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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出版人要学习邹韬奋和他的出版情怀。邹韬奋先生是中国出版人中自觉履行文化职责和始终坚持文化追求的杰出代表，是出版人学习的榜样。
一、出版人的文化职责就是传播知识和文明
出版人钦佩邹韬奋先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的出版生涯中，曾主编、创办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期刊、报纸和出版机构，我们熟知的《生活》《抗战》等刊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唤起民众、积极抗战等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生活》周刊发行量最高时超过15万份，是当时知识界重要的刊物；他参与创办的生活书店，更是出版了许多进步的图书，此后组建的三联书店很好地继承了生活书店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和出版史上，他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坚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为在中国传播进步知识和推动国家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版的功能就是传播知识和文明，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早已印证了的规律。考察知识传播史、文明发展史，不能不考察出版发展史，正是印刷和出版为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当印刷术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小小的发明对于知识传播和文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正是印刷术的技术变革为知识传播与文明发展创造了越来越便捷的阶梯。在文明传播史上，有这样一些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例如，纸张的改进促进了书写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纸张和纸张的进步，就不会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在纸张没有成为书写工具之前，竹简和木简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它极大地限制了书写的方式和传播的方式。历史曾经记载秦始皇每天大约要批阅120斤重的竹木简奏章，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革了造纸法，纸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出现了诸如左伯纸、麻纸、麻黄纸、藤纸和银光纸等驰名一时的纸张品种，这带来了书写的大发展。今天人们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发展所形成的一个高潮，出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也反映了纸张进步的历史事实。再如，印刷技术的改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科举制度又推动了印刷技术的变革。590—640年，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的发展。在书写的时代，书籍由于需要人去抄写，很难大范围流通和传播，而雕版印刷使得图书可以较大规模、较大范围地流通，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新局面。在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诗作都可以在市场上售卖，按照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说法，也就是有了模刻的集子。[1]其他如佛经一类的雕版印刷品则更是很多，尤其是在道教和佛教等宗教传播中很常见。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于868年雕板印刷的《金刚经》，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2]。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无论是人手书写还是雕版印刷，总体上讲起效率都还不是很高，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播来说，还有很大的局限。之后推动出版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革是活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它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知识传播和文明发展。1040—1048年间，北宋人毕昇发明了泥活字，使印刷术从成本、材料、推广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印刷术的特点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拼版，可以比较从容地修改，可以一次印刷上千本书，使印刷效率明显提高。现在发现的藏于浙江温州白象塔内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被鉴定为北宋时期的活字印刷本，具体时间是1100年到1103年。活字技术大幅度提高了印刷的效率，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也使得图书印制日趋便捷。在中国古代，活字材质有胶泥、木、锡、铜、铅等，其中木活字使用较为普遍。到了明代，活字本图书大量出现，明代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近日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版印尤巧便。”明代也是中国古代图书印刷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清代活字技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许多著名的文化典籍都是活字印刷的，例如印制乾隆时期的《英武殿聚珍版丛书》需要刻木活字25.35万个[3]。铜活字是在十五六世纪流行于无锡、苏州、南京一代，传说印制《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100万至200万个。中国成为传统时代印制图书最丰富的国家，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连绵不绝的出版事业中蓬勃发展的。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印刷术同样也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最早产生于西方的印刷图书价格十分昂贵，大约在15世纪时期，购买一本古腾堡印刷的《圣经》是一笔巨大的投资，相当于现在买一所房子。[4]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印刷品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也正是出版业在知识传播和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才使得出版成为知识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了不朽的价值。在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文明发展中，都离不开出版的作用。出版作为一个产业曾经是古代最重要的产业形态之一，作为知识和文明传播途径的出版是一种比战争更加残酷的、更加深入人心的、更加持久的占领方式。它占领了人们的心灵，构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一旦被构筑，打碎它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需要浇灌和滋润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出版业者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让出版回归到它原本的属性，或许是我们今天十分发达的出版业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警句格言。
二、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就是追求光明和进步
