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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立春的第二天，《中国民商》杂志、中国民商网在京举办新春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国家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张景安，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陈全生，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等多位领导、专家学者与众多的知名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中国改革和民营经济的未来，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与思辨的坦诚对话。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变则通。顺应时代要求，中国必须通过全面的深化改革来推进经济转型和制度创新，实现中国新的跨越发展，与世界经济的革新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没有改革，中国的未来没有出路，而没有健康发展的民营经济，中国经济也不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
大家一致感到，2013 年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的改革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十八大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改革历史时期。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首先发言，他非常中肯地提出三个问题：当前中国改革怎么改、往哪改、改什么？他认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关键在于党的执政方式，执政方式应该向人大倾斜、向立法机构倾斜。
政府要想转变成一种服务型的政府、廉洁型的政府、高效能的政府，就必须厘清和市场的关系，只有这样，市场经济的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商》学术总顾问吴敬琏先生发言指出，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他说，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了一本书《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江泽民在上面提了一句话“温故知新，谋划未来”，我觉得对现在是很有意义的。
他详细谈到，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两次改革的大推进。第一次是从1984 年的十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次大推进中，我们第一确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第二有了路线图，但是后来在1987 年取消了。
第二次改革大推进就是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大推进，整体配套改革有“三步曲”，全部过程我们都走了。第一步就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即1992 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最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步是改革的方案设计，在1993 年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50 条，我们把它叫做“50 条”，这其实是一个总体的规划。第三步就是实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当然，执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后来1997 年的十五大又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
于是从1994 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我们通过持续推进改革才得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
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总体规划设计好。
那么这个总体规划是不是就没有老百姓的事了呢？ 1993 年起草“50 条决定”时，组成了一个25 人的起草组，组长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副组长管得多一点是中财办主任曾培炎，其实参与的人除了起草组、还有体改委，同时中财办还派了16 个调查组300 人进行各个专题的调研，全部参加人员差不多有七百人。领导和专家平起平坐地详细讨论市场机制的各种问题，这种专题调研、研讨座谈都是广泛吸收民间意见的。
因此，我认为和当年一样，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各界一起努力，环绕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个中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做出改革的方案设计，并且把这些方案设计综合起来，明确改革的重点，做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的安排。
张景安强调要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并对深化改革提出六条建议。
胡德平在发言中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不久前我看到周瑞金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说，十八大报告里对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还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从八大开始一直说到现在。这是对的，但不完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和权力腐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同时还有社会民生和市场体制、政治体制怎么平衡起来，有些民生问题市场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还不能用市场来解决。确实，从八大至今，我们第一个矛盾已经大大缓和了，但新的矛盾也出现了。这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
除了国内的改革开放，我们也应该对世界形势认真关注。国际形势不仅能够影响我们的改革大局，有时恐怕会影响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不管其他做法的对错，他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看准机遇的掌握还是很清楚的。但现在欧洲还是世界矛盾的中心吗？美苏还在争霸吗？世界还是北约和华约在争夺吗？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我觉得，现在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的重心之一，在全球经济发展、外贸比重等问题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很多国家、地区的政策都是要融入亚太，与亚洲建立联系，日本也在几年前提出了"脱欧反亚"。这个变化，对中国非常有利，与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非常之合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好的把改革开放和世界关注结合起来，将未来的改革开放，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考虑。 贯彻宪政治国，改革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法学泰斗江平提出，改革应该有两个旗帜，第一个是要坚持宪政治国的这个大旗帜，坚持宪政这种理念。他说，宪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梅因，概括从古代法律到现代法律的区别，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也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现代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公民社会，人人平等。但现在我们很欠缺公民社会的理念，中国社会中带有很多不平等的成分。比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很明显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从这点来说，我们的宪法理念如果要得到贯彻，不能够只是提依法治国，应该上升为宪政治国。只有真正贯彻了宪政治国，改革才真的具有它的意义。
