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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质朴和平凡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伟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处处为民表率。
埃及革命后不久，纳赛尔任命亚历山大大学的一位教授为国家指导部部长助理。对此，在咖啡馆里的人们传言道：“选上他，因为他是纳赛尔的姐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埃及记者问起了这件事。纳赛尔微笑着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以我没有姐妹来结束我的谈话。”
纳赛尔竭力反对高级官员的裙带风，对袒护自己亲戚的人一贯严惩不贷，他对自己的亲戚也十分警惕。有一次，一家报纸登载了纳赛尔父亲的照片，纳赛尔见后当即打电话给报馆老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喜欢在人们中间传播我父亲的消息，因为我害怕他乱来。我要我的父亲、兄弟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不愿意我的地位使他们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从那以后，纳赛尔亲戚的照片就很少出现在报纸上了。
在亚历山大有一位富有的法国太太遇到了麻烦，因为她违反了政府一个部门的规定。她去求纳赛尔的舅父从中斡旋。他的舅父真去调解了。于是那个部门的首席长官请示纳赛尔。纳赛尔尽管一直深深地爱着母亲，而舅父又是母亲的亲兄弟，但最后还是不徇私情，秉公而断，下令逮捕舅父，并把他投进了大牢。
1956年，埃及遭到英国、法国、以色列三国侵犯，纳赛尔的同伴和部属为他准备了一个隐藏室。典礼官对纳赛尔说：“这个隐藏室十分坚固。”总统决定去看看。典礼官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总统：
“总统阁下，它是一个能够承受若干吨炸弹轰炸的隐蔽所。”纳赛尔看了隐蔽室，怏怏不乐地质问典礼官：“就是这个?它能够容纳2500万埃及人吗?我们怎么能够置随时可能遭到死亡和创伤威胁的2500万埃及人不顾，心安理得地躲在这里呢?修筑这个隐蔽室的那些工人应当在离开这里之前使它恢复原样。我应是第一个受到威胁的人，而不是最后一个。取消这种儿戏吧!”
当纳赛尔外出履行公务时，他乘政府配给他的小车，但是，他从不乘公车去办私事，他自己有一辆私车。
纳赛尔在外事活动中，一些国家政府和首脑会赠送他贵重的礼物，他都婉言谢绝。印度和巴基斯坦曾送给他一只装满礼品的箱子，里面全是珠宝，价值连城，令人眼花缭乱，还有4枝雪弗尔纯金笔。纳赛尔收下了一枝金笔，把其余的东西退了回去。但是外宾执意将东西又送了回来，总统便用它来救济穷人。
最高统帅为将士献血
美国作家普里尔著作《十九颗星》里记载了二战时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1953年当选总统)为前方将士献血的故事：
上周，盟军总部呼吁，前方急需O型血液，要求自愿献血。两天后，自愿献血的人都在门诊所前排队。有一个军官走进献血室，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躺在一张担架床上，一名护士走过来，在他的胳膊上缚上了压脉器。邻床的一名士兵，无聊地左右张望，当他眼光回扫过来时，他大吃一惊，旁边的那个人竟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门诊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康拉德·西格林说：“和其他美国兵一样，将军并不特殊。他进来，抽完血，喝了杯咖啡就走了，就是这样。”一名排队等着抽血的士兵见到最高统帅出来，便对身旁的人说：“哎，那个人的血是值得一争的。有了那个人的血，也许我就能成为将军了。”艾森豪威尔听到他的话，转过头来对他笑着说：“如果真如此，我希望你不要继承我的坏脾气。”
戴高乐的遗嘱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他的遗嘱是早就写好并密封起来的。在他离开人世以后，遗嘱被公布了，其内容是这样的：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必须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演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以及我的解放功勋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之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任何一项，都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最“穷”的总统
非洲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在任期间，最初月薪仅13.8万非洲法郎，他的夫人月薪才5.4万非洲法郎。他俩要奉养年迈的双亲，还要抚养15个子女，区区19.2万非洲法郎(约合640美元)，供19人生活，即使粗茶淡饭，也只能维持温饱。
