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新闻发布会。
　　2007年6月2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简单地用一系列数据介绍西藏经济、社会的情况之后，便开始回答记者的例行提问。本来只准备回答两三个问题的本场新闻发布会，却因记者频频举手，而不得不一再增加提问机会。
　　发布会上，外国记者问了他们想问的、并只有问了中国发言人才能得到有的放矢的问题，其他记者也只有通过这种直截了当的问答，才能进一步理解西藏问题为什么要反复讲。
　　身为《西藏之窗》栏目的主持人，本刊记者也曾不止一次地跟业内同行谈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藏的外宣工作总是围绕有限的几个领域打转转？外国媒体为什么仍然关注的总是“老调重弹”的几个问题？一切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副局长王丕君指出的：“西藏本没有问题，而多年来充斥在西方舆论中的西藏是完全地被问题化了。对‘西藏问题’有着执著偏见的人，我们应该不断地向他们阐明事实、申明道理。”
　　现把发布会的部分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首先，非常感谢您不远万里访问了欧洲三国之后来到北京参加此次记者招待会，并且回答我们的问题。”在礼貌周到的问候之后，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得知2008年之前，西藏将计划建造一条高速公路，直通珠穆朗玛峰，因此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条高速公路的进展情况。气候变暖是否会影响西藏人民的生活。
　　向巴平措：第一，西藏现阶段没有修高速公路的打算，因为西藏目前的人流、车流没有这种需求。西藏这样的地区修建高速公路的难度比较大，因为高速公路必须是封闭的，而且是双向隔离的。因此，我们现在只是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建设各高等级公路，也就是说5条干线公路都要进行全面整治，使其80%以上达到“黑色化”。
　　第二，通往各县的公路也要达到80%的“黑色化”。
　　第三，100％的乡镇都要通公路，80%的行政村都要通公路。
　　这里还有一个环境问题，无论是通公路，还是搞建设，我们都把西藏的环境问题放在第一位。西藏的环境可以说不仅是西藏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也可以说关系到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问题。作为我们藏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此我们更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
　　我们不仅把西藏1/3的土地作为保护区，而且严格规划了西藏整个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功能区，哪些可以适度开发，哪些禁止开发，哪些保护性地开发，在这些方面我们已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规划。同时，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都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在生态环境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可以说，西藏现有环境处于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上保护非常好的水平，处于原生态的状况。因此，西藏依然是蓝天碧水。
　　向巴平措回答问题时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本刊记者的注意，他说：“由于全球的气候变暖造成的青藏高原的生态变化，特别是雪线、冰川的萎缩，这些情况生活在高原上的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但这不仅是西藏，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坦诚的交流，真实的介绍，让记者的提问尖锐而不失礼貌，而向巴平措的回答更是有理有节，但不失轻松诙谐。
　　
　　“2006年有5.6万户、29万农牧民喜迁新居，我们将通过5年的努力，大力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条件，使全区8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房”日本共同社记者接着就此提问：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多少生态移民迁移到新居？有没有不想离开故土的牧民，自治区政府有没有对迁移的牧民进行跟踪调查，了解他们新生活的情况，迁移后的牧民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向巴平措：80%的农牧民能够住上新房子和生态移民完全是两码事。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农牧民的房子非常破旧，人和牲畜有的地方没有分开。西藏自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还是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基于这样的原因，再加上中央政府特别强调，西藏不要求GDP有多大的快速发展，而是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功与否的首要任务。
　　农牧区的农房改造和安居工程，80%都在原地原位置上，大概有20%可能稍微有点变动，但也不是远距离搬迁。另外，在牧区我们有四万多游牧牧民，这部分人也只是相对固定地居住下来，放牧的地方没有变化。
　　在前年实践的基础上，去年正在推进的时候，我们明确提出了几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宜改则改、宜兴建则兴建，不搞“一刀切”。二是一定要尊重群众的意愿，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搞强迫搬迁。三是一定要突出民族特色、区域特色和地方特色，不把城市安居工程的模式搬到农村去。因此，我们这里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不存在搬迁的问题，修房子被老百姓说成是德政工程。
