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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松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不跟甲方打交道，從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
有段时间他常常说这样的道理，“把没挣来的钱买时间”，“我总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不管是拿来玩，拿来看书，拿来练琴，这是我的自由”。
陆庆松，贵州独山人，10岁半被选拔进京，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读中央民族学院（注：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预科班，15岁上大学，学了三年小提琴，两年作曲，20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在音乐教研室工作，带乐队、上课、演出，25岁离开清华大学，履历自此之后的近30年是同一行：自由职业。
离开清华后，陆庆松靠当钢琴家教挣吃饭的钱，靠住得远节省花出去的钱。他的工作日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天晚上结束，他只在周末定闹钟，早起进城教小孩子学钢琴。剩下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练琴、看书、骑车、踢球、打网球，陪弟弟聊天、做饭、种花、玩游戏，偶尔见见朋友，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直到今天。
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人生大事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把人卷入日夜奔腾的大机器，一天又一天，焦虑研磨出更多焦虑，压力像齿轮旋转、加速，紧紧咬合在一起。一颗螺丝停了下来，向自己的人生提问——我不拧紧行不行？
“我早就放弃当一个螺丝钉，哪怕是在学校当一个很舒服的螺丝钉。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只适合养老，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老。”陆庆松告诉记者，“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老的时候。你可以年纪很大了，大到你走不动路，但是你不老，我内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的。我没有养老的心态，那时候的事，那时候再说吧。”
松弛地进入54岁，没结婚，也没孩子，不在任何公司拥有一个能够等价兑换的职级头衔，阿里的P、腾讯的T、字节跳动的M和E对他都毫无意义。在音乐专业领域，他只在学校排练厅办过一场非公开的演奏会，只给弟弟的纪录片改编过片尾曲，除此之外，正式作品为零。他骑了很多年自行车去上钢琴课，后来骑电动车，大部分时间坐公交，直到最近两年搬家才买了车，开一辆logo坏掉的二手车。
为什么这样过？这个问题他听过无数次，提问来自陌生人，也来自老师、同学、朋友、自己家亲戚。不了解他的人猜不中答案，以为他是闲云野鹤，喜欢遁世隐居，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了解他的人知道这不是答案，他虽然住在农村，但跟乡村生活没什么关系。他的小院是座孤岛，搬新家快一年了，他不认识邻居，不知道附近哪儿有饭馆，每天闭门自己在家，磨咖啡，听音乐，弹钢琴，和外面村子最主要的关联是开车去村口取快递。
陆庆松身上活着一个人的复杂。他有一种对赢的本能追求，喜欢刺激，喜欢争第一。跟人打网球的心理目标是“把对手灭掉”，开车时看到黄灯亮起来，他会近乎本能地加速，一脚油门冲过去。他喜欢有赢家的运动，最喜欢足球，因为觉得“足球比赛像一场战争”。他讨厌防守型的球队，喜欢的球队在巴西、英格兰、荷兰里面转，上场谁拼得凶就喜欢谁。
但他又有一种天生的松弛，生活越到细处越宽松，为了赢玩命比赛，一旦输了，他也不计较。他用咖啡壶泡茶，手磨咖啡也懒得用滤纸，总带着咖啡渣一起喝。他以职业钢琴演奏家的标准审视自己，想要凭借专业作品赢得认可，但这件事没办成，他也不着急，慢慢练琴，慢慢等。较劲和松弛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一个不服输的人，想以松弛的姿态赢。
