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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国家级专家团队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队伍示范建设项目指导专家。
2006—2010年，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致力于探索“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2007年考察世界银行在罗马尼亚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项目后，在中国西部七省八县试点“以导师制为依托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2010年，《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评估标准》正式颁布，《导师工作实务手册》等导师选拔管理以及培训指导教材陆续开发出来。
中国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所依托的理论、事实和假设是：县域内能够成长出持续有效的支持本地教师发展的专业队伍；学校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只要提供适切、持续的支持，每个教师都能胜任教育教学；儿童（学习者）永远比学科知识、教法和考试更重要；教师是负责任的学习者，教育教学中的困惑、新挑战都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教师鲜活的专业知识大多数是缄默的、个性化和情境化的，通过规范培训是不可以传授的。
基于以上理论、事实和假设，我们形成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愿景（vision of TSS），即：每一个孩子都有好老师（Good teachers for every child）；教师成长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帮助和扶持（Continuous support for every step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教师成长的沃土（Schools become more friendly for teachers’ development）。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教师培训模式和经验，以服务于中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
一、“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介绍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对四川省和甘肃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学校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当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为加速在四川和甘肃受灾地区与学校中实现“重建更美好”的目标，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力资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以及四川和甘肃两省的教育部门携手合作，在四川省青川县和苍溪县、甘肃省西和县和平凉市崆峒区建立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实现即时的、现场的教师培训与教学指导，提供触手可及的图书、体育器材和教具，以及包括学校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和环境卫生教育在内的主题教育，切实提高四个县（区）的教师培训水平及500所项目学校的教育质量。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是指将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理念扩展到地震灾区提供支持，并着眼于偏远农村学校。从2012年开始，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扩展到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即云南省景洪市和腾冲县。
该项目自2009年12月启动，至2015年3月结束，历时5年，覆盖4个项目县的全部小学和教学点578所，受益学生达130 000多名，教师8 000余名，培养155名县级导师，最终形成《项目实施纪实》《导师工作实务手册》《我与METRU的故事》《导师培训的百宝箱》《我与行动研究》等多本书籍。该项目的实施，给学校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得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二、“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实施过程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以导师制为依托，建立国家、省、县、学校四级联动的技术支持体系，通过国家级专家和省级专家对县级导师的实地指导和培训，提高县级导师队伍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县级导师对项目学校教师的培训与指导，使项目校的教师了解现阶段的需求，使自身专业技能得到发展，实现有质量的教学，最终让学生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实现全面发展。
在四级联动的导师团队中，县级导师是该模式的核心。导师既是教师，又是全面支持教师专业成长的专业人员，是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指导教师。县级导师到校的主要工作方式包括：咨询、分析、观察、示范与指导及反思和总结。（1）咨询，也叫诊断，主要是导师询问教师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了解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学校改进课堂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在咨询或诊断时，并不是导师带着资源到学校给教师“看病”，而是带着他们的生长点和另外一批有生长点的人，通过咨询、讨论的方式发现教师的“闪光点”以及专业发展的“短板”，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2）分析，主要是指导师和一线教师一起分析、讨论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时所遇到的问题。通过现场听课、与学校教师集体备课的方式，开发课堂教学改进指导建议书，通过文字或影像记录教学改进典型案例。（3）观察，主要是观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校园文化和学校课外活动的开展。在课堂观察时，导师会收集学校和学生的基本数据，记录课堂教学中的优点和不足，在走访学校后给予分析和总结，以便改进来校指导方法。（4）示范与指导，即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共同准备一节课，由导师上示范课。示范课并非表演课，而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引起反思，共同成长。（5）反思和总结，即导师与学校教师就近期的发展和进步反思和了解问题是否已被解决，确定下次来校指导的时间和主题。
正如一位县级导师的描述，“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即“移动播种梦想”的项目，该项目通过建立县级教师资源中心，让县级导师作为“资源人”随车携带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信息，传播丰富、有效的教学和教师培训经验。
三、“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导师指导模式
经过5年的探索，项目团队形成若干经验，其中之二便是：县—乡两级导师指导模式和县—校导师对口支持模式。
