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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声让原本笼罩在圣诞欢歌里的美国乌云密布。20名小学生和7名教师，在短短5分钟内不幸罹难，整个美国瞬间陷入悲痛和愤怒。
桑迪·胡克枪杀案远非个案。在美国当地报纸上，圣诞节假期前的枪击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在田纳西州，一名2岁婴儿中枪后身亡，警方正在调查原因；在肯塔基州，一名16岁男孩死于头部中枪；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名男子在闹市区中枪，凶手逃逸；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枪手打死3人并袭警后自杀。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枪支文化，私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和西部拓荒、南北战争等广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密不可分。杜克大学从事枪支管理研究近20年的戈斯（Kristin Goss）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民众对枪支的特殊情感、枪支游说团体的高效运作以及国会山的政治博弈，自小布什政府以来枪支作为一个全国性话题的讨论几近停止。
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奥巴马总统或许很快就会有所行动。他表示第二个任期开局之际的“核心议题”就是管控枪支，他将在明年1月底前向国会提交一份涉及广泛的武器管控议案，并将动用任内所有力量进行改革，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最大的反对枪支团体“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前副主席赫尼根（Dennis Henigan）告诉《财经》记者，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无动于衷将让更多无辜的生命受害，“我们相信这次总统真的被触动了”。
公共安全杀手
美国是世界上枪支管控最为松散的发达国家，黑色的枪口或许就隐藏在看似安全的地方。1999年，两名男孩在科伦拜高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后自杀；2007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患精神疾病的在校生持枪闯入校园，导致32人丧生，23人受伤；去年，在南加州大学就读的两名中国学生在深夜驾车返回住所途中不幸被枪手击毙。
严重案件发生后，往往都会在美国社会掀起一阵对持有枪支的激烈讨论，但政府最终只以出台未触及核心的管理措施告终。全国州议会协会的网站显示，21个州的法律禁止携带手枪一类可隐藏的武器到学校，23个州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学生携带武器入校，只有5个州允许携带武器到学校。科伦拜惨案发生后，许多中小学逐渐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准备危机方案，将校门上锁、在门口安装对讲机和摄像头等等。
致力于加强校园安全的NGO组织Safe Havens International执行主管多恩（Michael Dorn）向《财经》记者介绍，过去十年政府投资开发了不少枪支安全方面的教育课程，例如在乔治亚州，警察局就曾组织数百名学生学习如何应对突发的枪击事件、发现不明枪支后应该如何处理等。不过，他也坦言由于经济衰退，今年政府的资金已经大为减少。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18周岁以上的申请人，如果没有犯罪史和精神病史、并非非法移民、军队逃兵及曾经放弃美国国籍，基本就拥有合法持有特定武器的权利。符合规定的人可以在当地申请持枪证书，例如在伊利诺伊州，申请人需向州警署申请“火器持有人证书”，警署通常会通过FBI的全国联网系统进行背景调查，在30天内发放许可，只有不到1%的申请者无法通过审核。
特有的枪支管理政策，让美国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受到枪支的威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政策和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Gun Policy and Research）201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有超过3.1万人死于枪伤；在所有高收入国家中，美国使用枪支杀人占所有杀人案件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至少20倍以上。
近年来由于管控制度和执行的宽容，一些购买枪支的过程并没有完全遵照法律规定，例如在一些枪支展销会上，不少顾客在未取得证书的情况下购买到武器。同时，不少非法买卖枪支的市场也缺乏监管，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在线枪支网站开始出现，有网站就专门为未经审查的私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易平台。这家网站最近已经被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起诉。
据FBI的统计，为了购买枪支而申请背景调查的人数在2012年超过1680万，是自1998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受到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推行更加严厉管制措施新闻的影响，今年感恩节申请犯罪背景调查的人冲上新高。据不少媒体报道，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后，枪支的销售量进一步攀升，甚至达到一些卖家囤货惜售的地步。
