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界一片悼念声，美国人说，他是“新现实主义电影旗手”、“第七艺术的人文卫士”、“当代影坛的绝对巨星”。可是这些标签太空洞、无力了。
　　伊朗人纷纷致敬阿巴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伊朗电影带到了世界舞台上，让伊朗被世界了解。
　　一九四零年，阿巴斯出生在德黑兰的一个大家族。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做为画家的儿子，他对视觉艺术有着天生的敏感与偏爱，然而对他来说画画更多时候是为了排解寂寞。
　　阿巴斯很内向，与人相处时有沟通障碍，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他没有跟任何同学说过话。他在十六岁时还曾经离家出走。后来阿巴斯离开家到交通警察部门做设计，同时他还在德黑兰美术学院念书，因为无法按时完成学业拖了十三年才毕业。后来别人问他是否在大学学到东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我认识到我不是画画的那块料。”
　　一九六九年，他加入了伊朗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这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导演训练，很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拍摄电影，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加入青少年教育学院后他自然而然地就拍起了电影。
　　他的电影鲜少涉及政治，仅凭借艺术性立于影坛，在国内并未惹来政治上的麻烦。然而也因此一些电影不能在国内放映，甚至一度被限制在国内拍片。他在二零零五年的访谈中透露，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没有放映过任何一部他的电影。
　　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过客》，仍然被各路评论家看做阿巴斯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也是导演自己很中意的作品。《报告》是阿巴斯的第二部长片，它遭遇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最严格的电影审查。
　　“我很在意电影的听觉效果，甚至认为听觉比视觉更重要。”阿巴斯说，“声音给了二维影像第三维空间，它加强了电影的深度感，声音弥补了视觉影像的不足。”电影在表现人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时，声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九七年，他凭借《樱桃之味》拿下第50届戛纳电影金棕榈。然而，因为在戛纳的颁奖典礼现场，一位女性亲吻了阿巴斯的脸颊，触犯了伊斯兰律法。政府立即下达了禁令，不允许任何人去机场迎接和祝贺他获奖回国。在机场等待他的，没有祖国的致敬，只有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团体。他在飞机落地、荣归故里之刻，不得不从飞机后门溜出，以躲避激进宗教团体的袭击。
　　而他并未像一些艺术工作者一样选择移民，而是留在了伊朗继续拍摄电影，他说：“当你把一棵根植于土地的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棵树就不会再结出果实。我觉得如果我离开了我的国家，我就会像那颗树一样。”
　　他表白自己的内心——现在我还在享受我的童年与青年时期的快乐。三十年以来，我没有太大的变化。给我最大的影响，是童年时期。只有一部电影，比较符合我现在的心境。是在日本拍的《如沐爱河》。除了这部电影，我的其他电影都是受到了三十年前的思潮影响。
　　最近他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是在中国拍摄。暂时取名叫《杭州之恋》，总之那会是个很复杂的爱情与人际关系。
　　阿巴斯说：爱情可以重复，但悲伤是无法重复的。爱情从每张嘴里说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叙述出的都不同。爱情主题一直在重复，但发生的故事一直千奇百怪。故事一直在重复，但每个人都在展现自己的不同。
　　他说其实他从来没想过杭州，就像在飞机上跳伞，跳下来了后，我问别人，这是哪儿，他们告诉我，是杭州。下来之后他看了看四周，他觉得不管是哪，都吸引他，那里的人都很有意思。
　　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可噩耗传来，阿巴斯在被查出身患癌症后，在德黑兰一共进行了四次手术治疗。在第一次手术时，家人找到了德黑兰一家医院的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为其进行手术。手术带来了并发症，造成了持续的感染。手术完成后，家人发现，手术并非这位老医生亲自操刀，而是交予他临床经验匮乏的儿子完成的。
　　人们自发走向街头，送阿巴斯最后一程。祖国对他的致敬，只在道别之际。
　　人们悼念那个戴着茶色墨镜，穿着帆布鞋，语气中有着令人生畏的温情的伊朗老头；那个刷牙时看到电视里放着费里尼的《大路》，便举着牙刷，站着看完的文艺青年；那个被马丁·斯科塞斯、黑泽明与戈达尔等大佬夸到没词儿了的艺术巨匠；那个为了让演员表现出恐惧，特意在他身边放一把枪的变态导演；那个领取金棕榈大奖时，与凯瑟琳·德纳芙行吻礼后，被伊朗保守派攻击，电影无法在故乡放映的倒霉蛋。
　　“如果你去参加葬礼，请不要哭泣，打扮得漂亮一些，我们不是去悼念他的死亡，而是去庆祝他的生命。”
　　他儿子说，“我多么希望他今天能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他在国外参加过那么多重大的向他电影致敬的活动，但这些比起在自己的祖国被认可，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在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声誉。”
　　当人们运送阿巴斯的棺木上车，伴随着伊朗歌曲《Havaye Gerye》响起，无数人潸然泪下。
　　在伊朗，却几乎从未有过向阿巴斯及其电影致敬的重大活动，唯一一次，却是在他的葬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