第二个旗帜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应该很好的坚持市场经济的精神。我始终觉得现在的市场经济，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一半是市场、一半是管制。管制的东西还是太多，国家权力在市场经济里面承担了太多的任务，所以民营企业能够施展的余地就少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是有欠缺的。
他还从法律的角度谈到，几年前通过的《物权法》，开始就有北大一教授指责，说《物权法》草案违反《宪法》，为什么违反宪法呢？因为我们《宪法》里规定“以公有制为基础”，在这样的理论下物权法就是违宪的。但是《物权法》从法律角度来说，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无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市场面前应该是平等的，享受的权利也是平等，机遇应该是平等，规则更应当是平等。只有坚持这三个平等，才是真正贯彻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思想。
张曙光发言说，我同意江平老师的讲话，宪政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今，如果不解决根本理念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具体改革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比如说土地问题，如果不实现权利平等，那么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能平权吗？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能一样吗？我认为，不可能。
他还指出，大家都对十八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现在只走了一半。
盛洪提出：我觉得现在可能会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就是严重误判。现在，我们的很多高层领导人有非常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比如说觉得“宪政”这个词很敏感，但其实我们读一读中共党史，“宪政”这个词是经常出现的。毛泽东在建国前还曾有过一次著名的讲话，叫《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本书在70 年代还曾重印过。现在“宪政”这个词竟然成了敏感词了。其实我们在限制别人自由表达的时候，也是在限制自己的智力发展，限制自己去接受古今中外智慧的积累。
资源配置方式要彻底改革
在周天勇看来，中国一切的问题似乎都是所有权的问题。他谈到，如果城市化继续像目前这样推进下去，但土地制度、土地立法、土地改革不推进，将会积累一大堆社会问题。政府卖地的方式是最糟糕、最坏的一种市场经济，这个资源的配置方式要进行彻底改革。
周天勇指出，土地问题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点。他认为，目前土地制度问题很多。首先是土地所有关系非常混乱，集体所有、国有、承包等等。其次是《土地法》和《宪法》有矛盾，《宪法》说只有公益事业才能征用土地，那么现在所有非公益的、商用或住宅用地，都不应该在政府强制征地的范围之内，但事实却都是国家征用，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盖房子都成了非法的小产权房。第三是开征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在很多国家里就是一种财产税。但在中国，房产五十年或者七十年就被收走了，实际上等于我们是在租用土地，国家才是房东。租客怎么交财产税呢？问题是很多的。
周天勇说，土地制度已经非改不可了。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改革思路，既然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矛盾，那么能不能延长土地的期限，比如说房子和耕地能不能有五百年、一千年的使用权，用一种近似产权的方法解决问题。
现在人们没有认识到，土地纯粹是计划经济加垄断，也就是行政力量和垄断拍卖。我曾经在一次会上提到这个观点，有人反对，他说我们从计划分配土地，到划拨土地，再到现在的有偿使用，这已经是和市场经济接轨了。但实际上，政府卖地是最糟糕、最坏的一种“市场经济”。首先是行政权力确定每年的土地指标，分下指标后，又实行行政垄断拍卖，独家卖地，最后竞价出售。政府成了垄断公司，我们测算过，目前的高房价中大概50% 是土地出让金，20% 是土地税费等费用，也就是说房价里有70% 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才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因此我认为必须废除土地招拍挂制度，要彻底改革。
土地出让金要逐步改为交易税和房产税。现在很多人反对房产税，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土地出让金是向现在买房子的人，也许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多少钱却需要买房的人收税，如果十年前我买了十套房子，甚至我的十套房子是划拨或者房改房，现在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不用缴税。这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为什么不能改呢？为什么推不动呢？是因为征收房产税要联网、清查财产，这就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
目前的住房制度也亟需改革。现在商品房价格高居不下，保障房数量较少且弊端重重，城市低收入者的部分尚且解决不了，进城的农民工保障房就更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丰富住房形式，从合作建房、集资建房、小产权房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来解决我们几亿人的住房问题。我们测算了一下，现在200 亿平米住宅中有68 亿平米是小产权房，与其强拆还不如开征房产税，用这种途径将其合法化。政府就管好土地的供应总量，做好土地规划，解决市场公平的问题就可以了。
如今，在城市化这么紧迫的推动下，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没有把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项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这是个大问题。
破除垄断，可能是推进改革、满盘皆活的一个选择
刘小玄认为：中国改革目前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有无数问题亟待解决，怎么解决，从哪入手？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个人有个观点，从目前来看，最为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破除垄断。
实际上，十八大已经提到了垄断问题，提出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说明现在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同等，其根源都是垄断。垄断是什么？是设置经营壁垒，不让民营企业进入，不合理地使用要素资源，比如对金融、土地的陈全生发言演示30-49封面文章1p广告。indd 36 2013.2.28 7：05：13 PM2013.03.37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大原因也是由于垄断权力滋生的腐败，灰色收入。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也是要破除集权的土壤，垄断与集权是互通的，破除垄断也就是遏制权力。因此破除垄断，可能是现在一个推进改革、满盘皆活的选择。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是好的，但有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头。如果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怎么可能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如果经济一塌糊涂，政治上改革肯定会乱，甚至会倒退。必须有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局面，比如台湾，先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民生保障、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等等，最后上层建筑才有可能实现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
