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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阵地，城乡社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经受了一场场考验。
在社区防疫中，有人对社区工作者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怨声载道。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治理的不同模样。绝大部分社区全心为民，工作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也有社区工作粗糙，流于形式。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城乡社区治理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漏洞和不足，如何总结经验、查漏补缺，让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成为当务之急。就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强。
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城乡社区成为联防联控第一线，您怎么看待城乡社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李强：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次等于是考验了这个体系，可见这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基层组织结构比较严密，农村社区有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还有其组织体系。城市过去是居委会、家委会，改成社区居委会以后，基本上都有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不少商品房小区有业主组织，还有物业机构和老百姓的基层社会组织。这次疫情防控体现出这个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治理功能。因为，做基层治理必须有一个抓手，实际上社区成为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当疫情发生后，这样一个基层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对社区防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当然，社区治理的完善有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在初期，社区治理不是那么严密，浮在上面，不了解老百姓，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服务。这次我们把干部都派到基层，如北京市的街道很多干部派到基层社区，都得在社区一线。这也证明，我们过去虽然有一套组织体系，但下移不够。
记者：在疫情防控中，武汉也曾出现有小区“假的做法”。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践行以百姓为中心，服务民生？
李强：解决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先得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呢？很多地方有不少好的经验。
比如，北京创立了12345热线，只要拨打12345，基本就有人管，这背后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把信息汇总一级一级地传达到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的领导天天盯着，看哪个社区、哪个小区、哪个街道反映的民生问题多，并要求在期限内解决问题。这个电话在疫情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关键是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记者：在网络时代，基层治理如何更智能、更科学？
李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科技支撑”，基层治理要更加智能化、更加科学。在互联网时代，新的管理工具在基层治理中确实起到巨大作用。
北京方庄，一栋楼建一个微信群，这次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能够通过微信群及时把信息反馈上来，管理部门也能及时知道社区中发生的事。可见，社区治理中要更多地用科技手段、科学手段。
记者：疫情防控关乎每一个人，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让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共治如何实现？
李强：疫情防控的最大特点就是得全民参与，只要有个别人不按规矩做，造成病毒传播，就很可怕。所以，老百姓得互相监督，并且有良好生活习惯。像戴口罩，有人戴口罩戴下巴上，他这样做就等于增加传染别人或者被感染的风险，所以社区疫情防控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当然，共建共治共享的措施有很多，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办法。
这次疫情中，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早期防疫物资缺乏的时候，它们起到了非常大的推进作用。社会参与是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因为，多数人习惯于让管理者去管，以为自己看看就行，很难参与进来。这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创建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方式。
我带领的清华大学团队在北京的清河街道进行了清河实验，基础就是怎么让百姓参与。我们后来创立了一种议事委员制度，议事委员全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本社区居民，他们也参加居委会，但不拿工资，有事开会，没事不用来。这样，议事委员制度就在基层治理中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与，主要是那些比较有公益心、有文化、大家比较信任的人，这就创建了一个体制，使得参与具有广泛性。
基层治理需要居民广泛参与，仅靠几个干部能发挥多大作用？必须得共建共治共享。这次疫情就特别表现出来，假设有一个人，他就不服从管理，那么基层治理就不好办。因为在疫情面前，一个漏洞都不能有。
我们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应该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因为社区有很多人，一个大的社区可能有上万人，如果没有大家共同参与，就没法管。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在武汉一线可以看到很多志愿者送医生去医院，帮助社区。现在能看到百姓参与度比以前高多了，每一个人都很重视，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大家都会批评他。這样社区才好管。
还有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居民的各种兴趣群体等，是百姓自己组织的，目前还有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强化。如果居民都参与，这事就好办。如果大家不参与，只看着社区工作者做，事情就不好办。
