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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伟大事业造就了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千千万万个优秀党员的智慧力量汇聚成党的伟大事业。在党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一些长期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进步的老党员，因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履历，而对党充满着深情。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起开设新栏目《老党员抒怀》，请那些对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老党员吐露心声，也让我们听听他们入党时的“初心”和情怀。首期请到的是享誉影坛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2017年12月2日，是于老入党整整70周年的日子。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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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电影上看到的我，是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而生活中的我很普通，如今更是一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人。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我也不例外。回顾平生，我最庆幸的事，就是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能够把自己平凡的一生与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哺育下成长，为人民的事业奋斗，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我祖籍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30年10月出生。童年留给我的记忆只有苦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因为在我出生之前，父亲“闯关东”讨生计，就再也没有回来，传说是被日本人放火烧死了。1936年夏天，我还不到6岁，爷爷又去世了，奶奶也在病痛中挣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年轻的寡母只好带着我从黄县去东北投奔姥姥家，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到了吉林，寄住在舅舅家里。当时，吉林是伪满洲国属地，是日本人的天下。因为没有“民籍腾本”（伪满洲国户口），我上不了学，尝够了亡国奴的滋味。1941年，我11岁那年，母亲带我回山东老家，走到山海关时，遇见日军盘查“民籍腾本”，我们没有，日本鬼子开口便骂“八格牙路”，还重重地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目睹母亲受欺凌，我恨不得冲上去与日本鬼子拼命，是母亲拦住了我，但对鬼子的仇恨已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14年之久的东北回到了祖国怀抱，但国共两党又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个时候我已经懂事了，因为有已是八路军战士的二哥对我的教育，我坚定地选择了投身革命参加党的工作。1946年，我进入长春东北电影公司。当时社会上风传“东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国民党对东影进步人士残酷迫害，但我毫不害怕，与厂里的艺术家们共同保护人民的“东影”。解放战争开始后，我随东影撤退到了黑龙江兴山县，参加了土改工作和在佳木斯至牡丹江一带“林海雪原”的剿匪战斗。在辽沈战役中，我还参加了围困长春、攻打四平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在东影，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我有幸成为我党培养的最早一批电影演员。我参演的第一部影片是东影拍摄的《留下他打老蒋》，我饰演一个配角，然而却从此走上了电影表演的道路，很快又参演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随后，我的电影表演之路越走越宽，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电影表演的“黄金期”，主演了《山间铃响马帮来》、《暴风骤雨》、《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大浪淘沙》等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塑造了智勇双全的解放军侦察英雄、信仰坚定的地下党领导人、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等众多形象。70年代，在严峻的“文革”时期，我还主演了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虽然影片难免带有“左”的烙印，但我在影片中塑造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炼钢工人、战胜技术封锁和重重干扰研制国产军舰的海军军代表形象，还是打动了很多观众。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的创作潜能得到空前的激发，编导和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骑士的荣誉》、《大海在呼唤》等一批优秀影片。以上这些饱含爱党爱国真情、抒发中国人民壮志豪情的影片，点燃了多少人理想的激情，鼓起了多少人远航的风帆！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对党的感情难以言表。为什么呢？是因为党哺育了我，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一个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父亲的孤儿，能够成为党的文艺战士，能够成为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艺术家，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党，我这个流落东北的穷小子，就是个亡国奴；没有党，我就没有机会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学文化、学知识、强党性、强素质，最终走上艺术道路，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党，就没有我和我老伴杨静幸福的晚年。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变化，我对党的感情都不会变，那就是终生感激党，永远跟党走。