目前我们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有很强大的能力，这种局面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个空话。要推进改革，就要先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从经济上破除垄断入手，是目前大家都能够接受，中央也能够真正动手实行的。可以说中国的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要坚决地破除，这是市场化的重大问题，垄断不破，中国改革将难以推进。
座谈会上，竹立家、曹远征、贺卫方、陈全生等还做了深入发言，会后给本刊发来专稿，刊发在该综述之后。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变则通。顺应时代要求，中国必须通过全面的深化改革来推进经济转型和制度创新，实现中国新的跨越发展，与世界经济的革新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没有改革，中国的未来没有出路，而没有健康发展的民营经济，中国经济也不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
大家一致感到，2013 年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的改革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十八大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改革历史时期。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思考未来的改革开放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首先发言，他非常中肯地提出三个问题：当前中国改革怎么改、往哪改、改什么？他认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关键在于党的执政方式，执政方式应该向人大倾斜、向立法机构倾斜。
政府要想转变成一种服务型的政府、廉洁型的政府、高效能的政府，就必须厘清和市场的关系，只有这样，市场经济的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商》学术总顾问吴敬琏先生发言指出，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他说，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了一本书《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江泽民在上面提了一句话“温故知新，谋划未来”，我觉得对现在是很有意义的。
他详细谈到，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两次改革的大推进。第一次是从1984 年的十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次大推进中，我们第一确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第二有了路线图，但是后来在1987 年取消了。
第二次改革大推进就是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大推进，整体配套改革有“三步曲”，全部过程我们都走了。第一步就是所谓目标模式的确定，即1992 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最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步是改革的方案设计，在1993 年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50 条，我们把它叫做“50 条”，这其实是一个总体的规划。第三步就是实施这个行动纲领，打破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当然，执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后来1997 年的十五大又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
于是从1994 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我们通过持续推进改革才得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
十八大重申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总体规划设计好。
那么这个总体规划是不是就没有老百姓的事了呢？ 1993 年起草“50 条决定”时，组成了一个25 人的起草组，组长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副组长管得多一点是中财办主任曾培炎，其实参与的人除了起草组、还有体改委，同时中财办还派了16 个调查组300 人进行各个专题的调研，全部参加人员差不多有七百人。领导和专家平起平坐地详细讨论市场机制的各种问题，这种专题调研、研讨座谈都是广泛吸收民间意见的。
因此，我认为和当年一样，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各界一起努力，环绕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个中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经济、市场监管、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做出改革的方案设计，并且把这些方案设计综合起来，明确改革的重点，做出各项改革的实施步骤和配套关系的安排。
张景安强调要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并对深化改革提出六条建议。
胡德平在发言中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不久前我看到周瑞金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说，十八大报告里对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还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从八大开始一直说到现在。这是对的，但不完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广大公民的维权意识和权力腐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同时还有社会民生和市场体制、政治体制怎么平衡起来，有些民生问题市场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还不能用市场来解决。确实，从八大至今，我们第一个矛盾已经大大缓和了，但新的矛盾也出现了。这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
除了国内的改革开放，我们也应该对世界形势认真关注。国际形势不仅能够影响我们的改革大局，有时恐怕会影响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不管其他做法的对错，他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和看准机遇的掌握还是很清楚的。但现在欧洲还是世界矛盾的中心吗？美苏还在争霸吗？世界还是北约和华约在争夺吗？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我觉得，现在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的重心之一，在全球经济发展、外贸比重等问题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很多国家、地区的政策都是要融入亚太，与亚洲建立联系，日本也在几年前提出了"脱欧反亚"。这个变化，对中国非常有利，与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非常之合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好的把改革开放和世界关注结合起来，将未来的改革开放，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考虑。 贯彻宪政治国，改革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法学泰斗江平提出，改革应该有两个旗帜，第一个是要坚持宪政治国的这个大旗帜，坚持宪政这种理念。他说，宪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梅因，概括从古代法律到现代法律的区别，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也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现代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公民社会，人人平等。但现在我们很欠缺公民社会的理念，中国社会中带有很多不平等的成分。比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很明显不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从这点来说，我们的宪法理念如果要得到贯彻，不能够只是提依法治国，应该上升为宪政治国。只有真正贯彻了宪政治国，改革才真的具有它的意义。