记者：根据您的调研，在各地城乡社区治理中有哪些创新？
李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确实能看到很多创新。所谓基层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具体区域，得考虑到民生的各个方面。老百姓不能出门，就会碰到很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基层都做出了创新。
比如在成都郫都区，社区创建了APP，很多政府服务功能都在里面，社区居民下载APP后，小区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上面得到解决。郫都有一个社区居委会非常大，有5万人，他们没有建街道，就建立一个特殊的社区居委会，利用这样的居委会APP管理5万人，挺有效的。
这个社区由几个现代化商品房小区组成，小区实质的管理者是物业。物业起的作用非常大，一个个物业管理就把基层小区的事情都解决了。APP就是百姓和基层居委会之间沟通的平台，政府有人在后台管理，收集意愿、解决问题。
记者：您提到物业在基层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很大，但物业的水平参差不齐，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出现个别物业把持蔬菜供应从中获利等违规行为，这类问题如何解决？
李强：物业是一种市场行为，老百姓付费，他们来实现管理。物业公司虽然是商业机构，但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功能，如安全，这实际上属于政府公共职责，不是市场行为。所以，仅仅把物业管理理解成一个公司行为是不对的，实际上政府和基层组织把很多公共服务委托给物业，这样物业就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它和公共物品是联系在一起的。
物业管理条例出台的时候还没有实践，通过这么多年实践以后，我们能理解物业承担着很多小区的公共服务。所以，在修改条例的时候要考虑，怎么重新定义物业公司。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各个城市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物业往往形同虚设，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常常不交物业费，怎么可能有人服务？南京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让居民签协议，明确老旧小区房屋改造完之后，居民要交物业费。开始物业费非常低，主要是培养老百姓的习惯。不交物业费的老旧小区是个难题，从长远来看，可以由政府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补贴一些经费，形成一种覆盖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体系，这样小区建设就完善了。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老旧小区只好靠政府，实际上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在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主要靠物业，只要物业管理能够跟上，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都靠居委会去做，现在北京的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四五个小区，根本管不过来。
但是，物业的管理水平确实参差不齐，过去政府对物业的监督也有点弱。我们在做清河实验的时候，就在清河街道成立了物业管理中心，出了问题街道办可以直接找物业公司经理。这次北京市也强调，要把物业管起来。
（摘自《民生周刊》2020年第7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
在社区防疫中，有人对社区工作者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怨声载道。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治理的不同模样。绝大部分社区全心为民，工作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也有社区工作粗糙，流于形式。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城乡社区治理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漏洞和不足，如何总结经验、查漏补缺，让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成为当务之急。就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强。
社会治理体系经受疫情大考
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城乡社区成为联防联控第一线，您怎么看待城乡社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李强：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次等于是考验了这个体系，可见这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基层组织结构比较严密，农村社区有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还有其组织体系。城市过去是居委会、家委会，改成社区居委会以后，基本上都有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不少商品房小区有业主组织，还有物业机构和老百姓的基层社会组织。这次疫情防控体现出这个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治理功能。因为，做基层治理必须有一个抓手，实际上社区成为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当疫情发生后，这样一个基层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对社区防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当然，社区治理的完善有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在初期，社区治理不是那么严密，浮在上面，不了解老百姓，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服务。这次我们把干部都派到基层，如北京市的街道很多干部派到基层社区，都得在社区一线。这也证明，我们过去虽然有一套组织体系，但下移不够。
记者：在疫情防控中，武汉也曾出现有小区“假的做法”。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践行以百姓为中心，服务民生？
李强：解决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先得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呢？很多地方有不少好的经验。
比如，北京创立了12345热线，只要拨打12345，基本就有人管，这背后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把信息汇总一级一级地传达到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的领导天天盯着，看哪个社区、哪个小区、哪个街道反映的民生问题多，并要求在期限内解决问题。这个电话在疫情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关键是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社区疫情防控是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