这事儿多小啊，他常常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挣钱多了少了，房子近了远了，干活亏了赚了，人与人之间，谁付出得多，谁得到的少，都是人生小事。人生当然有大事，弹了不起的大曲目，写不凡的音乐，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是大事也得松弛着做，先把春天安顿好，他才能安心练琴、作曲，干自己的正经事。
松弛就这样住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大事和小事平起平坐，没有谁不可或缺，没有什么至关重要，也不是只有胜者才能存活。枯萎的花，碎掉的瓷盘，只剩下香味的佛手柑，谁都可以留下来。活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或强或弱，或生或死，花与树任意生长，人也一样。
离开清华大学的近30年时间里，陆庆松和学生时代一样，每天练琴，弹古典曲目，也做了很多不划算的事。他当过乐团指挥，天天带着管弦乐团排练，但他只负责工作，功劳没算在他身上，挂名的正式指挥是另一个人。他在大学当过网球教练，陪人练球，带队训练，花了好几年时间带校队打比赛，拿过高校网球比赛团体冠军。赢下冠军的时候，教练栏写的是陆庆松的名字，但赢了就只是赢了，之后的事情跟他没太大关系，他既不属于这所大学，也没人给他发工资。他只得到了赢本身，没有引申义。
聊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他看上去既不生气，也不着急。问及陆庆松，什么是不公平？他的答案是，不愿意才是不公平。
“公平就是我乐意。当时跟这帮人玩挺开心的，我带着他们排练，都爱围着我玩，我觉得挺好的。不愿意的事让我去干，那就叫不公平了。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也要让别人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陆庆松说。
2019年年底，陆庆松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奏会，那一年他52岁。老同学帮他订了大学里的排练厅，但当时的状况下，他没法一个人登台，只能按学生演出的邀请嘉宾出场。演出开始，学生乐团先上台拉了一曲，然后他再上台，开始自己的演奏会。
这场演奏会找不到任何完整记录，只有两段不足5分钟的手机录像和零星的照片。舞台上堆着没收拾的椅子，观众席只坐了两三排，主要是他和弟弟的朋友们。那天的曲目很简单，全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首《悲怆》，一首《热情》。
《热情》的时候，弟弟哭了，他后来在豆瓣上写道：“也许是他在练琴时我听过太多次，那种反复勾勒的状态，有一种习作感，我逐渐没有了聆听的愿望。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在他登上舞台的那个时刻里，我才感受到了那种庄严的仪式感，非常感动……感谢这世界有光、有声音。” 弹完最后一个音，陆庆松说他松了一口气，“还行，没撂在台上。”他花了很大力气准备这场演奏会，但太久不上台了，舞台上的很多小事让他感到不适应，台下的注视，观众的呼吸，他还提到一个其他钢琴家很少提到的理由——钢琴本身。那天排练厅里是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平时习惯的声场不一样，尽管在弹一首谱都背下来的曲子，听起来却不熟悉，“经常被自己的声音吓到”。
陆庆松很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作品Op.106。20多年前开始弹，“弹着弹着我就觉得，他跟我年纪也差不多吧，他是怎么样的？弹琴的时候，他好像就在耳边说话一样，那种贴近内心的抚慰。他是你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诉说，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揪着你。”
写这首槌子奏鸣曲的时候，贝多芬正在照顾弟弟的儿子小卡尔，弟弟去世了，他承担了这个青春期少年的生活，给他找学校上学。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和生活作战，耳聋越发严重，观众只想听“快乐的旋律”，乐团也常常抱怨他，作品越来越难，没法演奏。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的草稿上写了一句话，“一个好小的房间”，对此，陆庆松认为，“我想他是觉得，这房间太小了，这曲子太‘大’了，根本装不下”。
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写过最漫长的奏鸣曲，长达45分钟。陆庆松弹得更慢，常常要一个小时才能弹完。他最喜欢第三章的慢板乐章，弹的时候像在音乐里探索无穷无尽的情感，痛苦、希望、攀登顶峰之前又迷了路。同样的演奏感受在其他钢琴家的访谈里也出现过——对抗、挣扎、折磨、考验、炼狱、浮士德、圣女贞德。它或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表达：失败。