1. 县—乡两级导师指导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适宜于学校数量多、分布较为分散的地区，设有学区一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其工作方式是：（1）组建县级导师团队，同时在每个学区组建学区（区级）导师团队。（2）县级导师团队支持各个学区的中心校以及部分学区的薄弱教学点或村级小学，同时承担培训和指导学区一级导师团队，记录并传播各个学区的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3）学区导师团队，依托本学区的中心校，建立学区教师支持中心，为本学区内的所有学校提供支持，与本学区的常规教研和培训工作相整合。 2. 县—校导师对口支持模式
该模式适宜于学校数量少、分布集中的地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所有学校。工作方式是：（1）县级导师团队，按照学校集中分布特征，分为若干小组，组内成员均衡考虑其所在机构、性别、年龄和学科背景，每组负责一个片区内的所有学校。（2）每个导师小组内，各个成员分别负责片区内的几所学校。（3）导师小组提前与所负责片区的各所学校沟通，了解需求，并制订走访工作计划，定期走访学校，开展各项活动。
四、导师制与送教下乡的比较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依托的导师制资源，与传统意义上的送教下乡相比，从工作范围、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工作建制和队伍特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见表1）。
第一，工作范围方面。送教下乡一般是以学科培训为主，如某门课程的培训或者是某个环节或教学方法的培训，培训内容和范围比较单一。但是导师制覆盖更多方面的内容，不但有教师学科指导，还包括学生阅读、安全教育、防灾教育、学校文化、教师心理问题等方面。相比于送教下乡，导师制涉及的工作范围较广。
第二，工作重点方面。送教下乡是以课堂为主，培训师将课堂送到现场，活动范围仅限于教室内部。但是导师制覆盖课堂内外，包括体育包、音乐包、图书包的使用，学校食堂和校园环境的布置及学校与社区的联系等。导师会多方面地对项目学校进行指导。
第三，工作方式方面。一般而言，送教下乡是将优质的课程资源甚至是高不可攀、望而生畏的课程资源教给一线教师。但导师制中的导师作为一个移动的“资源人”，不仅具有送教下乡所需要的示范功能，更要进行咨询、分析、观察、支持和反思。所以，导师并非简单的送教下乡和城乡交流。
第四，工作建制方面。送教下乡虽然也是经常性的，但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导师制是建制化的，包括导师的资格、选拔和工作规范。例如，各县为导师配备导师工作补贴，制定并实行导师工作管理手册、到校指导登记表等相对健全的制度
文本。
第五，队伍特征方面。送教下乡的培训队伍大多由优秀教师组成，但导师制中的导师则是一支通过特别训练、具有敬业精神、服务于一线教师的专业人才队伍。可见，导师不仅是教师，更是能够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五、“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实施5年以来，围绕团队建设、资源开发、模式创新、重心下移等方面，探索出在受地震影响地区依托导师制建立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多方参与为核心策略的项目实施方式，在各级导师培训和学校现场指导中传递和提供给教师的不仅是多样的教学方法、适切的专业支持，更有在培训和教研活动中充分参与的机会。
该项目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可推广性，且已影响我国教育决策和政策制定。如2015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中的《“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明确提出“实施送教下乡培训和教师网络研修，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形成区域与校本研修常态化运行机制”。
对于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设想和建议。
第一，在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可以在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及导师配置方面做些工作。在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方面，以导师制为依托的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机构重心已经下移到县和乡镇。但以现有的培训部门设置和运行机制来看，虽然各个县有教研室、进修学校、电教馆等部门，但这些部门的职能是不是把水浇到底部、浇到根上，以及需要配置多少人来支撑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以往的一些教师培训远离农村教师生活和工作经验，如介绍其他国家教师专业发展经验、北京名校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等，这些都没有把水浇到根上。所以，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机构建设的地点以及职能厘清，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在导师配置方面，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专门人员，我们称之为“导师”，主要是指这一群体的人员配备情况。例如，如何配置全县专业人员与一般教师之间的比例，如何统筹、融通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电教中心等机构的人员协同支持乡村教师支持服务的建设与实施。再如，这一专门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人员的身份是兼职还是专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又如，这一专业人员是否需要划分不同的级别或等级，以形成一个趋于完善的建制。
第二，在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专业化和制度化方面，如何保证这一项目的持续发展，培养更多实用性人才，是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所依托导师制而建立的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能够进入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应该是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但乡村教师支持服务的专业化与制度化方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例如，导师培训是否可以作为职前教育的一部分，通过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或授予一定的文凭、学历，以获得专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更好地、持续地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做把水浇在根部的人。
第三，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由于与其他大规模的教师培训的“正规军”不同，导师制是灵活的、日常的、常规的“游击队”。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尤其是导师制，就相当于“全科医生”，它从工作范围、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工作建制和队伍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的教师培训。而且，导师制和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并非针对某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的专业成长及学校的综合发展。并且，导师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具有专业养成精神、多方面技能和良好情感情操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者，是为广大教师树立榜样的专门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依托导师制建立起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能够取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每一个学生都有好教师，教师成长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帮助和扶持，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教师成长的沃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任媛媛）
