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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纯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变得不尽人意，这时股权激励应运而生。虽然我国股权激励的发展缓慢，但国内学者在股权激励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就近年来我国研究焦点即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学者以及企业有所启示。
一、我国近年相关实证研究
2006年国资委颁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之后，股权激励便一直是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期初，各学者以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学者逐渐开始对高管行权的数量进行研究。之后，在2009年，吕长江首次提出了“激励型”公司和“福利型”公司的的概念及它们的区别，并认为激励期限和条件的设定对于契约制定至关重要，由此开启了学者研究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下文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股权约束机制与盈余管理、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以及管理者权利对股权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四个方面，对近5年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1.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对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国内实证性研究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尚未有统一的定论。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也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它们的关系并不是正相关的。赵华伟（2017）研究发现经理人在股权激励实施前的盈余管理规模比股权激励实施之后要高的多，存在股权激励事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张芫和张建平（2015）用2010年-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为正相关关系。但是廖吉林（2019）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不是正相关的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目前的研究视角主要有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模式、不同阶段等。
①股权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各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强度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楊玉娥2016，尤谊和刘阳2016，范亚东、张琦和吴伟伟2017，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而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现有学者的研究还未达成一致结果。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实证研究的结论显示：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对应计盈余管理基本没有影响作用;而袁玲和岳美琦（2018）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会对应计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只有当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小于一定临界值时，才能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②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现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不过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模式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研究结论显示：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会影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且实行混合激励模式的公司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会比仅实行单一激励模式的公司更高;袁玲和岳美琦（2018）研究发现：与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相比，限制性股票的治理作用更明显。
③股权激励不同阶段与盈余管理。现有文献表明：股权激励强度在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陈玉荣和王慧敏（201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前一年，股权激励强度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且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股权授予日到行权这段时间内，股权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水水平为正相关关系，但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更明显。
④当公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现有文献结果显示：当公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股权激励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王丽娟和朱霞（2016）研究发现：当公司处在成长期时，股权激励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为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而在成熟期时，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为正相关关系，而与真实盈余管理为负相关关系，且都影响显著。
2.股权约束机制与盈余管理。①激励有效期与盈余管理。我国近年来实证性的研究文献对这一影响结果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姜蕴芝等（2015）以2006年-2012年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激励有效期可以降低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程度，且效果显著，所以适当延长激励有效期，可以降低管理者盈余管理程度;而杨玉娥（2016）用我国2006年-2014年沪深A股31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结果发现：股权激励有效期对真实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产生影响。
②激励目标要求与盈余管理。对于这一部分，我国现有的实证文献所得到的结论也没有达成一致。姜蕴芝和陈华（2015）研究样本发现：激励考核指标的数量可以明显降低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程度;而许娟娟和陈志阳（2017）实证研究发现：“严格型”激励条件对盈余管理水平起负向作用，且效果显著，这里的“严格型”条件包括指标个数和达到指标要求的难易程度;同样的，杨玉娥（2016）研究后发现：股权激励对业绩的要求会增加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刘银国、孙慧倩和王烨（2018）研究也得出：股权激励契约中设置的行权业绩条件越严苛，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
③行权时长与盈余管理。廖吉林（2019）实证结果还表明，股权激励机制中的股票行权时长和盈余管理水平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上市公司股票行权时长数值越大，则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之后其管理层更可能会降低盈余管理动机。
3.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张芫和张建平（2015）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程小可、钟凯等（2015）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CE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CEO持股可以减少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且CEO持股比例越大，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下降越多;且当CEO同时为董事长时，CEO持股会进一步增强对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损害企业未来业绩，特别是企业的长期业绩，但CEO持股能够减少这种负面作用。 4.管理者权力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这一部分，近年来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达成一致，有的结果为：有正向的强化作用、还有研究结果表明：不产生影响。范亚东、张琦和吴伟伟（2017）用2005年-2014年上深交所主板公告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CEO的结构权力会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起到强化作用;但张姗姗、董小红等（2016）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对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管理者权力较大时，会显著降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作用。
二、总结
1.文献方面。综上所述，我认为文献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增加相关研究的数量，进一步明确研究结果，此外，还可以增加数据量，现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也在与日俱增，可用于研究的数据更多且详实，这就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用數据;二是增加影响因素的数量和范围，进一步加深加广对其相关的研究，例如可以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独立董事等各方面入手，看其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或者多个影响因素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2.企业方面。虽然现有的文献不够充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以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就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有重点、有目标的控制盈余管理。其次，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模式，在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进行控制调整。再其次，对于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所设置的目标，并不能只是单一的净利润增长率等，可以将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以及一些非财务的指标加入其中。最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股权激励方案内容进行动态调整。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实践指导的意义来说，股权激励约束机制都应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国内对于股权激励的约束机制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还是太少，对企业设计股权激励契约的指导作用不大。目前我国企业在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中的应用大多处于“目标单一”的阶段，即只涉及财务指标、且财务指标少;有些企业向前一步，实现了进一步的“分段激励”，即将激励的奖励分时间段考核、分“批次”奖励的模式，而对于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等情况动态调整股权激励契约内容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发现有企业这么做。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相关的研究，让理论尽快为企业实践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一、我国近年相关实证研究