桑卡拉的家产只有一处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平平常常的住宅，在该国属中等水平。为此，总统曾欠下36万非洲法郎债务。他家里有一部电视机，一个冷藏柜，一台坏了的冰箱。他们有2辆比赛用的自行车，另外，还有1辆旧日产小轿车，是政府供他上班用的。这些家产就是对一般家庭来说，也是相当寒碜的。有人曾多次表示要改善一下总统生活条件，均被桑卡拉总统以“人民尚不富裕，总统何谈享受”为由坚决拒绝了。
桑卡拉总统之所以安贫乐道，是因为他决心以身作则来推动全国的为政清廉运动。
1983年，桑卡拉上台，雷厉风行地严惩了贪官污吏。他尖锐地指出：“在大力推动廉政治国中，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是国家乃至于今非洲最危险的祸患!”1987年桑卡拉下令成立了“全国反贪污委员会”，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重点审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贪污、走私、受贿等经济案件。
他本人以身作则，为全国表率。有人赠给他4辆不同型号的豪华小轿车，他全部交公；有人塞给他钱，数额甚巨，他也原封不动地交给政府。最令人折服的是，这位总统不仅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而且还将分内之财的巨额职务津贴主动放弃，并不止一次自减那本已十分微薄的薪水，与民同甘共苦。
他当了总统以后，他的夫人上班仍然乘一辆破旧的日本小汽车，并在丈夫支持下谢绝了一家公司总经理的任命。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部长上下班都坐西德赠送的“大众”牌小型轿车。政府备有10多辆“奔驰”车，但只供接待国宾用。部长在节假日走访亲友一律不得动用公务车，且车内不安装收录机和空调设备。
为防止政府官员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上的额外收益，布基纳法索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实行财产登记，政府成员的个人私产，包括家里养的猫、狗，都要进行申报，并在报纸上公布。桑卡拉总统率先进行了申报。家产公布后，全国人民都惊呼：“桑卡拉是一个穷总统。”二是禁止官员经商，防止官员以权经商，牟取暴利。
由于桑卡拉在位时廉政措施得力，法制严明，加之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措施，这个地处西非内陆，自然条件极差的小而穷的国家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少见的经济增长高于人口增长的国家。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伟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处处为民表率。
埃及革命后不久，纳赛尔任命亚历山大大学的一位教授为国家指导部部长助理。对此，在咖啡馆里的人们传言道：“选上他，因为他是纳赛尔的姐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埃及记者问起了这件事。纳赛尔微笑着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以我没有姐妹来结束我的谈话。”
纳赛尔竭力反对高级官员的裙带风，对袒护自己亲戚的人一贯严惩不贷，他对自己的亲戚也十分警惕。有一次，一家报纸登载了纳赛尔父亲的照片，纳赛尔见后当即打电话给报馆老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喜欢在人们中间传播我父亲的消息，因为我害怕他乱来。我要我的父亲、兄弟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不愿意我的地位使他们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从那以后，纳赛尔亲戚的照片就很少出现在报纸上了。
在亚历山大有一位富有的法国太太遇到了麻烦，因为她违反了政府一个部门的规定。她去求纳赛尔的舅父从中斡旋。他的舅父真去调解了。于是那个部门的首席长官请示纳赛尔。纳赛尔尽管一直深深地爱着母亲，而舅父又是母亲的亲兄弟，但最后还是不徇私情，秉公而断，下令逮捕舅父，并把他投进了大牢。
1956年，埃及遭到英国、法国、以色列三国侵犯，纳赛尔的同伴和部属为他准备了一个隐藏室。典礼官对纳赛尔说：“这个隐藏室十分坚固。”总统决定去看看。典礼官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总统：
“总统阁下，它是一个能够承受若干吨炸弹轰炸的隐蔽所。”纳赛尔看了隐蔽室，怏怏不乐地质问典礼官：“就是这个?它能够容纳2500万埃及人吗?我们怎么能够置随时可能遭到死亡和创伤威胁的2500万埃及人不顾，心安理得地躲在这里呢?修筑这个隐蔽室的那些工人应当在离开这里之前使它恢复原样。我应是第一个受到威胁的人，而不是最后一个。取消这种儿戏吧!”