这份体会也许是音乐最公平的礼物。钢琴面前，声名往往只会被极少数人得到，但共鸣却可以属于所有人。
疫情期间，陆庆松搬了两次家，越搬越远。过去每周只出去工作一天，最近他开始周末两天都上课。他开始常常提起“紧迫感”这个词，也开始说，“人应该强迫自己”，“人需要压强才能做成事”。陆庆松给自己设了Deadline——55岁之前专心练琴，办一场说得过去的演奏会，然后专心作曲，写不了严肃音乐就写电影音乐，写糖水音乐也可以，但他要写出不俗。
然而，松弛也活在他的Deadline上。距离目标还有不到12个月，今年春天他花了一个月给花圃铺砖，又一个月种花，接下来的大事是把院子里的杂草一根根拔掉，种些小瓜，给小雏菊灭虫。前两天开车遇到路边的文冠果树林，连说好几遍“多可爱啊”，下车跑去问园林工人怎么种，回到车里下了决心，他舍不得这么好看的树，回去也要种一棵。
院子里的植物跟陆庆松一样，松弛地活着。门口的金竹今年春天枯死了，放在盆里不管，也许下个春天还会活。朋友留下的多肉，有的活了，有的死了，任由它们在院子墙角自己过。给花浇水也很随意，想得起来的时候就多浇，没想起来就旱着，蔫就蔫着，活就活下来，听天由命，日子也能这么过。
过往的一切都以这种自由姿态留在他的生活里。毕业那年买的旧钢琴，所有的音都走调了，走调就不弹了，搁在客厅当花架，弟弟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玻璃花瓶摆在上面，里面插着找他爬山的朋友摘的花，早已枯成干花。打开琴盖时，一只蜘蛛从泛黄的白键迅速逃向落了灰的黑键。几次搬家撞坏了琴板，撞坏就撞坏了，它就缺个角站在那儿。
“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乐趣里面，音乐和网球他喜欢，但你要让他再也不打网球了，可能他也不在意，让他现在就没有了钢琴，我想他也可以接受。我提起他觉得有点悲凉就是在这儿，他还有更多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但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因为什么东西，被搁浅了一点。说起他来，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你想探索的事情太多，但没有那么多精力跟能力，就可惜吧。”弟弟陆庆屹说。
危机感偶尔也会出现，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陆庆松有时候会做噩梦，梦到房东通知又要搬家，醒过来发现不是真的，又安心地睡着了。他坦率地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值得推荐。
或好或坏，20岁永远留在了陆庆松身上。他没有中年人的社会积累，但人到中年的常见恐惧——退休、养老、积蓄、疾病——在他身上也不成立。他的生活像是一场春天的露营野炊，从花圃里掐一把最嫩的葱做葱油面吃，把吃不完的水果拿到院子里晒干，摆在盘子里好看，把无花果树干磨成小花瓶，里面插着晒干的狗尾巴草，放在车里装饰。聊天时提到音乐，他会自然地哼唱起来，弹琴的时候也是，边弹边唱，他说自己的工作本质就是“和钢琴一起唱歌”。
老师阮寿宁92岁的时候，陆庆松去看望他。阮老师一生默默无闻，院系官网上都搜不到他的名字，但他过得自在，骑自行车出门逛，过生日要吃蛋糕。喜欢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群，叫做“阮老师好”。有人问这位老师，当初那么坚持，帮陆庆松争取上了大学，结果他也没跟着你学小提琴，这是不是辜负了你的栽培？
老人头发全白了，他的回答是，不是只有小提琴才是音乐，我教他喜欢音乐，他做的一切都是音乐。
陆庆松喜欢音乐，也留在了音乐里，只是人生大部分的夜晚，他总在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弹钢琴，在距离北京60公里以外的小院，没有掌声，没人喝彩。他的听众是客厅里的松与竹，留在玻璃瓶里的花，偶然飞进来的柳絮和蜂，村里永远亮着的路灯。
或许有一天，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这天或许明天就来，或许不会来，或许早已来过了。他应该专心练琴、作曲，挣更多的钱，弹更好的琴，但他没有选这条路，这未必正确，但没问题，毕竟，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
人生的第54个春天，空气里又一次扬起柳絮，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陆庆松还是蹲在院子里，照顾花与树，他舍不得让植物错过它们的春天。此时此刻，这里住的是一个温柔的普通人，和满院子的人生小事。跟他告别的时候，一只眼睛受伤的小狗路过，安静地趴在他家门口。大门旁边的水泥缝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种子，一株蒲公英活了下来，开出一朵小小的花。