文化土壤
在美国，平均100人合法拥有89支枪，而在同为发达国家的英国，这个数字仅为6支。枪支之于美国，象征着自由，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开国者对政府权力的态度是审慎、恐惧与防范，人民持有枪支因此成为抵抗政府权力过大、保卫基本自由的必要之需。
1789年第一届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第二条修正案规定：训练有素的民兵乃保障自由州安全所需，民众保有及佩戴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
这条规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最高法院在释宪过程中，总体上趋向支持私人持枪的权利：200多年来，最高法院通过“美国诉克拉克香克”、“普雷塞诉伊利诺斯”等一系列经典案例扩充了第二修正案的内容。在2008年和2010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和“麦当劳诉芝加哥案”中，最高法院两次引用第二修正案，判处执行严格枪支政策的地方政府违宪。
美国人对枪支的酷爱还根植于殖民地以来的文化传统。牛仔拓荒的故事，是美国开拓精神的化身。
俄亥俄大学的犯罪学家泰勒（Jimmy Taylor）用三年时间访问了130余名枪主，写成了《美国枪支文化：收集者、展览和枪的故事》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人持枪的主要动机除了自卫、狩猎以外，还有一些人的枪支来自父辈的馈赠，标志着家族的辉煌历史，因此承载了很多感情因素，甚至有些人把枪当作艺术品收藏。
独特的文化土壤支撑了武器业的繁荣，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其中最大的枪权者组织“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拥有430万名会员，几乎每10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是该组织的会员。枪击事件后，全国步枪协会没有回复《财经》记者发出的采访要求。 据美国非政府组织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的统计，2012年全国步枪协会花在游说第112期国会上的费用大约是“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的73倍，前者花在今年大选上的资金是后者的4143倍。
戈斯教授表示，美国的政治体系开放而碎片化，在这种体制下结构更完善、运行更有效的机构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对于“控枪派”来说，最难的是持续的公众支持，制造势头，共同抵制这些机构。
随着枪杀案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有钱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近年来这个群体慢慢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反对枪支团体，坚决抵制枪支蔓延。“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就是以里根总统的新闻官布雷迪（James Brady）命名的，布雷迪在1981年对里根总统实施的暗杀行动中被误伤致残。除此之外，更多的妇女、母亲团体也加入到反枪运动中。
艰难变革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数十年来严重的枪击事件爆发之后几乎都遵循相同的发展轨道：凶手开枪，公众哗然，民众向本区议员大量发邮件、打电话，为控枪机构募捐，然后情势急转直下，公众淡忘、风波平息，控枪措施无果而终。
在《缴械：美国丢失的控枪运动》一书中，戈斯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枪支管理立法加以对比，总结出法律低效的原因：立法偏向于惩治枪支滥用而非控制获取枪支；枪支立法权下放地方政府，一些城市和州较为严格，而大多数地方管理松散；立法多数注重对初级市场（例如取得执照的枪店），而忽视对非法市场的管理；政治妥协在立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由此造成的漏洞反复被控枪和枪权两派的游说势力利用。
加州“防止枪支犯罪法律研究中心”（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的专职律师胡佛（Samuel Hoover）对《财经》记者特别指出，过去十年，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如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加州、纽约州政府）加强了立法对枪支的管控，但美国的法律总体是对枪支管控越来越松。“我们曾经不辞辛劳地一个一个案件地在地方政府推进控枪的立法，但是我们担心这些零碎的法案反而会将公众置于更多隐蔽的危险。”
胡佛的意见得到了赫尼根的回应。他对《财经》记者表示，联邦政府对枪支管控的综合性立法非常重要，因为枪支的流动和买卖常常是跨州的，在一些控枪严格的地方，枪支往往是从一些管制松散的地方转移而来，这样就破坏了严格立法的效力；唯一解决的办法是由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的枪支管理政策和法律。
赫尼根进一步举例说，1993年的布雷迪法案通过之前，只有一半的州对购枪者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此后联邦立法迅速扩大了检查范围，至今为止已经阻止了至少200万个不合格的购买者。
