眼热心跳之外，还想告诉什么？本文就将主要在陈染小说范围内来考察性是如何被叙述的以及如此叙述的成因，并以此为切口来思考女性文学的处境。自然，性取向是多元的，女性小说中不少的女性人物都有同性恋和自恋的倾向与实践，但这不在本文的视野之内，本文要讨论的只是异性之间的性行为。
一、女性的身份
对男女两性的身份做一番考察将会有有趣的发现。事实上，这也是必要的。福柯在论述“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性经验时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1]这种生活规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在陈染笔下，性逸出了夫妻的合法的范围。她对女性身份的设置明显不同于家长制对女性的要求。
我们看到，陈染小说多次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形象：《私人生活》里的倪拗拗，《与往事干杯》中住在尼姑庵里的肖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与其说她的家庭是问题家庭，倒不如说是一对男女（她的父母）在家庭的牢笼里成了一对问题男女。问题出在父亲的身上：性情残暴，不负责任，或疯癫，或离异，成了一个暴力和强权的符号。然而，这些少女却都和与父亲一般大的男人做爱。或许，就在与“父亲”的做爱中完成了现实中对父亲不能不敢也无法完成的东西。
另一种女性的身份是双重的，在现实中（或者说由男性看来）她们是有夫之妇，而在想象中她们却渴望妓女（婊子）。雨子对妓女阿德丽亚娜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同情”，象妓女一样的生活是她要离婚的深层渴望（《潜性逸事》）。水水同样如此，她渴望丈夫把自己当成“想做些什么然后就分手的那种女人”（《阳光与牢笼》）。妓女不但可以享受美好的性爱，而且具有美好的品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来比婊子更纯洁的人了，再也找不出来！”（《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更狂热的赞美出现在《破开》中：“我的小婊子”“这真是我的不很长久的女性生命史上最辉煌、最动人不已的、给予我最高生命价值定位的叫法，一座复杂庞大的思想体现和迷宫般诱人的肉体的里程碑。”这与五四女性文学对妓女的批判和感到的耻辱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五四时代是立人的时代，觉醒的女性们无比关切的是“人格”，放荡的妓女是女性的败类，女性被当成妓女看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当梦珂在“圆月剧社”工作时，她无法习惯和不能忍受的，就是“自己也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了。”而今天，女性文学却高唱起了对妓女的赞歌。因为“女性的躯体已经不可能继续封锁在男性统帅的家庭内部。……女性解放的理想同时意味着将‘家’改造为适合于女性躯体的环境，或者说，使之成为女性躯体的一个有机部分。”[2]这首赞歌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婚姻的诅咒，是对现行秩序的瓦解，是对男性话语的蔑视。可以肯定的说，当女性都成为妓女的时候，也就是历史和文化所构建的“男性”彻底消失的时候。
但是，若继续深入地考察，我们还会发现，无论是十六七岁的少女，还是有夫之妇和妓女，她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说话者，一种潜在的身份：女性知识分子。既有女性的关注点、视角和体验，又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具有一种心灵的洁癖。面对强大的世俗势力，她们的最终选择是逃避和自闭。她们都有了“闲暇、金钱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3]，然而她们也同样曲解了这间“房间”。如果说五四女作家们，她们的小说揭露了“社会的罪恶”[4]，并且提出了“补救的方案”[5]，然而，今天的女性小说并没有象伍尔夫所设想的做进一步的发展：“较少地沉湎于事实，而且不再满足于惊人敏锐地记录展现在她们目光之下的细节……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看到诗人试图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6]可见，在伍尔夫看来，女性要有一见自己的房间，更要走出自己的房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白的《说吧，房间》是对《一个人的战争》的重要突破，因为它能超越性别关怀，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陈染最好的小说不是《私人生活》，也不是《与往事干杯》，而是《无处告别》，因为她让黛二走进了大千世界，那份体验的表达不只是女性的，而是关于整个人类都走投无路无处告别的最终困境。虽然陈染与林白并称，但无论从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陈染无法与林白并肩。