有段时间他常常说这样的道理，“把没挣来的钱买时间”，“我总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不管是拿来玩，拿来看书，拿来练琴，这是我的自由”。
陆庆松，贵州独山人，10岁半被选拔进京，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读中央民族学院（注：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预科班，15岁上大学，学了三年小提琴，两年作曲，20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在音乐教研室工作，带乐队、上课、演出，25岁离开清华大学，履历自此之后的近30年是同一行：自由职业。
离开清华后，陆庆松靠当钢琴家教挣吃饭的钱，靠住得远节省花出去的钱。他的工作日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天晚上结束，他只在周末定闹钟，早起进城教小孩子学钢琴。剩下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练琴、看书、骑车、踢球、打网球，陪弟弟聊天、做饭、种花、玩游戏，偶尔见见朋友，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直到今天。
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人生大事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把人卷入日夜奔腾的大机器，一天又一天，焦虑研磨出更多焦虑，压力像齿轮旋转、加速，紧紧咬合在一起。一颗螺丝停了下来，向自己的人生提问——我不拧紧行不行？
“我早就放弃当一个螺丝钉，哪怕是在学校当一个很舒服的螺丝钉。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只适合养老，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老。”陆庆松告诉记者，“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老的时候。你可以年纪很大了，大到你走不动路，但是你不老，我内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的。我没有养老的心态，那时候的事，那时候再说吧。”
松弛地进入54岁，没结婚，也没孩子，不在任何公司拥有一个能够等价兑换的职级头衔，阿里的P、腾讯的T、字节跳动的M和E对他都毫无意义。在音乐专业领域，他只在学校排练厅办过一场非公开的演奏会，只给弟弟的纪录片改编过片尾曲，除此之外，正式作品为零。他骑了很多年自行车去上钢琴课，后来骑电动车，大部分时间坐公交，直到最近两年搬家才买了车，开一辆logo坏掉的二手车。
为什么这样过？这个问题他听过无数次，提问来自陌生人，也来自老师、同学、朋友、自己家亲戚。不了解他的人猜不中答案，以为他是闲云野鹤，喜欢遁世隐居，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了解他的人知道这不是答案，他虽然住在农村，但跟乡村生活没什么关系。他的小院是座孤岛，搬新家快一年了，他不认识邻居，不知道附近哪儿有饭馆，每天闭门自己在家，磨咖啡，听音乐，弹钢琴，和外面村子最主要的关联是开车去村口取快递。
陆庆松身上活着一个人的复杂。他有一种对赢的本能追求，喜欢刺激，喜欢争第一。跟人打网球的心理目标是“把对手灭掉”，开车时看到黄灯亮起来，他会近乎本能地加速，一脚油门冲过去。他喜欢有赢家的运动，最喜欢足球，因为觉得“足球比赛像一场战争”。他讨厌防守型的球队，喜欢的球队在巴西、英格兰、荷兰里面转，上场谁拼得凶就喜欢谁。
但他又有一种天生的松弛，生活越到细处越宽松，为了赢玩命比赛，一旦输了，他也不计较。他用咖啡壶泡茶，手磨咖啡也懒得用滤纸，总带着咖啡渣一起喝。他以职业钢琴演奏家的标准审视自己，想要凭借专业作品赢得认可，但这件事没办成，他也不着急，慢慢练琴，慢慢等。较劲和松弛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一个不服输的人，想以松弛的姿态赢。
这事儿多小啊，他常常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挣钱多了少了，房子近了远了，干活亏了赚了，人与人之间，谁付出得多，谁得到的少，都是人生小事。人生当然有大事，弹了不起的大曲目，写不凡的音乐，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是大事也得松弛着做，先把春天安顿好，他才能安心练琴、作曲，干自己的正经事。
