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青山》作为阎延文“台湾三部曲”的第三部，于2006年5月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以及百余家媒体报刊的竞相报道。但也有人为其惋惜，认为“事实上，阎延文和她的创作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文化关注，也没有得到传媒的有力支持。”
　　该长篇小说以连横为中心点，辐射散开来写，文章由连横建构起一个人物关系网，牵连出一个又一个抗日志士的人物故事。而人物故事的展开顺序，以时间为经（具体是连横的人生经历），将连横的抗日经历与台湾同时代的其它抗日英雄的抗日活动交织起来书写。与其说以连横为主人公，不如说连横只是主人公之一，真正左右着小说人物选定和人物命运的是“台湾抗日主题”。作家梳理出这段历史之中的大事纪，如西来庵起义、雾社起义、芝山岩事件等，最大限度的遵循历史史实，尊重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原貌，但另一方面要将故事连缀成篇，必须设计一个合理的逻辑，让每个故事成为一个整体中的小节，这个整体就是台湾人民的集体抗争。合理的逻辑建立在人物关系上，选择以连横做为主人公，一方面，他是台湾抗日活动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结交多方义士也是有条件的。不排除，作家选择这个人物，有政治原因上的考虑。由连横结构出来的这个人物关系网，强烈的体现着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抗日决心。作家将第二能指与第二所指有意识的组合。
　　在抗日这个主题下，作家关照到了连横一生的大事纪，包括出让连宅作为黑旗军指挥所，在厦门、北京办报经历，在台湾和池田雪村代表的日本执政府的几次抗争，台湾日据时期第一个宣布自己的国籍是中国人，写作《沧海恨》，励精图治写成《台湾通史》的经过，以及最终在大陆逝世。连横的人生经历和故事约占篇幅的四分之一，由连横勾连起其它同时代的抗日志士，如刘永福，胡传，吴彭年，简大狮，江定，娜多，达兹基斯、罗福星、余清芳、小沙弥、江海啸、雨荷、莫那鲁道；涉及的历史事件：莫忘简大狮、西来庵起义、噍吧哖起义、雾社起义。从作家选择的人物如刘永福、吴彭年、连横、胡传（胡适的父亲）、罗福星、余清芳等，巧用名人故事，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最大限度的勾起读者的阅读经验与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这些人物都是与祖国大陆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中里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就是爱国主义。作家在用巧妙的方式传达着台湾与大陆的血亲关系是不可动摇的，这些人大都是祖先从大陆渡海赴台，或者在台湾生活过的大陆人，他们也许不是台湾人，但是却都愿意为台湾的命运献出自己的生命。作家非常强烈的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灌注在人物选择与情节安排上。有着很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写作内容的倾向，这与中国当代的文学传统有关，特别是当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呈现出明显的继承。
　　该作家的素材都来自正史，从历史资料堆里出发，写日据时期台湾风起云涌的民众起义。这一段历史，台湾人不愿再提及，日本人不会去提，大陆这边则由于资料的匮乏，两岸的隔绝，人们不甚关心，历史逐渐淹没，直到与台湾的合作统一成为了时代的强音，这种题材选择才具有现实意义。阎延文写这部作品由于过分的强调历史的真实，加之历史资料的并不完整，所以写得捉襟见肘。囿于历史的真实性，故而想象力十分的受到桎梏，没有太多溢出于历史之外的故事可写，情节的展开也相对被动，用一种全知的冷静叙说视角，逐步展开，写得出彩的章节往往是史实详实的历史大事件，如刘永福领导的马兵营抗日等大事件场景描述。情感细节，日常生活细节，写得就有些力不从心，写不出触动人心的部分。一方面，过分强调历史大义，会淡化对于英雄平常性一面的理解与感性认识。而实际这一面才是小说最能给读者提供情感宣泄的部分，作家却避开了这一部分。这里，考虑到作家原本是位诗人，是由诗走向小说，对于抒情气氛的渲染很着力，在对于细节的展开，故事的描写，环境的细致铺陈等都不甚擅长。因此给人的想象有余，实感不足，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另一方面，作家是从台湾史的研究走向创作的，故而想象力会受到抑制，不自觉对于虚构的部分充满警惕，怕伤历史真实。
　　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抗日事件来表现，细笔描摹在具体抗日事件中人物的情感现场，关于这种情感的表现，充满了悲剧性的同情笔触，矛盾与碰撞表现得比较多。在碰撞中，人物心理的撕扯，体现出一种（下转第121页）（上接第115页）崇高、雄伟的叙事，极力要传达出一种悲壮的，高于常人情感之上的民族情感。过多的渲染人物在历史大事件中的临危不惧，为存大义而英勇牺牲的慷慨悲壮，少了几分英雄走下神坛的亲近感，更多是非常人的毅力与大义，不畏生死，意志坚定，旨在抗日与国家统一。单一的形象塑造方法，形象传达概念有余，却过于单薄。
　　抗日的主题，是作品中每个人物背后深层的意义内涵，生命活动单一的就是为了抗日，他们的死去也是为了表现抗日的艰难和他们抗日的决心。但对于抗日背后的意义的解释则有着比较含混意义的表达。相信作家的写作动机是想表达民族国家大义，表达海峡两岸割不断的血肉情谊，表现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归属感。自然这是作家着力暗合当前大陆立场呼吁台湾统一的声音，有比较明显的政治立场内涵在其中。罗福星就是革命党人为解放台湾牺牲的第一人，连横与孙中山先生并未晤面，但作家虚拟（或说合理猜想），连横先生的抗日得到了孙先生的嘉许与鼓励，以及与蔡锷将军的会面，与梁启超，甚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会面，这些在文章都是小节，对文章的整体性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关涉的人物太显赫（如孙中山、蔡锷），有噱头的嫌疑，毕竟这样边缘的史实无从查实，作家冒险假设，也不敢铺设开来，都是小小的一笔带过。
　　而实际对于台胞抗日更重要的原因是寻生路，反压迫，求保护的这一面，目前属于大陆地区的敏感话题，这个议题在政治上属于台独一派的经典的论据。作家则写得比较含蓄，小心翼翼不敢深陷。以冷静的笔触写了众多的抗日重大事件，却始终将主题牢牢的扣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义士奋斗的目标是回归祖国的怀抱。然而台胞们在日据时期，缺乏来自大陆的支援，甚至是大陆的抛弃，作家的处理则很婉转。一方面将这个过失归咎于清政府的无能，另一方面力陈孙中山对台湾回归的决心与努力。
　　作家用浪漫抒情化语言游刃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用虚构的人物将多位历史人物串联起来，成为一股合力，反映台湾在日据时期，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了长期艰难的斗争。这一段历史充满了悲情，反映这段历史的小说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作家充满了诗人的浪漫，使悲剧成为抒情化的悲剧。每一个人物的死亡都死得其所，试图给每一次的牺牲，每一个人的牺牲都赋予神圣悲壮的意义价值。这是历史的胜利者在重新书写过去历史时，不可避免会受到的干扰与误区，会不知觉的为自己的历史涂抹装饰。但很可贵的是，作家能抛开时空的隔阂，用深沉的笔触书写出了那段历史最大的受害者——台湾人民的痛苦，不避讳他们在那特定时期的孤臣逆子的痛苦，能用大量的精力去书写他们真实的情感与痛苦，这体现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感立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