我们景仰邹韬奋先生，还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他高尚的文化追求，在那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历史时刻，他以一个出版人的单薄的力量，面向大众、大声疾呼追求光明和进步。他毫不掩饰他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1936年他在创办《生活日报》时说“理想的《生活日报》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我们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他还说“我平生并无任何野心，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他办刊就是为了启蒙大众，“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切合于大众的容受性”。他办刊的诀窍就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回答读者来信。他的骨头是硬的，他坚持“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以赴”。他信守“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只求真实，不说空话，闲话”。邹韬奋就是用一种近乎于宗教般的虔诚精神和态度在从事着新闻出版工作。 出版人就需要有这种坚定而虔诚的文化追求。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思想和信仰为文明传播确定了方位、激发了力量，这个文明传播的方位和力量就是追求光明与进步，而出版人更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力量。在考察中国出版业发展史时，总能够看到思想和信仰对于出版业发展的特殊作用，尤其是信仰和信仰所带来的虔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实例中受到启发，例如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常常是伴随着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伴随着道教和汉传佛教典籍的印刷而实现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很早就在社会精英阶层中进行着，到了明清时期则由于科举制的影响和乡绅阶层的崛起，儒家思想和文化更深入广泛的社会之中。道教和汉传佛教的传播是对几乎所有的人群，它们的传播更具有一种宗教的驱动和持久性。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建议被政府接受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精英普遍学习和遵循的一种价值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则由于玄学盛行，儒家思想的传播受到了一定遏制。此后由于隋唐时期政府的科举取士的广泛影响，儒家的学说更成为与政治统治者紧密结合的一种价值体系，但是佛、道思想也还有很大影响，尤其在社会下层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和学说的传播与大批儒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传播，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各类儒家出版物有着紧密的关系，许许多多儒家代表人物皓首穷经、开坛讲学，形成了一个个学派和流派，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例如，发端于宋朝的程朱理学，就是宋以后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或者说儒家思想的主流，尤其是朱熹（1130—1200年）更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前代和同时代其他思想流派和宗教的精华巧妙地吸收到自己的思想理论之中，把儒家学说推到了一个“准宗教”的高度。明代王守仁（1472—1529年）则精通儒、释、道，更是以心学的集大成者将儒家学说提升到了传统时代最高的层次，他创立了阳明学并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这些古代大儒哪一个不是以一种虔诚的精神传播着中国的文化！没有这样一代代学人的坚守，中国文化能够有如此广大的文化疆域吗？
与儒家思想传播方式不同的是，汉传佛教则是作为信仰，成功地运用了宗教式的传播和宗教式的征服，是古代中国人文化追求最成功的事例之一。例如，大家熟知的佛教在中国西域的传播，古代西域广大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战争与冲突随时发生，汉传佛教却得以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从这里向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蔓延扩散。虽经魏晋南北朝的几次磨难，终究在中国大地站住了脚跟。[5]佛教到了唐代已经能够登堂入室了，无论是手书敦煌写经，还是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卷，都是深入普通老百姓之中的文化形态。例如，仅以汉文大藏经的发展流变就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辉煌的传播历程。从两汉之际到唐末五代时期，汉传佛教经典主要还是依靠写本来传播，汉文大藏经在南北朝时期有3000多卷，唐代有5000多卷。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北宋初年有了第一部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后各代都有刻印，流传各地。明代则刻印过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官板三部，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私板三部，分别是《杨家经场藏》《万历藏》和《嘉兴藏》。清代官刻一部《乾隆版大藏经》，收经1669部、7168卷，蔚为壮观。历代政府和私家这么热衷于刻印汉文大藏经，保存和传播汉传佛教，足见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之大了。
汉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改变了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传统看法。佛教能够迅速在中国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的最重要的宗教靠的是什么？它就是靠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传播力量和精神。那么，出版人是不是也需要有一种虔诚的对于出版事业的敬畏态度呢！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这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韧劲和精神呢！
这样的历史事例在西方同样也发生过，世界文明版图的变化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有文明传播特别是宗教传播带来的影响。人们对于发生在欧洲的基督教的兴起、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传播，都不会很陌生。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交锋、交融和交流，将重塑未来世界的文化版图。
今天的中国出版人似乎缺少了这些品质。当我们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时，我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浮躁，急于制造出一些规模宏大的出版奇迹；当我们面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击时，我们恪守不住自己的追求，急于制造一些看似畅销、内容空乏的文化垃圾；当我们面对中外文化空前的交流、交锋、交融时，我们稳固不住自己文化的根本，急于把一些难辨香花毒草的图书引进到国内，以图一时之快。人一旦信仰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一旦有了坚定的文化追求，它就具有了一种难以战胜的精神力量。出版人看似选择了一种职业，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信仰和精神追求，高尚的出版追求与高尚的精神文化追求是一致的。当知识与信仰结合的时候，知识的传播就有了一种魔力；当知识、信仰和技术结合的时候，这种魔力就得到了升华；出版人就是这种魔力升华的一分子、助推器。
今天我们恰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出版人更要有一种执着坚定的文化追求。
（注：此文为作者在第三届韬奋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本刊有删改）
注释
[1]元稹（779—831年）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中讲：“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这里的“模勒”就是模刻。可见当时像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的诗集在市场上是有售卖的。
[2]这部《金刚经》卷尾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是868年。
[3]《英武殿聚珍版丛书》共134种，2389卷。印制这样的著作需要刻木活字25.35万个。
[4][美]马克·凯什岚斯基等：《西方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5]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前后出现过多次灭佛事件，但是奇怪的是，不是越灭越少，而是越灭越多，每一次出于政治目的的灭佛运动往往伴随着政治统治者更大规模的推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建宇）