2006年国资委颁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之后，股权激励便一直是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期初，各学者以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学者逐渐开始对高管行权的数量进行研究。之后，在2009年，吕长江首次提出了“激励型”公司和“福利型”公司的的概念及它们的区别，并认为激励期限和条件的设定对于契约制定至关重要，由此开启了学者研究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下文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股权约束机制与盈余管理、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以及管理者权利对股权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四个方面，对近5年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1.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对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国内实证性研究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尚未有统一的定论。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也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它们的关系并不是正相关的。赵华伟（2017）研究发现经理人在股权激励实施前的盈余管理规模比股权激励实施之后要高的多，存在股权激励事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张芫和张建平（2015）用2010年-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为正相关关系。但是廖吉林（2019）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不是正相关的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目前的研究视角主要有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模式、不同阶段等。
①股权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各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强度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楊玉娥2016，尤谊和刘阳2016，范亚东、张琦和吴伟伟2017，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而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现有学者的研究还未达成一致结果。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实证研究的结论显示：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对应计盈余管理基本没有影响作用;而袁玲和岳美琦（2018）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会对应计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只有当股权激励的实施强度小于一定临界值时，才能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②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现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不过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模式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谢守祥和陈晓婕（2018）研究结论显示：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会影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且实行混合激励模式的公司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会比仅实行单一激励模式的公司更高;袁玲和岳美琦（2018）研究发现：与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相比，限制性股票的治理作用更明显。
③股权激励不同阶段与盈余管理。现有文献表明：股权激励强度在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陈玉荣和王慧敏（201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前一年，股权激励强度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且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股权授予日到行权这段时间内，股权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水水平为正相关关系，但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更明显。
④当公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现有文献结果显示：当公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股权激励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王丽娟和朱霞（2016）研究发现：当公司处在成长期时，股权激励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为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而在成熟期时，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为正相关关系，而与真实盈余管理为负相关关系，且都影响显著。
2.股权约束机制与盈余管理。①激励有效期与盈余管理。我国近年来实证性的研究文献对这一影响结果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姜蕴芝等（2015）以2006年-2012年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激励有效期可以降低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程度，且效果显著，所以适当延长激励有效期，可以降低管理者盈余管理程度;而杨玉娥（2016）用我国2006年-2014年沪深A股31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结果发现：股权激励有效期对真实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产生影响。
②激励目标要求与盈余管理。对于这一部分，我国现有的实证文献所得到的结论也没有达成一致。姜蕴芝和陈华（2015）研究样本发现：激励考核指标的数量可以明显降低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程度;而许娟娟和陈志阳（2017）实证研究发现：“严格型”激励条件对盈余管理水平起负向作用，且效果显著，这里的“严格型”条件包括指标个数和达到指标要求的难易程度;同样的，杨玉娥（2016）研究后发现：股权激励对业绩的要求会增加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刘银国、孙慧倩和王烨（2018）研究也得出：股权激励契约中设置的行权业绩条件越严苛，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
③行权时长与盈余管理。廖吉林（2019）实证结果还表明，股权激励机制中的股票行权时长和盈余管理水平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上市公司股票行权时长数值越大，则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之后其管理层更可能会降低盈余管理动机。
3.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张芫和张建平（2015）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程小可、钟凯等（2015）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CE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CEO持股可以减少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且CEO持股比例越大，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下降越多;且当CEO同时为董事长时，CEO持股会进一步增强对民营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损害企业未来业绩，特别是企业的长期业绩，但CEO持股能够减少这种负面作用。 4.管理者权力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这一部分，近年来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达成一致，有的结果为：有正向的强化作用、还有研究结果表明：不产生影响。范亚东、张琦和吴伟伟（2017）用2005年-2014年上深交所主板公告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CEO的结构权力会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起到强化作用;但张姗姗、董小红等（2016）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对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当管理者权力较大时，会显著降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作用。
二、总结
1.文献方面。综上所述，我认为文献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增加相关研究的数量，进一步明确研究结果，此外，还可以增加数据量，现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也在与日俱增，可用于研究的数据更多且详实，这就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用數据;二是增加影响因素的数量和范围，进一步加深加广对其相关的研究，例如可以从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独立董事等各方面入手，看其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或者多个影响因素对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2.企业方面。虽然现有的文献不够充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以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就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有重点、有目标的控制盈余管理。其次，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模式，在股权激励的不同阶段进行控制调整。再其次，对于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所设置的目标，并不能只是单一的净利润增长率等，可以将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以及一些非财务的指标加入其中。最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股权激励方案内容进行动态调整。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实践指导的意义来说，股权激励约束机制都应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国内对于股权激励的约束机制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还是太少，对企业设计股权激励契约的指导作用不大。目前我国企业在股权激励契约的设计中的应用大多处于“目标单一”的阶段，即只涉及财务指标、且财务指标少;有些企业向前一步，实现了进一步的“分段激励”，即将激励的奖励分时间段考核、分“批次”奖励的模式，而对于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等情况动态调整股权激励契约内容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发现有企业这么做。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相关的研究，让理论尽快为企业实践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