　　藏区的搬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态搬迁，比如长江源头地区、可可西里保护区内核心区等地。另一种是由于水质的原因进行的搬迁。即使是没有到过西藏的人，也在向巴平措主席提及西藏部分地区的“大骨节病”时，显露出会意的深情。
　　
　　在向巴平措的发言稿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五十多年来，西藏的财政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投入。形象地说，西藏财政每花10元钱，就有9元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提问，很多外国的民间组织一直说，虽然中央政府投了这么多钱和做了这么多基本建设，可是基本上是一个汉化的过程，他们说这样会改变西藏人的文化，对西藏人的长远来讲则会使他们汉化。
　　向巴平措：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群众居住高度分散，就像歌中唱的那样，青藏高原就是一座座山，在那种地方搞建设，成本非常高。中央政府大力投资，可以说直接的受益者是西藏人民。中央政府的投资解决了交通、水电问题，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有房子住，还解决了教育、卫生问题，我刚才也讲了卫生方面的问题，藏区现在实行免费医疗的大量补助，对学生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西藏几十年来没有任何税收，群众负担几乎为零，解决以上问题的经费都来自中央政府的投入。现在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生产条件的改善。
　　关于汉化问题，我想说几句，现在西藏有281万人，其中92%是藏族，还有3%是其他少数民族，剩下5%是汉族，这是西藏人口的构成情况。因此，在这里丝毫不存在什么汉化的问题。在西藏，节日、风俗习惯仍然跟过去一样，没有多大的变化。也许有人说我今天没穿藏装，我看外国人也没穿自己的服装，汉族人也没穿大褂。
　　
　　“达赖喇嘛”一被提出，几乎此后所有的问题都围绕于此。想来是因为最近达赖喇嘛去澳大利亚活动，而且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还接见了他。凤凰卫视记者问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表现，以及对西方国家同意达赖喇嘛去访问。《中国日报》记者引用达赖喇嘛访问澳大利亚时说的话——他说他从事这些活动追求的不是独立和分裂，他认为在经济上西藏仍然应该留在中国的范围内，所追求的是西藏高度自治——问怎样看待达赖喇嘛所说的高度自治，以及达赖喇嘛在过去流亡的48年中，怎样互相交织和运用他这种宗教领袖和政客的身份。
　　向巴平措：达赖喇嘛不仅是在澳大利亚，在别的地方也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看达赖喇嘛，不仅要看他说些什么，还要看他的很多具体行动。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时，达赖喇嘛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1959年出逃到国外。西藏自治区1965年成立，距今已经42年了。经过42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宪法已确定的、中国已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符合西藏自治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这种自治制度确保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自己本民族的事务，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使西藏有了今天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达赖喇嘛提出高度自治的问题，是同西藏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同中国的宪法和现行的基本制度相违背的。
　　达赖喇嘛同时提出要搞什么“大藏区”，大家知道，吐蕃王族公元9世纪解体以后，藏区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藏区，如果注意看历史资料的话，可以看到从唐宋元明清以来，对藏区的治理方式，可以肯定地说，公元9世纪以来，从来没有统一的大藏区。现在达赖喇嘛把一些民族之间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把它作为政治管辖提出来，我觉得这是别有用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独立，渐进式独立。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达赖喇嘛那边的人也说过，如果一旦能够成功，那么离真正独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语道破天机！因此，我觉得这方面关键的问题还是达赖喇嘛要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也彻底放弃搞西藏独立的活动，真正在有生之年为西藏人民，为国家做一些好事，拿出自己的真诚。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期盼的。
　　第二个问题，你提到宗教和政客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西方的传媒大王默多克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达赖是一个披着袈裟，穿着意大利的古琦皮鞋，奔走于世界各地之间的政客。”我想这个表述很准确，因为他确实是披着袈裟，奔走于世界各地，但不是为了宗教问题，而是为了把所谓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
　　（稿件反馈请至[email protected]，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周瑾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