当纳赛尔外出履行公务时，他乘政府配给他的小车，但是，他从不乘公车去办私事，他自己有一辆私车。
纳赛尔在外事活动中，一些国家政府和首脑会赠送他贵重的礼物，他都婉言谢绝。印度和巴基斯坦曾送给他一只装满礼品的箱子，里面全是珠宝，价值连城，令人眼花缭乱，还有4枝雪弗尔纯金笔。纳赛尔收下了一枝金笔，把其余的东西退了回去。但是外宾执意将东西又送了回来，总统便用它来救济穷人。
最高统帅为将士献血
美国作家普里尔著作《十九颗星》里记载了二战时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1953年当选总统)为前方将士献血的故事：
上周，盟军总部呼吁，前方急需O型血液，要求自愿献血。两天后，自愿献血的人都在门诊所前排队。有一个军官走进献血室，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躺在一张担架床上，一名护士走过来，在他的胳膊上缚上了压脉器。邻床的一名士兵，无聊地左右张望，当他眼光回扫过来时，他大吃一惊，旁边的那个人竟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门诊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康拉德·西格林说：“和其他美国兵一样，将军并不特殊。他进来，抽完血，喝了杯咖啡就走了，就是这样。”一名排队等着抽血的士兵见到最高统帅出来，便对身旁的人说：“哎，那个人的血是值得一争的。有了那个人的血，也许我就能成为将军了。”艾森豪威尔听到他的话，转过头来对他笑着说：“如果真如此，我希望你不要继承我的坏脾气。”
戴高乐的遗嘱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他的遗嘱是早就写好并密封起来的。在他离开人世以后，遗嘱被公布了，其内容是这样的：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必须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演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以及我的解放功勋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之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任何一项，都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最“穷”的总统
非洲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在任期间，最初月薪仅13.8万非洲法郎，他的夫人月薪才5.4万非洲法郎。他俩要奉养年迈的双亲，还要抚养15个子女，区区19.2万非洲法郎(约合640美元)，供19人生活，即使粗茶淡饭，也只能维持温饱。
桑卡拉的家产只有一处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平平常常的住宅，在该国属中等水平。为此，总统曾欠下36万非洲法郎债务。他家里有一部电视机，一个冷藏柜，一台坏了的冰箱。他们有2辆比赛用的自行车，另外，还有1辆旧日产小轿车，是政府供他上班用的。这些家产就是对一般家庭来说，也是相当寒碜的。有人曾多次表示要改善一下总统生活条件，均被桑卡拉总统以“人民尚不富裕，总统何谈享受”为由坚决拒绝了。
桑卡拉总统之所以安贫乐道，是因为他决心以身作则来推动全国的为政清廉运动。
1983年，桑卡拉上台，雷厉风行地严惩了贪官污吏。他尖锐地指出：“在大力推动廉政治国中，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是国家乃至于今非洲最危险的祸患!”1987年桑卡拉下令成立了“全国反贪污委员会”，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重点审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贪污、走私、受贿等经济案件。
他本人以身作则，为全国表率。有人赠给他4辆不同型号的豪华小轿车，他全部交公；有人塞给他钱，数额甚巨，他也原封不动地交给政府。最令人折服的是，这位总统不仅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而且还将分内之财的巨额职务津贴主动放弃，并不止一次自减那本已十分微薄的薪水，与民同甘共苦。
他当了总统以后，他的夫人上班仍然乘一辆破旧的日本小汽车，并在丈夫支持下谢绝了一家公司总经理的任命。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部长上下班都坐西德赠送的“大众”牌小型轿车。政府备有10多辆“奔驰”车，但只供接待国宾用。部长在节假日走访亲友一律不得动用公务车，且车内不安装收录机和空调设备。
为防止政府官员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上的额外收益，布基纳法索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实行财产登记，政府成员的个人私产，包括家里养的猫、狗，都要进行申报，并在报纸上公布。桑卡拉总统率先进行了申报。家产公布后，全国人民都惊呼：“桑卡拉是一个穷总统。”二是禁止官员经商，防止官员以权经商，牟取暴利。
由于桑卡拉在位时廉政措施得力，法制严明，加之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措施，这个地处西非内陆，自然条件极差的小而穷的国家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少见的经济增长高于人口增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