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的这本书，同蓝英年的《寻墓者说》，都主要写了俄苏文艺界的一些“旧人旧事”。不同之处，蓝英年是虚写其“墓”，高莽则大多是曾亲去墓前凭吊，在文边配了这些墓前纪念碑、雕塑像的照片。
　　高莽把他的书题名《灵魂的归宿》，然而我以为，他写到的许多死于非命或受尽苦难的不安的灵魂，生不安枕，死不瞑目，“应有未招魂”，怕未必能算在公墓一角就找到了归宿。
　　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年轻时丈夫就遭镇压，后来本人又被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坎坷终身。她的土坟上覆盖着石片，坟前有一堵石块垒成的墙，据说象征着监狱，坟头上树着黑色铁铸的巨大十字架。高莽说他面对这苦难铸成的十字架陷入沉思：“她来到世间，接受了苦难，又背负着苦难而去。她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她是妻子中最可怜的妻子。”高莽说：“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
　　“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这句话也适用于这本书里写到的大部分墓主。
　　书中涉及的22位文学家，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高莽还写到了15位艺術家，五位汉学家，八位其他各界人士。
　　如在20-30年代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的大导演梅耶荷德（1874-1940）。他提倡现代艺术，追求创新，深得国内外一部分舞台艺术家钦佩，但为当局所不容。下面是高莽为他和他的妻子、话剧演员赖赫（1894-1939）开的一份时间表：
　　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出《异己的戏剧》一文，辱骂梅耶荷德的艺术探索。20天后，1938年1月7日，苏联政府艺术事业委员会通过决议：查封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国家剧院。那一天，赖赫在舞台上第725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玛格丽特。她在梅耶荷德剧院工作13年，塑造了十几个使人铭记在心的角色。
　　1939年6月20日，梅耶荷德出差到列宁格勒，突然被捕。同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赖赫在搜查证明上签了字，同时附了一句：搜查人员“蛮横无理”。
　　24天以后，1939年7月14日凌晨1时，赖赫在家中遭人杀害，身上留下17处伤口。寓中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当局通知赖赫的子女：48小时之内腾出寓所。搬进去的是贝利亚的司机和贝利亚手下的一名女郎。1940年2月2日，根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的批示，梅耶荷德被处决。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是贝利亚们的乐园。而像梅耶荷德夫妇这样的遭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竟是千百万正直敬业有思想有個性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专制主义的极权统治是一切思想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天敌，是人类进步的天敌。
　　高莽写到的汉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维克托·彼得罗夫（1929-1987），对中国十分友好，他研究鲁迅、瞿秋白、巴金、老舍、郁达夫……著述等身，受同行们尊重，受同学们爱戴，但一直是大学里没有任何职称的老师。原来，50年代初，他在大学读书时便爱上了艾青的诗，他的学位论文选题为《论艾青》。为此，他对艾青的诗歌创作及生平事迹做了全面研究。谁料在准备论文答辩时，校方忽然通知他，艾青在中国被宣布为一个“反党小集团”成员，因此要求他改换题目。彼得罗夫经过一番思考，决意不改。他向校方表示：我可以不要学位，但我不能背叛学术良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事隔二十多年后，高莽与他重逢，听说他身体不好，关心地问他病情，他没细说，却殷殷打听中国老一辈作家在文革后的情况，特别是艾青。
　　可惜彼得罗夫已经在1987年，以59岁过早地逝世，然而他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惜牺牲“功名”的士节，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若子荐自《我的心在乌云的上面》作家出版社/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