第二个旗帜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应该很好的坚持市场经济的精神。我始终觉得现在的市场经济，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一半是市场、一半是管制。管制的东西还是太多，国家权力在市场经济里面承担了太多的任务，所以民营企业能够施展的余地就少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是有欠缺的。
他还从法律的角度谈到，几年前通过的《物权法》，开始就有北大一教授指责，说《物权法》草案违反《宪法》，为什么违反宪法呢？因为我们《宪法》里规定“以公有制为基础”，在这样的理论下物权法就是违宪的。但是《物权法》从法律角度来说，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无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市场面前应该是平等的，享受的权利也是平等，机遇应该是平等，规则更应当是平等。只有坚持这三个平等，才是真正贯彻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思想。
张曙光发言说，我同意江平老师的讲话，宪政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如今，如果不解决根本理念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具体改革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比如说土地问题，如果不实现权利平等，那么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能平权吗？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能一样吗？我认为，不可能。
他还指出，大家都对十八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现在只走了一半。
盛洪提出：我觉得现在可能会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就是严重误判。现在，我们的很多高层领导人有非常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比如说觉得“宪政”这个词很敏感，但其实我们读一读中共党史，“宪政”这个词是经常出现的。毛泽东在建国前还曾有过一次著名的讲话，叫《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本书在70 年代还曾重印过。现在“宪政”这个词竟然成了敏感词了。其实我们在限制别人自由表达的时候，也是在限制自己的智力发展，限制自己去接受古今中外智慧的积累。
资源配置方式要彻底改革
在周天勇看来，中国一切的问题似乎都是所有权的问题。他谈到，如果城市化继续像目前这样推进下去，但土地制度、土地立法、土地改革不推进，将会积累一大堆社会问题。政府卖地的方式是最糟糕、最坏的一种市场经济，这个资源的配置方式要进行彻底改革。
周天勇指出，土地问题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点。他认为，目前土地制度问题很多。首先是土地所有关系非常混乱，集体所有、国有、承包等等。其次是《土地法》和《宪法》有矛盾，《宪法》说只有公益事业才能征用土地，那么现在所有非公益的、商用或住宅用地，都不应该在政府强制征地的范围之内，但事实却都是国家征用，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盖房子都成了非法的小产权房。第三是开征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在很多国家里就是一种财产税。但在中国，房产五十年或者七十年就被收走了，实际上等于我们是在租用土地，国家才是房东。租客怎么交财产税呢？问题是很多的。
周天勇说，土地制度已经非改不可了。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改革思路，既然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矛盾，那么能不能延长土地的期限，比如说房子和耕地能不能有五百年、一千年的使用权，用一种近似产权的方法解决问题。
现在人们没有认识到，土地纯粹是计划经济加垄断，也就是行政力量和垄断拍卖。我曾经在一次会上提到这个观点，有人反对，他说我们从计划分配土地，到划拨土地，再到现在的有偿使用，这已经是和市场经济接轨了。但实际上，政府卖地是最糟糕、最坏的一种“市场经济”。首先是行政权力确定每年的土地指标，分下指标后，又实行行政垄断拍卖，独家卖地，最后竞价出售。政府成了垄断公司，我们测算过，目前的高房价中大概50% 是土地出让金，20% 是土地税费等费用，也就是说房价里有70% 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才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因此我认为必须废除土地招拍挂制度，要彻底改革。
土地出让金要逐步改为交易税和房产税。现在很多人反对房产税，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土地出让金是向现在买房子的人，也许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多少钱却需要买房的人收税，如果十年前我买了十套房子，甚至我的十套房子是划拨或者房改房，现在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不用缴税。这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为什么不能改呢？为什么推不动呢？是因为征收房产税要联网、清查财产，这就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
目前的住房制度也亟需改革。现在商品房价格高居不下，保障房数量较少且弊端重重，城市低收入者的部分尚且解决不了，进城的农民工保障房就更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丰富住房形式，从合作建房、集资建房、小产权房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来解决我们几亿人的住房问题。我们测算了一下，现在200 亿平米住宅中有68 亿平米是小产权房，与其强拆还不如开征房产税，用这种途径将其合法化。政府就管好土地的供应总量，做好土地规划，解决市场公平的问题就可以了。
如今，在城市化这么紧迫的推动下，有很多重要文件，都没有把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项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这是个大问题。
破除垄断，可能是推进改革、满盘皆活的一个选择
刘小玄认为：中国改革目前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有无数问题亟待解决，怎么解决，从哪入手？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个人有个观点，从目前来看，最为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破除垄断。
实际上，十八大已经提到了垄断问题，提出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说明现在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同等，其根源都是垄断。垄断是什么？是设置经营壁垒，不让民营企业进入，不合理地使用要素资源，比如对金融、土地的陈全生发言演示30-49封面文章1p广告。indd 36 2013.2.28 7：05：13 PM2013.03.37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大原因也是由于垄断权力滋生的腐败，灰色收入。政治体制改革， 实际上也是要破除集权的土壤，垄断与集权是互通的，破除垄断也就是遏制权力。因此破除垄断，可能是现在一个推进改革、满盘皆活的选择。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是好的，但有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头。如果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怎么可能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如果经济一塌糊涂，政治上改革肯定会乱，甚至会倒退。必须有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局面，比如台湾，先在经济上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民生保障、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等等，最后上层建筑才有可能实现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
目前我们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有很强大的能力，这种局面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个空话。要推进改革，就要先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从经济上破除垄断入手，是目前大家都能够接受，中央也能够真正动手实行的。可以说中国的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要坚决地破除，这是市场化的重大问题，垄断不破，中国改革将难以推进。
座谈会上，竹立家、曹远征、贺卫方、陈全生等还做了深入发言，会后给本刊发来专稿，刊发在该综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