不过，由于控枪问题带有明显的党派特点，政党极化造成联邦层次的立法行进艰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调查，大约72%的共和党人支持应减少购买枪支的限制，而民主党人只有27%支持这一做法。虽然有着明显的态度差异，但不少民主党政客认为布雷迪法案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损失，是民主党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失去选民支持、惨败给共和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传统上反对枪权的民主党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往往保持沉默。
12月18日，来自芝加哥的民主党众议员奎格利（Mike Quigley）在因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而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批评说，众议院此前四年来没有召开一次关于枪支犯罪的听证会，在此期间，每年有3万名美国人死于枪支犯罪。“每天都在死人，但是国会却害怕讨论枪支的问题。”奎格利说。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枪支管制的立法在国会近乎没有进展。很多分析认为，奥巴马成功获得第二个任期、再无选举压力后，在立法上即将拥有更大的空间。枪击事件后奥巴马立即任命副总统拜登领导一个工作组，开始策划一部新的针对枪支管制的提案。
一些保守的民主党议员在枪击事件后也支持新的管制措施。全国步枪协会会员、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说：“没有人必须用攻击性的步枪才能狩猎，同样没有人狩猎必须得带上30发以上的弹匣。”
曼钦的表述部分地提示了“控枪派”和“枪权派”可能达成的妥协区域，即严格限制攻击性武器。1994年，克林顿政府批准了《禁止进攻性武器法案》，限制包括AK-47冲锋枪和UZIS冲锋枪在内的19种进攻性枪支的制造、销售、购买和进口，禁止买卖连发超过10枚子弹的弹匣。该法案在2004年到期后，由于共和党拒绝讨论，自动失效。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及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中，凶手使用的均为1994年法案中被禁的武器。
不过，这还不足以满足“控枪派”的要求。胡佛说，他们试图推动的是联邦政府全面的改革，包括把《布雷迪法案》向前推进，实行更严格的犯罪背景调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直大力倡导更加严格地管控枪支，他敦促总统任命一名新的“烟酒、枪支及爆炸物管理局”局长。
“控枪派”的出击让“枪权派”坐立不安，全国步枪协会在保持了一周多的沉默后终于召开记者会，提出他们认可的解决方法：让学校持有武器来防止此类袭击。这一提议在枪击案后得到不少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但CNBC电台就讥讽这种说法：全国步枪协会说阻止坏人开枪的方法是给好人一把枪，但是好人根本就用不着枪。
两派严重的分歧或许将在圣诞假期后越演越烈。戈斯教授表示，尽管控枪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又将是一场长久和艰难的对垒和厮杀，但如果解决财政悬崖的问题尚有妥协空间，控枪法案就相对容易一些，毕竟“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大，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和立法”。
桑迪·胡克枪杀案远非个案。在美国当地报纸上，圣诞节假期前的枪击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在田纳西州，一名2岁婴儿中枪后身亡，警方正在调查原因；在肯塔基州，一名16岁男孩死于头部中枪；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名男子在闹市区中枪，凶手逃逸；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枪手打死3人并袭警后自杀。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枪支文化，私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和西部拓荒、南北战争等广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密不可分。杜克大学从事枪支管理研究近20年的戈斯（Kristin Goss）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民众对枪支的特殊情感、枪支游说团体的高效运作以及国会山的政治博弈，自小布什政府以来枪支作为一个全国性话题的讨论几近停止。
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奥巴马总统或许很快就会有所行动。他表示第二个任期开局之际的“核心议题”就是管控枪支，他将在明年1月底前向国会提交一份涉及广泛的武器管控议案，并将动用任内所有力量进行改革，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最大的反对枪支团体“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前副主席赫尼根（Dennis Henigan）告诉《财经》记者，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无动于衷将让更多无辜的生命受害，“我们相信这次总统真的被触动了”。
公共安全杀手
美国是世界上枪支管控最为松散的发达国家，黑色的枪口或许就隐藏在看似安全的地方。1999年，两名男孩在科伦拜高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后自杀；2007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患精神疾病的在校生持枪闯入校园，导致32人丧生，23人受伤；去年，在南加州大学就读的两名中国学生在深夜驾车返回住所途中不幸被枪手击毙。
