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不仅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地的两大学术研究领域，还是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及普通院校音乐专业系科中的必修课程。虽同为历史学科，但由于中西方音乐在历史内容的记写与文化语境上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对此予以比较和探讨。
关键词：方法论；研究范式；音乐史学；中西方音乐史
一、中西音樂史学资料的记载及其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中国音乐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收到了长期重视，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载，不管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铸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典精简册之中的书写文字，如《尚书》对上古音乐时期的记载，还是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历史记载出现在一般史书中，如《吕氏春秋》中的《音初》与《古乐》是专述音乐史的篇章，到后来又出现音乐专史类书籍，如北宋的《琴史》，元代袁桷的《亲述》，我们发现早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式，大多数的音乐文献都是包含在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记载中的，即使到现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其代表性著作也是音乐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就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叙述法与实证法是音乐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二、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与史料的异同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差异主要因素，除此以外，在时间、空间以及史料类型、获得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异。
从历史的跨度看，中国历史久远，文化渊源深厚。中国的音乐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千多年前，若是将在重庆奉节挖掘出的石哨看作是古代人类的乐器，则可将中国音乐史追溯到约14万年以前。而比较下，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音乐史的时间跨度不过是中国音乐史的沧海一粟。其次从空间角度出发，中国音乐史更关注与本土，而西方音乐史关注到空间维度却十分的广阔，其研究的视角会投向很多地域。最后从语言文字来讲，史料语言既是古代人们记录的符号，又是当代人解读历史的工具。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离不开对古汉语的了解与掌握，在这其中，对先秦历史的研究还涉及到古老文字，如甲骨文等。而西方音乐史则需要通达异国语言文字，同时还需对所研究的音乐作品有一定的分析、解读能力。中国音乐史研究者需要面对十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因此，他们往往需要皓首穷经才能更好的接近历史、了解音乐，并从古书中获得古人及古代音乐的真谛。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具备良好的古文阅读、语意理解及文章鉴别能力，否则会产生误读古人所记载的史料，导致人们正确了解音乐历史。也正因如此，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法需要多种材料的互相印证。
三、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评价
如前所述，中国因有着丰富的史学研究资料和浓厚的史学传统，因此，对于拥有丰富研究资源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者来说，如不皓首穷经，钩沉探微，怎么可能了解和接近历史，并得古书、古人、古代音乐思想之真谛？倘若不具备良好的古代文献的阅读、理解和鉴别能力，很可能会造成对古人所记录历史的误读，甚至极大地阻碍我们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历史。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之弊端显见，多种材料的互证已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观念。考古出土的音乐文物是中国音乐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也是较为客观的材料，它们与历史文献构成了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上世纪后期，大量存活于民间的音乐活化石被发现，将其置于历史的纬度，追溯其初始状态和在历史发展中的形态，从而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成为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崭新视角和证据。
西方音乐史的史料资源远不如中国音乐史浩繁丰富。于西方音乐史研究者而言，如若没有掌握良好的语言能力，不能阅读外文原著，而总依赖于他人翻译或编著，一方面所获取的非第一手史料，嚼他人之所嚼，使研究工作有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另一方面可能人云亦云，同时会因出现巨大的 “学术时差”而不能跟踪学术最前沿。更令人难以安心的是，一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诠释、中文表达以及语言习惯有可能会导致阅读者产生理解上的晦涩或歧义，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然而，种种客观原因又不断提醒我们，要获得国外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何其之难。因而，中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如再不 “扩大学科视野，注重历史与理论的融合，重视音乐对于本体的研究”，打破学科内部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割裂现象，并建立“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何以能探究异域之史实。
四、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中西方音乐史学习中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音乐也就应运而生，并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音乐是劳动韵律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吱吱嘎嘎的简单音符，吆喝呐喊的劳动音乐雏形，到处都是音乐存在的痕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生活之中的简单音韵逐渐发展成为音乐这门学科。
音乐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运用和坚持马列主义的问题，关系到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音乐史学工作队伍的问题，股息到马列主义在音乐史学领域中占领阵地的问题，总之，是一个关系到这门学科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的问题。
马列主义的音乐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音乐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上音乐实践的经验教训，并从而为当前的音乐实践和革命斗争服务。年轻的音乐史学，如果在方法论上，在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上不对头或成不大对头，就必然会使研究工作走入歧途或妨碍其正常的发展与提高，因而也就不能或不能更好地为今天的现实需要服务。
结语
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历史发展等，中国音乐史学与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不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发展脉络。而客观公正的解读历史，同时是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的具体表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我国，音乐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我们研究者实际上都是在自觉地或不自觉运用着一定的方法论去进行研究工作。在目前请款下，在音乐史界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最好是一方面结合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所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结合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的著作）的学习和温习。这样，以马列主义之矢射研究工作之的，边学边用，边用边学，才能使讨论深入，具体而切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总结已有的经验，并从而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和研究队伍。
参考文献
[1]经纬.浅谈中国音乐史学科与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系[J].太原：山西农经，2017（13）.
[2]张鸾.中西方音乐史学之比较[J].石家庄：大众文艺，2009（20）.
[5]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0.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轮发凡[M].北京：中华书局，2005：88.