一、出版人的文化职责就是传播知识和文明
出版人钦佩邹韬奋先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的出版生涯中，曾主编、创办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期刊、报纸和出版机构，我们熟知的《生活》《抗战》等刊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唤起民众、积极抗战等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生活》周刊发行量最高时超过15万份，是当时知识界重要的刊物；他参与创办的生活书店，更是出版了许多进步的图书，此后组建的三联书店很好地继承了生活书店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和出版史上，他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坚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为在中国传播进步知识和推动国家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版的功能就是传播知识和文明，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早已印证了的规律。考察知识传播史、文明发展史，不能不考察出版发展史，正是印刷和出版为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当印刷术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小小的发明对于知识传播和文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正是印刷术的技术变革为知识传播与文明发展创造了越来越便捷的阶梯。在文明传播史上，有这样一些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例如，纸张的改进促进了书写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纸张和纸张的进步，就不会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在纸张没有成为书写工具之前，竹简和木简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它极大地限制了书写的方式和传播的方式。历史曾经记载秦始皇每天大约要批阅120斤重的竹木简奏章，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革了造纸法，纸张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出现了诸如左伯纸、麻纸、麻黄纸、藤纸和银光纸等驰名一时的纸张品种，这带来了书写的大发展。今天人们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发展所形成的一个高潮，出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的作品，也反映了纸张进步的历史事实。再如，印刷技术的改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科举制度又推动了印刷技术的变革。590—640年，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业的发展。在书写的时代，书籍由于需要人去抄写，很难大范围流通和传播，而雕版印刷使得图书可以较大规模、较大范围地流通，知识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新局面。在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诗作都可以在市场上售卖，按照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说法，也就是有了模刻的集子。[1]其他如佛经一类的雕版印刷品则更是很多，尤其是在道教和佛教等宗教传播中很常见。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于868年雕板印刷的《金刚经》，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2]。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无论是人手书写还是雕版印刷，总体上讲起效率都还不是很高，对于思想文化的传播来说，还有很大的局限。之后推动出版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革是活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它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知识传播和文明发展。1040—1048年间，北宋人毕昇发明了泥活字，使印刷术从成本、材料、推广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印刷术的特点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拼版，可以比较从容地修改，可以一次印刷上千本书，使印刷效率明显提高。现在发现的藏于浙江温州白象塔内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被鉴定为北宋时期的活字印刷本，具体时间是1100年到1103年。活字技术大幅度提高了印刷的效率，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也使得图书印制日趋便捷。在中国古代，活字材质有胶泥、木、锡、铜、铅等，其中木活字使用较为普遍。到了明代，活字本图书大量出现，明代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近日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版印尤巧便。”明代也是中国古代图书印刷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清代活字技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许多著名的文化典籍都是活字印刷的，例如印制乾隆时期的《英武殿聚珍版丛书》需要刻木活字25.35万个[3]。铜活字是在十五六世纪流行于无锡、苏州、南京一代，传说印制《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100万至200万个。中国成为传统时代印制图书最丰富的国家，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连绵不绝的出版事业中蓬勃发展的。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印刷术同样也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最早产生于西方的印刷图书价格十分昂贵，大约在15世纪时期，购买一本古腾堡印刷的《圣经》是一笔巨大的投资，相当于现在买一所房子。[4]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印刷品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也正是出版业在知识传播和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才使得出版成为知识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了不朽的价值。在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文明发展中，都离不开出版的作用。出版作为一个产业曾经是古代最重要的产业形态之一，作为知识和文明传播途径的出版是一种比战争更加残酷的、更加深入人心的、更加持久的占领方式。它占领了人们的心灵，构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一旦被构筑，打碎它就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需要浇灌和滋润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出版业者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让出版回归到它原本的属性，或许是我们今天十分发达的出版业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警句格言。
二、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就是追求光明和进步
