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文学与市民小报曾势同水火，但最终由排斥、抗拒，到逐渐接受、认同，其中过程颇有意思。
　　从传统道德的观点看来，文以载道，文学作品承担着教化的使命，而市民文学，则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现代文化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市民文学走出了边缘，大放异彩。到了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学猛烈抨击大肆泛滥的市民文学，市民文学遭到重创，新文学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居于正统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小报，用游戏的文字描绘出市井的众生相，是近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旨、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小报文学，是一种市民文学。正是因为如此，小报文学成为新文学抨击的对象。以上海小报为例，面对新文学的攻击，小报文学也做出多方面的调整，由排斥、抗拒，到逐渐接受、认同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文学就非议小报文学的创作。小报文学虽然不以为然，却无法从正面做出反击，因为它以娱乐大众为宗旨，艺术水平与新文学相比，固然是相对粗俗一些。所以，小报文学只能避重就轻地进行回击。小报文学先是从道德层面上讽刺新文学宣扬“不孝”，再攻击新文学倡导的“自由恋爱”是“自由性爱”，又说新文学半欧化的语言犹如天书般晦涩，甚至嘲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说胡适迷信“赛先生”，但常年的旧患糖尿病最终是让“腐败”的中医给治好的。小报刊登的这类反击新文学的文章，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学理论支持，大多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游戏之作，很少有使人信服的作品。即使有的小报作家注意到新文学否定传统的问题，也只是流于表面地批评几句，指出新文学家倡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强词夺理、矛盾百出，但是如何无理、如何矛盾，小报并没有给出深入的解释分析。
　　尽管小报文学和新文学曾经水火不容，但在1927年前后，新文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不再批评指责小报文学。小报文学也开始重新认识新文学的价值，重新评估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小报在讨论什么是不朽的作品时，认为新文学中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是真正的不朽之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小报文学提出新旧调和的理论，寻找到与新文学调和的可能。所谓新旧调和，即新文学源出于旧文学，新旧文学各有优点和局限，可以相互沟通。小报指出，凡是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新旧调适的结果，张恨水和张爱玲是新旧文学调和得最好的作家。尤其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融新旧于一炉，描写细腻胜于新文艺小说，布局精细又不落旧小说的窠臼，是最优秀的作品。到了20世纪40年代，小报文学更是融合文言和白话，每一份小报在同一个版面上，都同時刊登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写成的文章。可见，与当初对新文学深恶痛绝相比，此时的小报文学逐渐向新文学靠拢。
　　小报文学之所以愿意接近新文学，在新文学面前甘拜下风，实际上是顺应新的文学格局的需要。小报文学意识到，新文学自面世起，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坛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对新文学星星之火势必燎原的趋势，小报文学如果仍然顽固抗拒，最终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所以，面对文坛的新格局，小报文学只好重新定位自己与新文学的关系，以求继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