作者简介：
杨霓，女，汉族，1994--，山东青岛，聊城大学，2017级音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
关键词：方法论；研究范式；音乐史学；中西方音乐史
一、中西音樂史学资料的记载及其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中国音乐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收到了长期重视，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载，不管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铸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典精简册之中的书写文字，如《尚书》对上古音乐时期的记载，还是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历史记载出现在一般史书中，如《吕氏春秋》中的《音初》与《古乐》是专述音乐史的篇章，到后来又出现音乐专史类书籍，如北宋的《琴史》，元代袁桷的《亲述》，我们发现早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式，大多数的音乐文献都是包含在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记载中的，即使到现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其代表性著作也是音乐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就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叙述法与实证法是音乐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二、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与史料的异同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差异主要因素，除此以外，在时间、空间以及史料类型、获得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异。
从历史的跨度看，中国历史久远，文化渊源深厚。中国的音乐史可以追溯到距今9千多年前，若是将在重庆奉节挖掘出的石哨看作是古代人类的乐器，则可将中国音乐史追溯到约14万年以前。而比较下，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音乐史的时间跨度不过是中国音乐史的沧海一粟。其次从空间角度出发，中国音乐史更关注与本土，而西方音乐史关注到空间维度却十分的广阔，其研究的视角会投向很多地域。最后从语言文字来讲，史料语言既是古代人们记录的符号，又是当代人解读历史的工具。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离不开对古汉语的了解与掌握，在这其中，对先秦历史的研究还涉及到古老文字，如甲骨文等。而西方音乐史则需要通达异国语言文字，同时还需对所研究的音乐作品有一定的分析、解读能力。中国音乐史研究者需要面对十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因此，他们往往需要皓首穷经才能更好的接近历史、了解音乐，并从古书中获得古人及古代音乐的真谛。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具备良好的古文阅读、语意理解及文章鉴别能力，否则会产生误读古人所记载的史料，导致人们正确了解音乐历史。也正因如此，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法需要多种材料的互相印证。
三、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评价
如前所述，中国因有着丰富的史学研究资料和浓厚的史学传统，因此，对于拥有丰富研究资源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者来说，如不皓首穷经，钩沉探微，怎么可能了解和接近历史，并得古书、古人、古代音乐思想之真谛？倘若不具备良好的古代文献的阅读、理解和鉴别能力，很可能会造成对古人所记录历史的误读，甚至极大地阻碍我们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历史。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之弊端显见，多种材料的互证已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观念。考古出土的音乐文物是中国音乐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也是较为客观的材料，它们与历史文献构成了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上世纪后期，大量存活于民间的音乐活化石被发现，将其置于历史的纬度，追溯其初始状态和在历史发展中的形态，从而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成为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崭新视角和证据。
西方音乐史的史料资源远不如中国音乐史浩繁丰富。于西方音乐史研究者而言，如若没有掌握良好的语言能力，不能阅读外文原著，而总依赖于他人翻译或编著，一方面所获取的非第一手史料，嚼他人之所嚼，使研究工作有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另一方面可能人云亦云，同时会因出现巨大的 “学术时差”而不能跟踪学术最前沿。更令人难以安心的是，一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诠释、中文表达以及语言习惯有可能会导致阅读者产生理解上的晦涩或歧义，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然而，种种客观原因又不断提醒我们，要获得国外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何其之难。因而，中国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西方音乐史研究者如再不 “扩大学科视野，注重历史与理论的融合，重视音乐对于本体的研究”，打破学科内部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割裂现象，并建立“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何以能探究异域之史实。
四、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中西方音乐史学习中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任何物质，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音乐也就应运而生，并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音乐是劳动韵律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吱吱嘎嘎的简单音符，吆喝呐喊的劳动音乐雏形，到处都是音乐存在的痕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生活之中的简单音韵逐渐发展成为音乐这门学科。
音乐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运用和坚持马列主义的问题，关系到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音乐史学工作队伍的问题，股息到马列主义在音乐史学领域中占领阵地的问题，总之，是一个关系到这门学科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的问题。
马列主义的音乐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音乐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上音乐实践的经验教训，并从而为当前的音乐实践和革命斗争服务。年轻的音乐史学，如果在方法论上，在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上不对头或成不大对头，就必然会使研究工作走入歧途或妨碍其正常的发展与提高，因而也就不能或不能更好地为今天的现实需要服务。
结语
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历史发展等，中国音乐史学与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不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发展脉络。而客观公正的解读历史，同时是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的具体表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我国，音乐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我们研究者实际上都是在自觉地或不自觉运用着一定的方法论去进行研究工作。在目前请款下，在音乐史界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最好是一方面结合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所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结合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的著作）的学习和温习。这样，以马列主义之矢射研究工作之的，边学边用，边用边学，才能使讨论深入，具体而切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总结已有的经验，并从而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和研究队伍。
参考文献
[1]经纬.浅谈中国音乐史学科与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关系[J].太原：山西农经，2017（13）.
[2]张鸾.中西方音乐史学之比较[J].石家庄：大众文艺，2009（20）.
[5]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0.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轮发凡[M].北京：中华书局，2005：88.
作者简介：
杨霓，女，汉族，1994--，山东青岛，聊城大学，2017级音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钢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