2006—2010年，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致力于探索“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2007年考察世界银行在罗马尼亚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项目后，在中国西部七省八县试点“以导师制为依托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2010年，《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评估标准》正式颁布，《导师工作实务手册》等导师选拔管理以及培训指导教材陆续开发出来。
中国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所依托的理论、事实和假设是：县域内能够成长出持续有效的支持本地教师发展的专业队伍；学校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只要提供适切、持续的支持，每个教师都能胜任教育教学；儿童（学习者）永远比学科知识、教法和考试更重要；教师是负责任的学习者，教育教学中的困惑、新挑战都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教师鲜活的专业知识大多数是缄默的、个性化和情境化的，通过规范培训是不可以传授的。
基于以上理论、事实和假设，我们形成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愿景（vision of TSS），即：每一个孩子都有好老师（Good teachers for every child）；教师成长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帮助和扶持（Continuous support for every step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教师成长的沃土（Schools become more friendly for teachers’ development）。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教师培训模式和经验，以服务于中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
一、“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介绍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对四川省和甘肃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学校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当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为加速在四川和甘肃受灾地区与学校中实现“重建更美好”的目标，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力资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以及四川和甘肃两省的教育部门携手合作，在四川省青川县和苍溪县、甘肃省西和县和平凉市崆峒区建立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实现即时的、现场的教师培训与教学指导，提供触手可及的图书、体育器材和教具，以及包括学校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和环境卫生教育在内的主题教育，切实提高四个县（区）的教师培训水平及500所项目学校的教育质量。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是指将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理念扩展到地震灾区提供支持，并着眼于偏远农村学校。从2012年开始，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扩展到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即云南省景洪市和腾冲县。
该项目自2009年12月启动，至2015年3月结束，历时5年，覆盖4个项目县的全部小学和教学点578所，受益学生达130 000多名，教师8 000余名，培养155名县级导师，最终形成《项目实施纪实》《导师工作实务手册》《我与METRU的故事》《导师培训的百宝箱》《我与行动研究》等多本书籍。该项目的实施，给学校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得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二、“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实施过程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以导师制为依托，建立国家、省、县、学校四级联动的技术支持体系，通过国家级专家和省级专家对县级导师的实地指导和培训，提高县级导师队伍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县级导师对项目学校教师的培训与指导，使项目校的教师了解现阶段的需求，使自身专业技能得到发展，实现有质量的教学，最终让学生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实现全面发展。
在四级联动的导师团队中，县级导师是该模式的核心。导师既是教师，又是全面支持教师专业成长的专业人员，是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指导教师。县级导师到校的主要工作方式包括：咨询、分析、观察、示范与指导及反思和总结。（1）咨询，也叫诊断，主要是导师询问教师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了解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学校改进课堂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在咨询或诊断时，并不是导师带着资源到学校给教师“看病”，而是带着他们的生长点和另外一批有生长点的人，通过咨询、讨论的方式发现教师的“闪光点”以及专业发展的“短板”，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2）分析，主要是指导师和一线教师一起分析、讨论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时所遇到的问题。通过现场听课、与学校教师集体备课的方式，开发课堂教学改进指导建议书，通过文字或影像记录教学改进典型案例。（3）观察，主要是观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校园文化和学校课外活动的开展。在课堂观察时，导师会收集学校和学生的基本数据，记录课堂教学中的优点和不足，在走访学校后给予分析和总结，以便改进来校指导方法。（4）示范与指导，即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共同准备一节课，由导师上示范课。示范课并非表演课，而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引起反思，共同成长。（5）反思和总结，即导师与学校教师就近期的发展和进步反思和了解问题是否已被解决，确定下次来校指导的时间和主题。
正如一位县级导师的描述，“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即“移动播种梦想”的项目，该项目通过建立县级教师资源中心，让县级导师作为“资源人”随车携带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信息，传播丰富、有效的教学和教师培训经验。
三、“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导师指导模式
经过5年的探索，项目团队形成若干经验，其中之二便是：县—乡两级导师指导模式和县—校导师对口支持模式。
1. 县—乡两级导师指导模式
这种模式比较适宜于学校数量多、分布较为分散的地区，设有学区一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其工作方式是：（1）组建县级导师团队，同时在每个学区组建学区（区级）导师团队。（2）县级导师团队支持各个学区的中心校以及部分学区的薄弱教学点或村级小学，同时承担培训和指导学区一级导师团队，记录并传播各个学区的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3）学区导师团队，依托本学区的中心校，建立学区教师支持中心，为本学区内的所有学校提供支持，与本学区的常规教研和培训工作相整合。 2. 县—校导师对口支持模式