严重案件发生后，往往都会在美国社会掀起一阵对持有枪支的激烈讨论，但政府最终只以出台未触及核心的管理措施告终。全国州议会协会的网站显示，21个州的法律禁止携带手枪一类可隐藏的武器到学校，23个州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学生携带武器入校，只有5个州允许携带武器到学校。科伦拜惨案发生后，许多中小学逐渐采取了预防措施，例如准备危机方案，将校门上锁、在门口安装对讲机和摄像头等等。
致力于加强校园安全的NGO组织Safe Havens International执行主管多恩（Michael Dorn）向《财经》记者介绍，过去十年政府投资开发了不少枪支安全方面的教育课程，例如在乔治亚州，警察局就曾组织数百名学生学习如何应对突发的枪击事件、发现不明枪支后应该如何处理等。不过，他也坦言由于经济衰退，今年政府的资金已经大为减少。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18周岁以上的申请人，如果没有犯罪史和精神病史、并非非法移民、军队逃兵及曾经放弃美国国籍，基本就拥有合法持有特定武器的权利。符合规定的人可以在当地申请持枪证书，例如在伊利诺伊州，申请人需向州警署申请“火器持有人证书”，警署通常会通过FBI的全国联网系统进行背景调查，在30天内发放许可，只有不到1%的申请者无法通过审核。
特有的枪支管理政策，让美国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受到枪支的威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政策和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Gun Policy and Research）201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有超过3.1万人死于枪伤；在所有高收入国家中，美国使用枪支杀人占所有杀人案件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至少20倍以上。
近年来由于管控制度和执行的宽容，一些购买枪支的过程并没有完全遵照法律规定，例如在一些枪支展销会上，不少顾客在未取得证书的情况下购买到武器。同时，不少非法买卖枪支的市场也缺乏监管，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在线枪支网站开始出现，有网站就专门为未经审查的私人买家和卖家提供交易平台。这家网站最近已经被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起诉。
据FBI的统计，为了购买枪支而申请背景调查的人数在2012年超过1680万，是自1998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受到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推行更加严厉管制措施新闻的影响，今年感恩节申请犯罪背景调查的人冲上新高。据不少媒体报道，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后，枪支的销售量进一步攀升，甚至达到一些卖家囤货惜售的地步。
文化土壤
在美国，平均100人合法拥有89支枪，而在同为发达国家的英国，这个数字仅为6支。枪支之于美国，象征着自由，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开国者对政府权力的态度是审慎、恐惧与防范，人民持有枪支因此成为抵抗政府权力过大、保卫基本自由的必要之需。
1789年第一届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第二条修正案规定：训练有素的民兵乃保障自由州安全所需，民众保有及佩戴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
这条规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最高法院在释宪过程中，总体上趋向支持私人持枪的权利：200多年来，最高法院通过“美国诉克拉克香克”、“普雷塞诉伊利诺斯”等一系列经典案例扩充了第二修正案的内容。在2008年和2010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和“麦当劳诉芝加哥案”中，最高法院两次引用第二修正案，判处执行严格枪支政策的地方政府违宪。
美国人对枪支的酷爱还根植于殖民地以来的文化传统。牛仔拓荒的故事，是美国开拓精神的化身。
俄亥俄大学的犯罪学家泰勒（Jimmy Taylor）用三年时间访问了130余名枪主，写成了《美国枪支文化：收集者、展览和枪的故事》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人持枪的主要动机除了自卫、狩猎以外，还有一些人的枪支来自父辈的馈赠，标志着家族的辉煌历史，因此承载了很多感情因素，甚至有些人把枪当作艺术品收藏。
独特的文化土壤支撑了武器业的繁荣，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其中最大的枪权者组织“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拥有430万名会员，几乎每10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是该组织的会员。枪击事件后，全国步枪协会没有回复《财经》记者发出的采访要求。 据美国非政府组织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的统计，2012年全国步枪协会花在游说第112期国会上的费用大约是“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的73倍，前者花在今年大选上的资金是后者的4143倍。
戈斯教授表示，美国的政治体系开放而碎片化，在这种体制下结构更完善、运行更有效的机构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对于“控枪派”来说，最难的是持续的公众支持，制造势头，共同抵制这些机构。
随着枪杀案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有钱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近年来这个群体慢慢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反对枪支团体，坚决抵制枪支蔓延。“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中心”就是以里根总统的新闻官布雷迪（James Brady）命名的，布雷迪在1981年对里根总统实施的暗杀行动中被误伤致残。除此之外，更多的妇女、母亲团体也加入到反枪运动中。