二、男性的身份
一类是父亲一般的男人。父亲象征着权力和伦理的秩序，这已属老生常谈，也是我在前面着意强调的一点，为的能从中挖掘出一点点意义。其实，性爱中的“父亲”更是一个性经验老手，有着强大的性能力，女人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更多的性快感。这才更接近性爱中女性对男性父亲所期待的形象。这和她们对另一类男人的想象与期待是一样的。他们是外国的男人，尤其是欧美的男人。女性文学生产的第一个外国男人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一个新加坡人，高大英俊，具有“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令莎菲周围的所有中国男人都黯然失色。但“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既有妻室，又出来拈花惹草。正是靠着自己“充足的清晰的脑力”，莎菲才压抑住了已经燃烧起来的情欲之火。这是典型的五四话语特征：一切依靠思维和思想，由大脑而不是由性器官来评判决定，树立起那个时代的“人”！而到了现在，外国男人的外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强大的阳具和性能力。《无处告别》里的美国人约翰·琼斯，卫慧《上海宝贝》里的德国人马克，《角色累赘》老Q 虽是中国人，但他的“做爱方式完全是美国式的”，能让女性神魂颠倒。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的床上工夫，要归功于对美国人的崇拜。他谈起里根，不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而是“人家都七十多了，可折腾起来比年轻人还有劲。”对西方的想象里程经历了坚船利炮，科学与民主，金钱与财富，最后落实到了男性生殖器的头上。西方的力量总是活生生地咄咄逼人！而在东方主义的文化构想中，东方女性成了“男性权利想象的造物。她们表现无度的性感，她们多少有些愚蠢，而最重要的是，她们总是愿意的。”[7]看来，在西方男人的想象中，东方女人不但非常性感，而且愿意付出；而在东方女人的想象中，西方男人具有强大的性能力。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前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的控制和使用，那么后者的反应却要复杂一些。陈染笔下的女性既需要从完美的性爱中获取“利益”，又要寻求灵魂的富有。而后者往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渴望。所以黛二选择回国，断绝与约翰·琼斯的关系；“我”与老Q们也分手，在孤独中享受莫大的自由。她们可以凭借回忆来建立并丰富与世界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努力保持一个完整统一的自我，陈染的小说大都采用女性回忆的方式来叙事，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而卫慧笔下的倪可则象莎菲一样面临两个男人：一个是心灵相通的中国男人，却是性无能；一个是法西斯式的德国男人，只给她性的满足。她抓住了两个男人，最终又同时失去了两个男人。面对两个男人，其实是面对两个自己，在一个一切都快感化了环境里，她无法调和自身的分裂，不知道该听从哪个而实际上哪个也听从。纵欲求欢的倾向非常明显。也许，更具有意味的就是这种女性对男性的性想象和性心理反应。 三、性爱的叙述
蒲安迪在分析《金瓶梅》“淫秽情节在叙述流动进展次序中的位置”时，有下列精彩论述：“很多描写性活动的章节都紧接着暴力或败德事件，以便使读者产生消极的联想，以抵消愉悦的效果”[8]；“刻意把性与痛苦揉合在一起，是小说作者精心设计的重要笔墨。”[9]并认为如此安排乃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在。比照陈染笔下的性爱描写，可以发现两者恰成对比。陈染小说的性爱不但带来高潮、满足和愉悦，而且是发生在暴力、悲剧、不幸或仇恨之后，就其性爱情节放置的位置来看，具有明显的报复、发泄和补偿意味。例如：
1、被父亲粗暴赶走之后，无家可归，“我”便主动与父亲一般年龄的男人做爱，充满狂野自虐式的疯癫般的姿态和语言，寻找世界末日的感觉。（《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2、怀着对母亲的不满和对考试的仇恨，肖濛与尼姑庵里的男人发生关系，忘却了世界。（《与往事干杯》）。
3、外婆死后，在单位受到歧视之后，水水以激怒丈夫的方式与之进行性爱，获得高潮体验。（《阳光与牢笼》）。