该模式适宜于学校数量少、分布集中的地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所有学校。工作方式是：（1）县级导师团队，按照学校集中分布特征，分为若干小组，组内成员均衡考虑其所在机构、性别、年龄和学科背景，每组负责一个片区内的所有学校。（2）每个导师小组内，各个成员分别负责片区内的几所学校。（3）导师小组提前与所负责片区的各所学校沟通，了解需求，并制订走访工作计划，定期走访学校，开展各项活动。
四、导师制与送教下乡的比较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依托的导师制资源，与传统意义上的送教下乡相比，从工作范围、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工作建制和队伍特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见表1）。
第一，工作范围方面。送教下乡一般是以学科培训为主，如某门课程的培训或者是某个环节或教学方法的培训，培训内容和范围比较单一。但是导师制覆盖更多方面的内容，不但有教师学科指导，还包括学生阅读、安全教育、防灾教育、学校文化、教师心理问题等方面。相比于送教下乡，导师制涉及的工作范围较广。
第二，工作重点方面。送教下乡是以课堂为主，培训师将课堂送到现场，活动范围仅限于教室内部。但是导师制覆盖课堂内外，包括体育包、音乐包、图书包的使用，学校食堂和校园环境的布置及学校与社区的联系等。导师会多方面地对项目学校进行指导。
第三，工作方式方面。一般而言，送教下乡是将优质的课程资源甚至是高不可攀、望而生畏的课程资源教给一线教师。但导师制中的导师作为一个移动的“资源人”，不仅具有送教下乡所需要的示范功能，更要进行咨询、分析、观察、支持和反思。所以，导师并非简单的送教下乡和城乡交流。
第四，工作建制方面。送教下乡虽然也是经常性的，但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导师制是建制化的，包括导师的资格、选拔和工作规范。例如，各县为导师配备导师工作补贴，制定并实行导师工作管理手册、到校指导登记表等相对健全的制度
文本。
第五，队伍特征方面。送教下乡的培训队伍大多由优秀教师组成，但导师制中的导师则是一支通过特别训练、具有敬业精神、服务于一线教师的专业人才队伍。可见，导师不仅是教师，更是能够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五、“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实施5年以来，围绕团队建设、资源开发、模式创新、重心下移等方面，探索出在受地震影响地区依托导师制建立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多方参与为核心策略的项目实施方式，在各级导师培训和学校现场指导中传递和提供给教师的不仅是多样的教学方法、适切的专业支持，更有在培训和教研活动中充分参与的机会。
该项目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可推广性，且已影响我国教育决策和政策制定。如2015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中的《“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明确提出“实施送教下乡培训和教师网络研修，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形成区域与校本研修常态化运行机制”。
对于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设想和建议。
第一，在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可以在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及导师配置方面做些工作。在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方面，以导师制为依托的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机构重心已经下移到县和乡镇。但以现有的培训部门设置和运行机制来看，虽然各个县有教研室、进修学校、电教馆等部门，但这些部门的职能是不是把水浇到底部、浇到根上，以及需要配置多少人来支撑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以往的一些教师培训远离农村教师生活和工作经验，如介绍其他国家教师专业发展经验、北京名校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等，这些都没有把水浇到根上。所以，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机构建设的地点以及职能厘清，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在导师配置方面，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专门人员，我们称之为“导师”，主要是指这一群体的人员配备情况。例如，如何配置全县专业人员与一般教师之间的比例，如何统筹、融通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电教中心等机构的人员协同支持乡村教师支持服务的建设与实施。再如，这一专门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人员的身份是兼职还是专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又如，这一专业人员是否需要划分不同的级别或等级，以形成一个趋于完善的建制。
第二，在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专业化和制度化方面，如何保证这一项目的持续发展，培养更多实用性人才，是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所依托导师制而建立的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能够进入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应该是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步。但乡村教师支持服务的专业化与制度化方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例如，导师培训是否可以作为职前教育的一部分，通过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或授予一定的文凭、学历，以获得专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更好地、持续地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做把水浇在根部的人。
第三，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由于与其他大规模的教师培训的“正规军”不同，导师制是灵活的、日常的、常规的“游击队”。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尤其是导师制，就相当于“全科医生”，它从工作范围、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工作建制和队伍特征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的教师培训。而且，导师制和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并非针对某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的专业成长及学校的综合发展。并且，导师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具有专业养成精神、多方面技能和良好情感情操的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者，是为广大教师树立榜样的专门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依托导师制建立起的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能够取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每一个学生都有好教师，教师成长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帮助和扶持，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教师成长的沃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