我们景仰邹韬奋先生，还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他高尚的文化追求，在那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历史时刻，他以一个出版人的单薄的力量，面向大众、大声疾呼追求光明和进步。他毫不掩饰他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1936年他在创办《生活日报》时说“理想的《生活日报》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我们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他还说“我平生并无任何野心，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他办刊就是为了启蒙大众，“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切合于大众的容受性”。他办刊的诀窍就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回答读者来信。他的骨头是硬的，他坚持“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以赴”。他信守“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只求真实，不说空话，闲话”。邹韬奋就是用一种近乎于宗教般的虔诚精神和态度在从事着新闻出版工作。 出版人就需要有这种坚定而虔诚的文化追求。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思想和信仰为文明传播确定了方位、激发了力量，这个文明传播的方位和力量就是追求光明与进步，而出版人更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力量。在考察中国出版业发展史时，总能够看到思想和信仰对于出版业发展的特殊作用，尤其是信仰和信仰所带来的虔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实例中受到启发，例如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常常是伴随着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伴随着道教和汉传佛教典籍的印刷而实现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很早就在社会精英阶层中进行着，到了明清时期则由于科举制的影响和乡绅阶层的崛起，儒家思想和文化更深入广泛的社会之中。道教和汉传佛教的传播是对几乎所有的人群，它们的传播更具有一种宗教的驱动和持久性。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建议被政府接受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精英普遍学习和遵循的一种价值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则由于玄学盛行，儒家思想的传播受到了一定遏制。此后由于隋唐时期政府的科举取士的广泛影响，儒家的学说更成为与政治统治者紧密结合的一种价值体系，但是佛、道思想也还有很大影响，尤其在社会下层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和学说的传播与大批儒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传播，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各类儒家出版物有着紧密的关系，许许多多儒家代表人物皓首穷经、开坛讲学，形成了一个个学派和流派，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例如，发端于宋朝的程朱理学，就是宋以后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或者说儒家思想的主流，尤其是朱熹（1130—1200年）更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前代和同时代其他思想流派和宗教的精华巧妙地吸收到自己的思想理论之中，把儒家学说推到了一个“准宗教”的高度。明代王守仁（1472—1529年）则精通儒、释、道，更是以心学的集大成者将儒家学说提升到了传统时代最高的层次，他创立了阳明学并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这些古代大儒哪一个不是以一种虔诚的精神传播着中国的文化！没有这样一代代学人的坚守，中国文化能够有如此广大的文化疆域吗？
与儒家思想传播方式不同的是，汉传佛教则是作为信仰，成功地运用了宗教式的传播和宗教式的征服，是古代中国人文化追求最成功的事例之一。例如，大家熟知的佛教在中国西域的传播，古代西域广大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战争与冲突随时发生，汉传佛教却得以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从这里向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蔓延扩散。虽经魏晋南北朝的几次磨难，终究在中国大地站住了脚跟。[5]佛教到了唐代已经能够登堂入室了，无论是手书敦煌写经，还是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卷，都是深入普通老百姓之中的文化形态。例如，仅以汉文大藏经的发展流变就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辉煌的传播历程。从两汉之际到唐末五代时期，汉传佛教经典主要还是依靠写本来传播，汉文大藏经在南北朝时期有3000多卷，唐代有5000多卷。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北宋初年有了第一部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后各代都有刻印，流传各地。明代则刻印过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官板三部，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私板三部，分别是《杨家经场藏》《万历藏》和《嘉兴藏》。清代官刻一部《乾隆版大藏经》，收经1669部、7168卷，蔚为壮观。历代政府和私家这么热衷于刻印汉文大藏经，保存和传播汉传佛教，足见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之大了。
汉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改变了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传统看法。佛教能够迅速在中国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的最重要的宗教靠的是什么？它就是靠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传播力量和精神。那么，出版人是不是也需要有一种虔诚的对于出版事业的敬畏态度呢！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这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韧劲和精神呢！
这样的历史事例在西方同样也发生过，世界文明版图的变化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有文明传播特别是宗教传播带来的影响。人们对于发生在欧洲的基督教的兴起、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传播，都不会很陌生。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交锋、交融和交流，将重塑未来世界的文化版图。
今天的中国出版人似乎缺少了这些品质。当我们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时，我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浮躁，急于制造出一些规模宏大的出版奇迹；当我们面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击时，我们恪守不住自己的追求，急于制造一些看似畅销、内容空乏的文化垃圾；当我们面对中外文化空前的交流、交锋、交融时，我们稳固不住自己文化的根本，急于把一些难辨香花毒草的图书引进到国内，以图一时之快。人一旦信仰了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一旦有了坚定的文化追求，它就具有了一种难以战胜的精神力量。出版人看似选择了一种职业，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信仰和精神追求，高尚的出版追求与高尚的精神文化追求是一致的。当知识与信仰结合的时候，知识的传播就有了一种魔力；当知识、信仰和技术结合的时候，这种魔力就得到了升华；出版人就是这种魔力升华的一分子、助推器。
今天我们恰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出版人更要有一种执着坚定的文化追求。
（注：此文为作者在第三届韬奋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本刊有删改）
注释
[1]元稹（779—831年）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中讲：“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这里的“模勒”就是模刻。可见当时像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的诗集在市场上是有售卖的。
[2]这部《金刚经》卷尾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是868年。
[3]《英武殿聚珍版丛书》共134种，2389卷。印制这样的著作需要刻木活字25.35万个。
[4][美]马克·凯什岚斯基等：《西方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5]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前后出现过多次灭佛事件，但是奇怪的是，不是越灭越少，而是越灭越多，每一次出于政治目的的灭佛运动往往伴随着政治统治者更大规模的推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