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博物馆,千年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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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制度文明的引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博物馆,陈列着先人的智慧,方寸间一览千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博物馆非常重视。近年来,习近平先后参观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西安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地,他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又恰是高考制度恢复41周年。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只有1年之差,而这道时间差却有着深刻意义。作为科举文化现代性延展,高考以考试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策略,以公平和尚学为精神主导,培育出无数优秀人才推动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为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供应给养。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在秦淮河畔江南贡院基础上建立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既是对科举文化的追索和沉思,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凝聚。
  2018年4月3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首次调研工作中,选择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作为落脚点,他指出:“我们要用好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善于从中汲取优秀精华,涵养道德情操,砥砺奋斗精神,弘扬社会正能量。”
  旧馆新生,以史为鉴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秦淮人,从小生活在江南贡院周围。”科举博物馆馆长助理吴怡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人们来到夫子庙,更多关注的是小商品市场,琳琅满目的货物把江南贡院的文气压了下去。”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1999年高考扩招,使得人们更倾向于物质利益,低估考试制度文化的力量。而新世纪后,社会对考试制度文化重新进行了评估,挖掘出其中的动力因素。
  吴怡对于高考深有体会,2010年,她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喜爱的讲解员工作。“高考制度让我能够获得高层次文化教育,让我能够站在古都金陵的人文客厅,向四海八方宣传中国的科举文化和家乡的人文风光。”
  2017年年初新落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位于原江南贡院遗址的地下部分。博物馆建筑呈四方形,象征科举制度的公正公平。一卷卷碳化处理后的竹简累叠四壁,整座建筑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经匣”,意喻天下士子勤恳学习,才能够出人头地。
  博物馆的屋顶略略高出地面,顶上一池静水,如明镜倒映着明远楼的风霜和历史。吴怡介绍道:“屋顶的设计被称为‘墨池’,墨池占1300平方米,寓意1300载科举春秋,而这一潭碧波的名称,又能让人浮想到士子们洗濯笔墨。墨池如镜,还有着‘以史为鉴’的含义。”
  吴怡每天都会在偌大的馆内四处巡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都会在这里。看过百遍千遍也不厌倦,和每一件文物都生成了情感。”吴怡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于文化使者身份的认同,“考试制度文化是通往文明的阶梯,而我则在这里举着火把,把1300年的阶梯照亮给现代人。”
  方寸之间,激扬历史
  方寸之间,一窥百年。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他们的身影藏在一幅幅墨迹中、一块块匾额里。
  清朝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与江南贡院有着不解之缘。1832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三度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
  无论旧院新馆,明远楼都是最高建筑,当年,监临的考场官员登楼即可全览贡院。
  1832年,林则徐初登明远楼,向下俯瞰,见攒动待考的秀才入场混乱而不自治,拥塞昏厥者络绎不绝,“考试制度如此凋敝,又怎样为国取才?”他三度规整“科举”“科场”之制,整饬阅卷之纲,严惩舞弊之徒,精修点名之法。励精图治一番改革,江南贡院科考井然有序,林则徐被时人赞誉“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無良法”。
  6年后,林则徐离任江苏巡抚,但耳畔依然萦绕着明远楼“慎终追远”之音,他深情写下“斜日西风万柳条,栖鸦流水旧魂消。即今仍踏长干路,官爱江南为六朝”的诗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两年后,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同江南贡院中举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共办禁烟案,留下了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虎门销烟”篇章,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于列强的决心。
  一潭清池波光粼粼,倒影中的石桥也在微微荡漾。飞虹桥是内外帘官吏的界限,再往里前行,就是科举阅卷重地。贡院围墙高森,墙上倒棘密布,因此,贡院也被称作“棘闱”。
  张謇一定在这里徘徊过许久,从16岁录取生员开始,他五次前往江南贡院参加乡试,均未中第,直到41岁,受江南贡院出身的翁同龢提携,得中状元。
  是时西学东渐,科举人才纷纷投身工业文明。一年多后,张謇就辞官从商,“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
  1896年,张謇在通州建立商务局,两年后建立大生纱厂,成为实业兴邦的重要人物。张謇在刘坤一的帮助下,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相继又建立了广生油厂、复兴面粉厂等。
  此间,同时期在江南贡院中举的沈云沛、许鼎霖也建立民族资本工业。沈云沛建立的树艺公司、商办江苏铁路公司通过改革农业和地产,形成了全国贸易网络,并首开化学矿山;许鼎霖则开办了外江轮船公司和同利机器纺织洋线麻袋公司。
  秦淮水不惊,激起的却是历史上的千尺浪头。江南贡院出身的三位进士,为近代的民族工业和实业救国运动增添了一笔华彩。
  1897年,刚满18岁的秀才陈独秀,来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他在矮小的号舍里,看着隔壁考生们滑稽的举动,忍俊不禁。就在江南贡院中,他对晚清制度的腐败凋敝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以嘲弄八股方式洋洋洒洒交卷而去。
  应试落第后,陈独秀索性专事反清宣传,在躲避清政府追捕的过程中,发现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开始接触“维新思想”。之后,他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扬新文化,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1920年,在陈独秀的倡导和筹办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首先建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走向一个由衰而强的转折点。
  正是这些江南贡院孕育的一个个士人,怀着救亡图存的赤诚之心,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国重斯文,至公之制
  满清统治风雨飘摇之际,科举之不兴、科纲之不振成为人才选拔之中的严重桎梏,使得清廷人才断流。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奏折,“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远无实在至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1905年,800余年历史的江南贡院结束了历史使命,科举制度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正式废除。
  科举制度虽然萌发于封建社会,但其自身具有超越封建社会的现代性,宋代欧阳修评价其为“至公之制”。
  中国科举制度,以公平、标准化的考试模式进行人才选拔,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东南亚,还是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利玛窦记录道:“他们(中国人)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作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作科举制。”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表示,“科举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
  专家评论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氤氲形成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是普遍对于天下士人开放的选拔制度,在选拔中凭借统一标准进行判断,因此是具有时代性的制度文明,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科举博物馆里的一面灰墙上刻着“国重斯文,至公之制”八个大字,中国科举制度的文化传统,塑造了当今中国的考试制度,其中最突出的高考制度的优势已经被时间证明。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些离不开制度文明的引领。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必然对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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