记者：在网络时代，基层治理如何更智能、更科学？
李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科技支撑”，基层治理要更加智能化、更加科学。在互联网时代，新的管理工具在基层治理中确实起到巨大作用。
北京方庄，一栋楼建一个微信群，这次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能够通过微信群及时把信息反馈上来，管理部门也能及时知道社区中发生的事。可见，社区治理中要更多地用科技手段、科学手段。
记者：疫情防控关乎每一个人，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让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共治如何实现？
李强：疫情防控的最大特点就是得全民参与，只要有个别人不按规矩做，造成病毒传播，就很可怕。所以，老百姓得互相监督，并且有良好生活习惯。像戴口罩，有人戴口罩戴下巴上，他这样做就等于增加传染别人或者被感染的风险，所以社区疫情防控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当然，共建共治共享的措施有很多，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办法。
这次疫情中，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早期防疫物资缺乏的时候，它们起到了非常大的推进作用。社会参与是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因为，多数人习惯于让管理者去管，以为自己看看就行，很难参与进来。这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创建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方式。
我带领的清华大学团队在北京的清河街道进行了清河实验，基础就是怎么让百姓参与。我们后来创立了一种议事委员制度，议事委员全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本社区居民，他们也参加居委会，但不拿工资，有事开会，没事不用来。这样，议事委员制度就在基层治理中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与，主要是那些比较有公益心、有文化、大家比较信任的人，这就创建了一个体制，使得参与具有广泛性。
基层治理需要居民广泛参与，仅靠几个干部能发挥多大作用？必须得共建共治共享。这次疫情就特别表现出来，假设有一个人，他就不服从管理，那么基层治理就不好办。因为在疫情面前，一个漏洞都不能有。
我们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应该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因为社区有很多人，一个大的社区可能有上万人，如果没有大家共同参与，就没法管。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在武汉一线可以看到很多志愿者送医生去医院，帮助社区。现在能看到百姓参与度比以前高多了，每一个人都很重视，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大家都会批评他。這样社区才好管。
还有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居民的各种兴趣群体等，是百姓自己组织的，目前还有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强化。如果居民都参与，这事就好办。如果大家不参与，只看着社区工作者做，事情就不好办。
要把物业管起来
记者：根据您的调研，在各地城乡社区治理中有哪些创新？
李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确实能看到很多创新。所谓基层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具体区域，得考虑到民生的各个方面。老百姓不能出门，就会碰到很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基层都做出了创新。
比如在成都郫都区，社区创建了APP，很多政府服务功能都在里面，社区居民下载APP后，小区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上面得到解决。郫都有一个社区居委会非常大，有5万人，他们没有建街道，就建立一个特殊的社区居委会，利用这样的居委会APP管理5万人，挺有效的。
这个社区由几个现代化商品房小区组成，小区实质的管理者是物业。物业起的作用非常大，一个个物业管理就把基层小区的事情都解决了。APP就是百姓和基层居委会之间沟通的平台，政府有人在后台管理，收集意愿、解决问题。
记者：您提到物业在基层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很大，但物业的水平参差不齐，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出现个别物业把持蔬菜供应从中获利等违规行为，这类问题如何解决？
李强：物业是一种市场行为，老百姓付费，他们来实现管理。物业公司虽然是商业机构，但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功能，如安全，这实际上属于政府公共职责，不是市场行为。所以，仅仅把物业管理理解成一个公司行为是不对的，实际上政府和基层组织把很多公共服务委托给物业，这样物业就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它和公共物品是联系在一起的。
物业管理条例出台的时候还没有实践，通过这么多年实践以后，我们能理解物业承担着很多小区的公共服务。所以，在修改条例的时候要考虑，怎么重新定义物业公司。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各个城市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物业往往形同虚设，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常常不交物业费，怎么可能有人服务？南京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让居民签协议，明确老旧小区房屋改造完之后，居民要交物业费。开始物业费非常低，主要是培养老百姓的习惯。不交物业费的老旧小区是个难题，从长远来看，可以由政府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补贴一些经费，形成一种覆盖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体系，这样小区建设就完善了。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老旧小区只好靠政府，实际上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在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主要靠物业，只要物业管理能够跟上，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都靠居委会去做，现在北京的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四五个小区，根本管不过来。
但是，物业的管理水平确实参差不齐，过去政府对物业的监督也有点弱。我们在做清河实验的时候，就在清河街道成立了物业管理中心，出了问题街道办可以直接找物业公司经理。这次北京市也强调，要把物业管起来。
（摘自《民生周刊》2020年第7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