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学时数高居榜首，然而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并不相称。正因为如此，“语文教学要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语文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与古借鉴，语文教师在现实的教学中，可以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说”与“写”的能力，这一点古人，今人认识一致，而为实现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古人是强调“多读”，“多诵”作品；今人多是侧重“多讲”，“多学”语文知识。实践证明，古人之法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借鑒，今人之法有其明显的缺点，确实应该改革。
　　语文基础知识是很少的，零散的，而在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学殿堂里，全靠“多读”而成为大演说家，大写作家和大学者的如夜空繁星，不胜枚举，“韦编三绝”的孔子，“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讽诵诗书百家之言”的东方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司马迁，“读书破万卷”的杜甫，“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韩愈……至于近代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读书之多更为人所知，这些人由于读得多，虽然没系统地学过各类“语文”基础知识及语法，但却能“说”起来折服听众，生动形象，“写”起来文思泉涌，有如神功。
　　多读作品的综合受益难以尽言，单单对于“说”、“写”能力的提高，其直接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
　　丰富素材，丰富语汇，丰富技法，培养语感与鉴赏能力，也许古人是早认识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以他们不在“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研究上下功夫，而只想尽一切办法多读，“凿壁偷光”地读，“囊萤映雪”地读……以至于有“咄之于口，入之于心”、“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千古名言。
　　今人是谁想起来通过学习语文基础知识来提高“说”、“写”能力的呢?这是个事倍功半的法子，但现在看来，其弊病、其不科学性至少有以下几点：
　　（1）“说”与“写”最根本的基础是语言，而语言的掌握、丰富、提高主要依靠语言的广泛接触——多听演说、多读作品和自己多说多写，而不是靠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这一点，从小孩子学说话中可得到有力的证明。因此，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主要精力去作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实在是舍本而逐末。
　　（2）各类语文知识，也只有放在各种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充分显示并发挥其特有功能，而将其抽出用大量时间单独学习、研究，缺点是很明显的，例如：现阶段语法知识单列，因失去具体“语境”而使其功能大减，再就是其“功能的多样性”难以“概全”。即使了解掌握了某些语文基础知识，但其整体语文水平不高，也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因而难以发挥语文基础知识的特有功能。
　　（3）虽然现在提倡合作探究，研究性学习来进一步解放语文教学，实际上实施起来困难多多，大多数老师“满堂的讲或问”。语言的美感是由各类语文基础知识各自的特有功能充分
　　发挥而综合形成的，因此，当把美好的语言肢解为各个相对独立的“部件”后，其整体的美感也就大为消弱，因而学起来也就显得枯燥无味甚至味同嚼蜡了，这种状况下学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大概就是语文教学耗时长，教师讲解耗力多，而学生学习效果并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4）即使是学生认真学习，并掌握教材所列和老师所讲的全部语文基础知识，对“说”和“写”能力的提高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说”与“写”的能力，毕竟不是各类语文基础知
　　识的简单相加。
　　由以上简单分析可知，要改变语文教学的低效率，可行的办法是让学生学习古人的“多读”。如何读，古人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如苏轼的“八面受敌”、“以众击寡”等，比较各种经验，我以为袁枚说：“文学韩、诗学杜，犹之游山者必登岱，观水者必观海也”。然而使游山观水文人终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复知有匡庐，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妙，则识不过泰山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具体来说，即鼓励学生博览群书，政治、经济、文史、地理、哲学等广泛涉猎，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语言与写作素材：并让学生精读大家名作(包括教材所选文章)逐字逐句地读，思索品味，读到“去尽皮，方见肉；去尽骨，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的程度，目的在于使学生感悟各类语文基础知识和写作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写出所读作品的各个方面的心得体会。
　　教师的指导作用除上述方面外，主要在于：①向学生介绍、推荐《语文课程标准》阅读篇目；②向学生“传达”自己阅读作品所获得的美感；③分析美感形成的原因。
　　总之，只要我们用心吸收，借鉴古代教学中的精华，为我所用，为今天的教学服务，那么相信语文教育便会迎来明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