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城市

　　在《万事万物：当代北京的养生生活》里，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如此描述北京的街头生活：夜幕降临，人们悠闲地走街串巷，物美价廉的街头摊点随处可见。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们锻炼的身影，成千上万的市民让大街小巷充满了活力。相较于麦克尤恩笔下“开车四十分钟见到彼此却只为了相互折磨”的洛杉矶都市生活，冯珠娣的记录折射出中美城市风情之间的深刻差异。城市绝非冷漠无情的物质存在，而是列斐伏尔眼中生机勃勃的艺术作品，北京最具魅力的“作品特质”就在于中国特色的公共生活：养生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让中国真正同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接轨，随之而来的全球资本化浪潮也为北京老城带来了不亚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冲击。在医疗商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医疗负担逐渐从国家转移至平民。为了规避沉重的个人负担，居民不得不开始拾起“求医不如求己”的信条，而国家也开始鼓励民众从自身做起防病健身，养生于是逐渐成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在冯珠娣看来，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养生的医疗意义，我们很容易将这一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简化为私人的保健生活，从而使其湮没在与美国城市同步的公共生活私密化潮流之中。所以养生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防病治病，而在于活动本身的社会属性。
　　清晨、下午、晚间，或是在可以开展养生活动的任何时间，人们都会走出相对狭小的单元楼，涌向大街小巷、公园空地，在并不宽敞的公共空间内进行形式多样的养生活动。其中最知名者莫过于广场舞，但现实生活中的养生活动远比广场舞复杂得多：团体操、太极、气功、歌咏等等，花样种类不一而足。但北京人之所以走出家门，并非仅仅因为居住环境相对紧张，也不只是想要强身健体，而是为了“追求热闹，追求令人愉悦的活跃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精神焕发的集体活动”（57页）。在人类学家眼中，热情的市井氛围，喧闹的人间烟火，正是汉语“热闹”一词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正是北京乃至中国其他城市区别于北美城市的精髓所在。
　　养生活动塑造了极具北京特色的城市风情，而这也正是简·雅各布斯倾心追求的市井生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机重叠的生活：走出家门，与陌生人一起“热闹”，无须刻意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城市的本质精髓就在于活力、异质性与社会性，那么养生活动可谓将这一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正是依托城市的环境条件，乐于养生之道的北京人创造出了活力四射、多姿多彩、敦亲睦邻、活色生香的生命形态。” （49—50页）
　　养生活动看似只是关心私人生活的独善其身之举，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作为城市中的新型交往模式，作为看似私人却又社会参与感十足的社会活动，养生活动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看似匿名却能增强社会纽带的社会关系。无论表面看来如何相似，养生活动绝不同于集体主义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在养生者聚集的各个城市空间，我们再也找不到单位强制的健身锻炼，找不到刻意编排的文艺活动，人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养生活动。为了参加一个志同道合的兴趣小组，大爷大妈甚至甘愿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离家甚远的地方。可见，养生已经塑造了更开放（无须受制于个人工作单位）、更匿名（无须受制于固定团体归属）的社交模式，这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开放式社会交往正是社会学家极力推崇的健康城市生活。
　　雅典时代的公民之所以愿意在健身场馆中展示身体，正是出于对自身社群的骄傲与自豪。当代北京人的养生活动是否同样如此？冯珠娣的民族志早已记下了肯定的答案：“日子好了，国家好了，就愿意身体健康。”（195页）—看似素朴的话语正道出了养生活动的社会性。其实，养生者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地响应着国家的政治话语。在很多老人的心目中，健康长寿的人民不仅是国家强大的标志，更是强大国家的坚实基础。所以养生绝非某些媒体塑造的那样，是既扰民又无益于社会的自私之举，反而恰恰是施展个人能动力量的社会活动。在冯珠娣看来，北京人深知自己改善生存条件的能力有限，房价、污染等现实问题困扰着每一个市民：“对于浸淫在现代中国历史情境中的人而言，生活充满了独具况味的酸甜苦辣。”（59页）但人们并非只能消极以对，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都能另辟蹊径，尽最大可能地为自己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乐趣，在无拘无束、轻松愉悦的社交活动中确证自身与他人同处一座城市的事实。
　　然而，早已开始同国际接轨的北京无法自外于全球资本化的滚滚洪流，在时代浪潮的拍打下，列斐伏尔所谓的“市井之欢”时刻面临着湮灭之虞，而最富“老北京”风韵的旧城区则是首当其冲。“早搬家早受益”的横幅在老城改造工地随处可见，居民养生活动的空间正逐步缩小，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之下，极富北京特色的热闹会不会在数十年甚至数年后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走在后奥运时代的北京街头，“一边是各类‘风情街’对往日帝都的想象怀旧，一边又是奥运时代城市规划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价地块新建起一幢幢价格不菲的公寓楼盘，钢筋水泥将日常生活圈入戒备森严的封闭社区，保安与防盗系统建构的防御体系维护着奢靡的私人生活，而市井生活终将变成个体随人群漂流的孤独旅程”（62页）。—在人类学家的笔下，答案可能已经呼之欲出。
　　尽管冯珠娣清醒地认识到，将“老北京”生活浪漫化的倾向可能极具误导性，胡同生活并不都是那么轻松宜人，经历过“大杂院”生活的人未必都愿意一直守在逼仄、混乱的生存空间之中，成为供人观看的“土著”标本，但问题关键在于，养生活动具有独特的双面性：一方面，它是资本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产物—医疗改革催生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参与的养生热潮；另一方面，它又是反过来抗拒资本化侵蚀的社会实践—丰富多彩的养生活动重塑、巩固、维护了北京的城市风韵。冯珠娣将后一种特性称作“溢出”，亦即冲击、颠覆一切既有规划的力量。例如，很多老年人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不得不搬到郊外更加便宜的社区，却仍然坚持回到老城参加养生活动，尽管来回路途颇费周折也无法阻挠北京人追求热闹的天性。作为利用城市空间、消磨闲暇时光、强身健体、丰富社交的社会活动，养生超越了一切城市规划的掌控企图，也打破了任何社会原理的轻率概括：身体锻炼不只属于个人生活，更是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养生者参与、塑造、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养生活动不仅是毛泽东时代集体锻炼的变化再现，还是创造新时代人民生活风貌的新潮实践；不仅是中国传统知识与传统观念的复苏，更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与全球浪潮的交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