艰难变革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数十年来严重的枪击事件爆发之后几乎都遵循相同的发展轨道：凶手开枪，公众哗然，民众向本区议员大量发邮件、打电话，为控枪机构募捐，然后情势急转直下，公众淡忘、风波平息，控枪措施无果而终。
在《缴械：美国丢失的控枪运动》一书中，戈斯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枪支管理立法加以对比，总结出法律低效的原因：立法偏向于惩治枪支滥用而非控制获取枪支；枪支立法权下放地方政府，一些城市和州较为严格，而大多数地方管理松散；立法多数注重对初级市场（例如取得执照的枪店），而忽视对非法市场的管理；政治妥协在立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由此造成的漏洞反复被控枪和枪权两派的游说势力利用。
加州“防止枪支犯罪法律研究中心”（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的专职律师胡佛（Samuel Hoover）对《财经》记者特别指出，过去十年，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如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加州、纽约州政府）加强了立法对枪支的管控，但美国的法律总体是对枪支管控越来越松。“我们曾经不辞辛劳地一个一个案件地在地方政府推进控枪的立法，但是我们担心这些零碎的法案反而会将公众置于更多隐蔽的危险。”
胡佛的意见得到了赫尼根的回应。他对《财经》记者表示，联邦政府对枪支管控的综合性立法非常重要，因为枪支的流动和买卖常常是跨州的，在一些控枪严格的地方，枪支往往是从一些管制松散的地方转移而来，这样就破坏了严格立法的效力；唯一解决的办法是由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的枪支管理政策和法律。
赫尼根进一步举例说，1993年的布雷迪法案通过之前，只有一半的州对购枪者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此后联邦立法迅速扩大了检查范围，至今为止已经阻止了至少200万个不合格的购买者。
不过，由于控枪问题带有明显的党派特点，政党极化造成联邦层次的立法行进艰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调查，大约72%的共和党人支持应减少购买枪支的限制，而民主党人只有27%支持这一做法。虽然有着明显的态度差异，但不少民主党政客认为布雷迪法案曾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损失，是民主党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失去选民支持、惨败给共和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传统上反对枪权的民主党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往往保持沉默。
12月18日，来自芝加哥的民主党众议员奎格利（Mike Quigley）在因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而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批评说，众议院此前四年来没有召开一次关于枪支犯罪的听证会，在此期间，每年有3万名美国人死于枪支犯罪。“每天都在死人，但是国会却害怕讨论枪支的问题。”奎格利说。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枪支管制的立法在国会近乎没有进展。很多分析认为，奥巴马成功获得第二个任期、再无选举压力后，在立法上即将拥有更大的空间。枪击事件后奥巴马立即任命副总统拜登领导一个工作组，开始策划一部新的针对枪支管制的提案。
一些保守的民主党议员在枪击事件后也支持新的管制措施。全国步枪协会会员、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说：“没有人必须用攻击性的步枪才能狩猎，同样没有人狩猎必须得带上30发以上的弹匣。”
曼钦的表述部分地提示了“控枪派”和“枪权派”可能达成的妥协区域，即严格限制攻击性武器。1994年，克林顿政府批准了《禁止进攻性武器法案》，限制包括AK-47冲锋枪和UZIS冲锋枪在内的19种进攻性枪支的制造、销售、购买和进口，禁止买卖连发超过10枚子弹的弹匣。该法案在2004年到期后，由于共和党拒绝讨论，自动失效。在桑迪·胡克枪击案及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中，凶手使用的均为1994年法案中被禁的武器。
不过，这还不足以满足“控枪派”的要求。胡佛说，他们试图推动的是联邦政府全面的改革，包括把《布雷迪法案》向前推进，实行更严格的犯罪背景调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直大力倡导更加严格地管控枪支，他敦促总统任命一名新的“烟酒、枪支及爆炸物管理局”局长。
“控枪派”的出击让“枪权派”坐立不安，全国步枪协会在保持了一周多的沉默后终于召开记者会，提出他们认可的解决方法：让学校持有武器来防止此类袭击。这一提议在枪击案后得到不少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但CNBC电台就讥讽这种说法：全国步枪协会说阻止坏人开枪的方法是给好人一把枪，但是好人根本就用不着枪。
两派严重的分歧或许将在圣诞假期后越演越烈。戈斯教授表示，尽管控枪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又将是一场长久和艰难的对垒和厮杀，但如果解决财政悬崖的问题尚有妥协空间，控枪法案就相对容易一些，毕竟“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大，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