松弛就这样住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大事和小事平起平坐，没有谁不可或缺，没有什么至关重要，也不是只有胜者才能存活。枯萎的花，碎掉的瓷盘，只剩下香味的佛手柑，谁都可以留下来。活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或强或弱，或生或死，花与树任意生长，人也一样。
离开清华大学的近30年时间里，陆庆松和学生时代一样，每天练琴，弹古典曲目，也做了很多不划算的事。他当过乐团指挥，天天带着管弦乐团排练，但他只负责工作，功劳没算在他身上，挂名的正式指挥是另一个人。他在大学当过网球教练，陪人练球，带队训练，花了好几年时间带校队打比赛，拿过高校网球比赛团体冠军。赢下冠军的时候，教练栏写的是陆庆松的名字，但赢了就只是赢了，之后的事情跟他没太大关系，他既不属于这所大学，也没人给他发工资。他只得到了赢本身，没有引申义。
聊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他看上去既不生气，也不着急。问及陆庆松，什么是不公平？他的答案是，不愿意才是不公平。
“公平就是我乐意。当时跟这帮人玩挺开心的，我带着他们排练，都爱围着我玩，我觉得挺好的。不愿意的事让我去干，那就叫不公平了。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也要让别人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陆庆松说。
2019年年底，陆庆松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奏会，那一年他52岁。老同学帮他订了大学里的排练厅，但当时的状况下，他没法一个人登台，只能按学生演出的邀请嘉宾出场。演出开始，学生乐团先上台拉了一曲，然后他再上台，开始自己的演奏会。
这场演奏会找不到任何完整记录，只有两段不足5分钟的手机录像和零星的照片。舞台上堆着没收拾的椅子，观众席只坐了两三排，主要是他和弟弟的朋友们。那天的曲目很简单，全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首《悲怆》，一首《热情》。
《热情》的时候，弟弟哭了，他后来在豆瓣上写道：“也许是他在练琴时我听过太多次，那种反复勾勒的状态，有一种习作感，我逐渐没有了聆听的愿望。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在他登上舞台的那个时刻里，我才感受到了那种庄严的仪式感，非常感动……感谢这世界有光、有声音。” 弹完最后一个音，陆庆松说他松了一口气，“还行，没撂在台上。”他花了很大力气准备这场演奏会，但太久不上台了，舞台上的很多小事让他感到不适应，台下的注视，观众的呼吸，他还提到一个其他钢琴家很少提到的理由——钢琴本身。那天排练厅里是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平时习惯的声场不一样，尽管在弹一首谱都背下来的曲子，听起来却不熟悉，“经常被自己的声音吓到”。
陆庆松很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作品Op.106。20多年前开始弹，“弹着弹着我就觉得，他跟我年纪也差不多吧，他是怎么样的？弹琴的时候，他好像就在耳边说话一样，那种贴近内心的抚慰。他是你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诉说，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揪着你。”
写这首槌子奏鸣曲的时候，贝多芬正在照顾弟弟的儿子小卡尔，弟弟去世了，他承担了这个青春期少年的生活，给他找学校上学。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和生活作战，耳聋越发严重，观众只想听“快乐的旋律”，乐团也常常抱怨他，作品越来越难，没法演奏。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的草稿上写了一句话，“一个好小的房间”，对此，陆庆松认为，“我想他是觉得，这房间太小了，这曲子太‘大’了，根本装不下”。
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写过最漫长的奏鸣曲，长达45分钟。陆庆松弹得更慢，常常要一个小时才能弹完。他最喜欢第三章的慢板乐章，弹的时候像在音乐里探索无穷无尽的情感，痛苦、希望、攀登顶峰之前又迷了路。同样的演奏感受在其他钢琴家的访谈里也出现过——对抗、挣扎、折磨、考验、炼狱、浮士德、圣女贞德。它或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表达：失败。
这份体会也许是音乐最公平的礼物。钢琴面前，声名往往只会被极少数人得到，但共鸣却可以属于所有人。