我已到耄耋之年，但身体尚好，思路清晰，虽不能登上大银幕了，但有生之年，总还想着能为党的电影事业做点什么。我是一名老党员，首先要做的就是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多年来，我从不拍摄广告，哪怕对方承诺支付很高的报酬，我都婉言谢绝。我不反对别人做广告，但是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广告，因为我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我不想因为拍广告而破坏了英雄人物的形象，让人们以为我是用英雄的名义来挣钱。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演英雄就要学英雄，戏里戏外都要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对年轻一代青年演員的期望。作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电影人，我为今天的青年演员高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我们这些老一辈电影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激动。特别是2017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更让我感到喜悦、振奋，这说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观众群，中国电影事业充满活力。看到许多优秀青年演员、导演和其他电影创作者茁壮成长，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中国电影是大有希望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年轻演员存在不足，他们中不少是在粉丝的追逐下、舆论的吹捧中成名的，没有吃过苦、受过磨难，表现为精神空虚、浮躁、任性，少数人甚至爆出吸毒、酒驾、嫖娼、聚众闹事、打架斗殴等丑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对他们加强教育。我们党历来重视抓意识形态工作，因为意识支配行动，不抓不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欧美、把外国看得什么都好，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要加强教育，要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要知道，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深厚感情的演员，永远成不了艺术家。
此外，我们还要鼓励青年演员经常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塑造真实的、有丰富生活底蕴的艺术形象。艺术离不开生活，这已经是老生常谈。过去我们拍电影，哪一部片子不是到农村、部队、厂矿、边疆去体验很长一段时间生活？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我拍《山间铃响马帮来》时，曾经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半年左右，那个地方刚解放不久，匪患还挺严重，这正好给我们这部剿匪片提供了真实的生活。我拍《矿灯》时，在门头沟煤矿也呆了几个月，熟悉工人，了解了许多他们与日本鬼子斗争的细节。还有我拍《第二个春天》时，也到海军舰艇部队去体验生活，与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因此我觉得，青年演员要提高演技，要真实地塑造和表现人物，就必须下基层，而且要经常下基层，到最普通的群众当中去了解、熟悉他们。当前青年演员接片子多，走马灯似的穿梭于片场之间，成了“空中飞人”，完全没有时间深入生活，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再次强调了要增强文化自信，这说到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电影人的心坎上。2018年已经到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国家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欣逢盛世，我还要为党的电影事业献力，为青年一代电影人加油。即使到了天堂，我也会为我的祖国鼓掌！
（本刊记者慈爱民根据于洋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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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电影上看到的我，是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而生活中的我很普通，如今更是一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人。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我也不例外。回顾平生，我最庆幸的事，就是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能够把自己平凡的一生与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哺育下成长，为人民的事业奋斗，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我祖籍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30年10月出生。童年留给我的记忆只有苦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因为在我出生之前，父亲“闯关东”讨生计，就再也没有回来，传说是被日本人放火烧死了。1936年夏天，我还不到6岁，爷爷又去世了，奶奶也在病痛中挣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年轻的寡母只好带着我从黄县去东北投奔姥姥家，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到了吉林，寄住在舅舅家里。当时，吉林是伪满洲国属地，是日本人的天下。因为没有“民籍腾本”（伪满洲国户口），我上不了学，尝够了亡国奴的滋味。1941年，我11岁那年，母亲带我回山东老家，走到山海关时，遇见日军盘查“民籍腾本”，我们没有，日本鬼子开口便骂“八格牙路”，还重重地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目睹母亲受欺凌，我恨不得冲上去与日本鬼子拼命，是母亲拦住了我，但对鬼子的仇恨已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14年之久的东北回到了祖国怀抱，但国共两党又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个时候我已经懂事了，因为有已是八路军战士的二哥对我的教育，我坚定地选择了投身革命参加党的工作。1946年，我进入长春东北电影公司。当时社会上风传“东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国民党对东影进步人士残酷迫害，但我毫不害怕，与厂里的艺术家们共同保护人民的“东影”。解放战争开始后，我随东影撤退到了黑龙江兴山县，参加了土改工作和在佳木斯至牡丹江一带“林海雪原”的剿匪战斗。