4、丢失日历簿之后（这一丢失成为精神虚空生命散落的象征），黛二主动找“大树枝”做爱，其实是要找回“日历簿”。（《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值得注意的是，由谁来叙述性爱，谁掌握着叙述权力是一个至关的问题。当叙述者是第一人称女性“我”时，性爱不但有着巨大的愉悦快感，而且包含穿越时空的情感和心灵能量。而当叙述者是男性之“我”时（如4，整个性爱过程是由“大树枝”来叙述的），男性那种勾心斗角、计较得失、心灵委琐的形象令人汗颜，愉悦的性爱成为用阴茎换来一顿饭的交易。男性把本来应该是最美好的事情也给糟蹋了，男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女人不但要性的快感，更要获得权力的快感。为了达到完美的结合，陈染把权力交给了女人，这是一种可能！而林白的处置则很不相同。她几乎完全把男性躯体从女性躯体上排斥和驱逐走，把男性的权力完全赶走！在《致命的飞翔》北诺可以自我的方式享受性满足，而与男性的交合却是一次次的痛苦；于是，她让男性消失。同样，《说吧，房间》里的林多米对丈夫的肉体有着无法停止的厌恶并毫不客气地拒绝！在性经验领域，把男性剔除，是女性发动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性是一种权力的叙事策略，在性经验中颠覆、取消了男人就是从根本上颠覆、取消了男性的存在！林白的声音是更尖锐的，冲击是更有力的。
性爱修辞学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性需要技巧，性的叙述也需要技巧，需要修辞，需要想象和联想，需要比喻。比喻是一种诗意化的叙述方式。站在比喻背后的，不是个人的认识和观念，而是某个集体的认识和观念。透过比喻，我们会发现比喻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文化构成和心理意念。这首先体现在对男女两性性器官的想象与使用上。阴茎常出现在下列比喻中：“一根雪白的香烟——纤秀的阴茎的替代品”“门闩是一只修长的阴茎”（《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那灰石阶……危险得如有如一只男人的庞大阳具”（《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男人身上那个关键的家伙——一枝填满火药的枪”（《无处告别》）“他的大腿上无比坚硬……像一只巨大的螺丝钉”（《与往事干杯》）；而在《私人生活》里，则把阴茎比喻为“第三只手”……女性乳房则与“花朵”“苹果”“梨子”等意象“固定”地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对阴茎想象和使用的尺度是长度和硬度，而对女性乳房则围绕着大自然与大地上的出产进行想象和使用。女性意象和女性的躯体景观总是丰满的、美丽的；而对阴茎的想象则不乏调侃玩弄之意，有的则寓含着暴力和恐惧。但是，当两性交合的时候，阴茎又是可欣赏和赞美的，成为快感的源泉。对性爱感受的修辞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下列比喻为代表：“她就崩溃了，一只小鸟在她的体内鸣叫，叫来了许多阳光，那光和她的灵魂一起在小鸟的嘴里鸣叫”（《与往事干杯》），把性与大自然的动人景观联系起来；一类可以“水水的丈夫重新贴紧她，充满了骄傲，仿佛他不是和妻子在做爱，而是攻占了最尖端最想占领的一座碉堡；仿佛碉堡里有着一个加强连的随军女郎，他足足用了占有一个加强连那么多个女郎的力量”（《阳光与牢笼》）为例，在政治和战争的领域内比喻性。性本身就是战争，性话语本就与政治话语不可分割，作为性话语生产的文学本就是一个各种力量关系角斗的场域。于是，被男性话语同化的危险也就同时出现。一味的追求性的和谐与高潮满足，男性的霸权便不能不隐现于字里行间。强大的阴茎和性能力、性爱的高潮与满足是男性文化的核心意象和观念。陈染的性描写更多地是与它们纠缠在一起！如果说它们在陈染的小说中还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性描写与故事情节和心理流程称得上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当属《与往事干杯》），能够“表达对生活和感情的理解和思考”[10]，那么，卫慧的性爱与思想就有了即兴消费获取快感的意味。到了木子美的作品，只剩了一个“操”字，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参考文献：
[1]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4][5] [6]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A].《论小说与小说家》[C].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7]萨义德.《隐蔽的和现在的东方主义》[A].《萨义德自选集》[C].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9]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0]陈染.《陈染最新访谈》[A].《私人生活》[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On The Sexual Description of Chen Ran’s No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