疫情期间，陆庆松搬了两次家，越搬越远。过去每周只出去工作一天，最近他开始周末两天都上课。他开始常常提起“紧迫感”这个词，也开始说，“人应该强迫自己”，“人需要压强才能做成事”。陆庆松给自己设了Deadline——55岁之前专心练琴，办一场说得过去的演奏会，然后专心作曲，写不了严肃音乐就写电影音乐，写糖水音乐也可以，但他要写出不俗。
然而，松弛也活在他的Deadline上。距离目标还有不到12个月，今年春天他花了一个月给花圃铺砖，又一个月种花，接下来的大事是把院子里的杂草一根根拔掉，种些小瓜，给小雏菊灭虫。前两天开车遇到路边的文冠果树林，连说好几遍“多可爱啊”，下车跑去问园林工人怎么种，回到车里下了决心，他舍不得这么好看的树，回去也要种一棵。
院子里的植物跟陆庆松一样，松弛地活着。门口的金竹今年春天枯死了，放在盆里不管，也许下个春天还会活。朋友留下的多肉，有的活了，有的死了，任由它们在院子墙角自己过。给花浇水也很随意，想得起来的时候就多浇，没想起来就旱着，蔫就蔫着，活就活下来，听天由命，日子也能这么过。
过往的一切都以这种自由姿态留在他的生活里。毕业那年买的旧钢琴，所有的音都走调了，走调就不弹了，搁在客厅当花架，弟弟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玻璃花瓶摆在上面，里面插着找他爬山的朋友摘的花，早已枯成干花。打开琴盖时，一只蜘蛛从泛黄的白键迅速逃向落了灰的黑键。几次搬家撞坏了琴板，撞坏就撞坏了，它就缺个角站在那儿。
“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乐趣里面，音乐和网球他喜欢，但你要让他再也不打网球了，可能他也不在意，让他现在就没有了钢琴，我想他也可以接受。我提起他觉得有点悲凉就是在这儿，他还有更多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但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因为什么东西，被搁浅了一点。说起他来，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你想探索的事情太多，但没有那么多精力跟能力，就可惜吧。”弟弟陆庆屹说。
危机感偶尔也会出现，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陆庆松有时候会做噩梦，梦到房东通知又要搬家，醒过来发现不是真的，又安心地睡着了。他坦率地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值得推荐。
或好或坏，20岁永远留在了陆庆松身上。他没有中年人的社会积累，但人到中年的常见恐惧——退休、养老、积蓄、疾病——在他身上也不成立。他的生活像是一场春天的露营野炊，从花圃里掐一把最嫩的葱做葱油面吃，把吃不完的水果拿到院子里晒干，摆在盘子里好看，把无花果树干磨成小花瓶，里面插着晒干的狗尾巴草，放在车里装饰。聊天时提到音乐，他会自然地哼唱起来，弹琴的时候也是，边弹边唱，他说自己的工作本质就是“和钢琴一起唱歌”。
老师阮寿宁92岁的时候，陆庆松去看望他。阮老师一生默默无闻，院系官网上都搜不到他的名字，但他过得自在，骑自行车出门逛，过生日要吃蛋糕。喜欢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群，叫做“阮老师好”。有人问这位老师，当初那么坚持，帮陆庆松争取上了大学，结果他也没跟着你学小提琴，这是不是辜负了你的栽培？
老人头发全白了，他的回答是，不是只有小提琴才是音乐，我教他喜欢音乐，他做的一切都是音乐。
陆庆松喜欢音乐，也留在了音乐里，只是人生大部分的夜晚，他总在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弹钢琴，在距离北京60公里以外的小院，没有掌声，没人喝彩。他的听众是客厅里的松与竹，留在玻璃瓶里的花，偶然飞进来的柳絮和蜂，村里永远亮着的路灯。
或许有一天，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这天或许明天就来，或许不会来，或许早已来过了。他应该专心练琴、作曲，挣更多的钱，弹更好的琴，但他没有选这条路，这未必正确，但没问题，毕竟，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
人生的第54个春天，空气里又一次扬起柳絮，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陆庆松还是蹲在院子里，照顾花与树，他舍不得让植物错过它们的春天。此时此刻，这里住的是一个温柔的普通人，和满院子的人生小事。跟他告别的时候，一只眼睛受伤的小狗路过，安静地趴在他家门口。大门旁边的水泥缝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种子，一株蒲公英活了下来，开出一朵小小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