在辽沈战役中，我还参加了围困长春、攻打四平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在东影，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我有幸成为我党培养的最早一批电影演员。我参演的第一部影片是东影拍摄的《留下他打老蒋》，我饰演一个配角，然而却从此走上了电影表演的道路，很快又参演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随后，我的电影表演之路越走越宽，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电影表演的“黄金期”，主演了《山间铃响马帮来》、《暴风骤雨》、《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大浪淘沙》等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塑造了智勇双全的解放军侦察英雄、信仰坚定的地下党领导人、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等众多形象。70年代，在严峻的“文革”时期，我还主演了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虽然影片难免带有“左”的烙印，但我在影片中塑造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炼钢工人、战胜技术封锁和重重干扰研制国产军舰的海军军代表形象，还是打动了很多观众。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的创作潜能得到空前的激发，编导和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骑士的荣誉》、《大海在呼唤》等一批优秀影片。以上这些饱含爱党爱国真情、抒发中国人民壮志豪情的影片，点燃了多少人理想的激情，鼓起了多少人远航的风帆！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对党的感情难以言表。为什么呢？是因为党哺育了我，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一个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父亲的孤儿，能够成为党的文艺战士，能够成为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艺术家，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党，我这个流落东北的穷小子，就是个亡国奴；没有党，我就没有机会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学文化、学知识、强党性、强素质，最终走上艺术道路，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党，就没有我和我老伴杨静幸福的晚年。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变化，我对党的感情都不会变，那就是终生感激党，永远跟党走。
我已到耄耋之年，但身体尚好，思路清晰，虽不能登上大银幕了，但有生之年，总还想着能为党的电影事业做点什么。我是一名老党员，首先要做的就是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多年来，我从不拍摄广告，哪怕对方承诺支付很高的报酬，我都婉言谢绝。我不反对别人做广告，但是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广告，因为我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我不想因为拍广告而破坏了英雄人物的形象，让人们以为我是用英雄的名义来挣钱。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演英雄就要学英雄，戏里戏外都要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对年轻一代青年演員的期望。作为一个历经沧桑的老电影人，我为今天的青年演员高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我们这些老一辈电影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激动。特别是2017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更让我感到喜悦、振奋，这说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观众群，中国电影事业充满活力。看到许多优秀青年演员、导演和其他电影创作者茁壮成长，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中国电影是大有希望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年轻演员存在不足，他们中不少是在粉丝的追逐下、舆论的吹捧中成名的，没有吃过苦、受过磨难，表现为精神空虚、浮躁、任性，少数人甚至爆出吸毒、酒驾、嫖娼、聚众闹事、打架斗殴等丑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对他们加强教育。我们党历来重视抓意识形态工作，因为意识支配行动，不抓不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欧美、把外国看得什么都好，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要加强教育，要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要知道，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深厚感情的演员，永远成不了艺术家。
此外，我们还要鼓励青年演员经常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塑造真实的、有丰富生活底蕴的艺术形象。艺术离不开生活，这已经是老生常谈。过去我们拍电影，哪一部片子不是到农村、部队、厂矿、边疆去体验很长一段时间生活？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我拍《山间铃响马帮来》时，曾经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半年左右，那个地方刚解放不久，匪患还挺严重，这正好给我们这部剿匪片提供了真实的生活。我拍《矿灯》时，在门头沟煤矿也呆了几个月，熟悉工人，了解了许多他们与日本鬼子斗争的细节。还有我拍《第二个春天》时，也到海军舰艇部队去体验生活，与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因此我觉得，青年演员要提高演技，要真实地塑造和表现人物，就必须下基层，而且要经常下基层，到最普通的群众当中去了解、熟悉他们。当前青年演员接片子多，走马灯似的穿梭于片场之间，成了“空中飞人”，完全没有时间深入生活，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再次强调了要增强文化自信，这说到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电影人的心坎上。2018年已经到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国家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欣逢盛世，我还要为党的电影事业献力，为青年一代电影人加油。即使到了天堂，我也会为我的祖国鼓掌！
（本刊记者慈爱民根据于洋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