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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谈论张承志及其文学创作时，总是习惯于言说他的特立独行或独立不迁，对他数十年坚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取向，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对他以文释行、激情言志的文学创作，褒贬毁誉之间都有着各自的解说。但在一点上感受一致，那就是他那种看上去不合时宜的言行，把他的人与文从所处时代的文人群体中区隔出来，变成了一个“独异”的存在。由是，“独异”也就成了一个无形的标签，表征着张承志在中国当代文坛的辨识度。其实，所谓张承志身上的那份“独异”，并非他刻意“任个人而排众数”去标新立异，而是他深受蒙古族游牧文化及其思想影响所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关联深切。他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找并确认着属于自己的路径，异路、异地、别样的人们，构成了他文学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品质。可以说，“游牧”是对张承志40多年来文学与人生最为恰切的概括，无“游牧”便无“独异”的张承志，离开“游牧”也无法真正理解张承志。
说起张承志身上根深蒂固的游牧意识，自然会想到他在草原插队时“四年纯粹牧人的生活，从社会地位的感铭到全面的蒙古语对思维的改造”。张承志：《牧人笔记》，第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尽管那段经历为时不长，但却是张承志接受游牧文化的启蒙、实现人生蜕变的关键所在。在张承志看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潜藏着纵马驰骋的速度与激情，充满着对自由的想象，这也是他选择到草原插队的诱因。他在插包入户的生活参与和情感融入中，与所在家庭的牧民逐渐建立了一种超越血缘和民族的亲情关系，母子、兄弟的称谓里，蕴含着生命的连接，体现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的密度。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绿夜》，中篇小说《黑骏马》，及后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等，借助于文学的话语与表达方式，将那段草原生活描写得情深义重，体悟别具。及至他舍小说而取散文，依然时时思接草原，心灵的“游牧”成为绵延不绝的书写。在《荒芜英雄路》《牧人笔记》《一册山河》《三十三年行半步》等集子中，留下了许多深植于草原记忆的“美文”，这些文字无不浸透着作者的个人性情和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关于插队草原经历对我的宝贵，我已经写了半生。确实——半生的笔墨，没写尽它对我的滋养和启迪。”张承志：《母语的启蒙》，《中国民族》2013年第1期。显然，那已不是一段简单的生活记忆，而是张承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并植入生命体内的游牧文化基因和密码，并由此开启了他新的人生。他写于2018年的散文《达林太的色赫腾》，题目借用了蒙语词汇，译成汉语意即“七十岁的知青”，其中的含意清晰而坚定。“由于乌珠穆沁的孵化，体内一个潜伏的本质被诱发。它复活了，迅速成长，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今天才懂：当时我完成的，是一场脱胎换骨。”“都‘达林太’了，为什么我还不赶快痛快一唱、回味自己，在草原的——蜕变与重生呢？”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49-5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古稀之年的文字理应是从容和理性的，当他用“脱胎换骨”“蜕变与重生”“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这些表意程度极强的语句，来界定和强调草原之于他人生新变的意义时，说明生成于一时的“游牧”早已化作他校正人生走向的坐标。他之所以数十年间对草原念兹在兹，感念于心，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思想发轫、精神进取的源动力均赖于此。
如果说插队草原经历对张承志只是一种形式的生活实践，那么，他的求学及学术研究经历则是他对游牧文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形成系统认识的过程，实现了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的转变，逐渐完成了将“游牧”从意识变为思想的理论准备。张承志1972年从插队的草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在一个轻贱知识的时代，他获得了一窥其堂奥的幸运。尤其是在1978年，他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研学蒙古史与北方游牧民族史。对研究方向的选择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插队草原的经历所铺垫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把自己对于草原游牧生活的零碎知识、肤浅认知，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关联起来，从历史的纵深处和更加宏阔的视野中重新认识、思考、审视关于游牧社会的种种事象。这种学术研究经历，使张承志具有了对于游牧民族的系统性认识和整体性视域，并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他基于“游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终确认。虽然张承志并未直接言及这段学术研究对他产生的影响，但我们还是在他的那些学术性散文中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他在《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开头就说：“治元史、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最宝贵史料，当首推《元朝秘史》。”③④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236、237、23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这种概说俨然专业口吻的判定。他透过“许多复杂深奥的语言”，“广阔空间的地理、政治、风俗、人事”，
③以及“既是史料又是史诗，既是信史又是神话”的秘史叙事，④触摸到隐藏其后的表现人类精神文化的心灵史。对故事之外的“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独特的观念”，对草原家庭在生产化、社会化上的彻底性与其他文化类型家庭的区别，对蒙古人特殊的家内观念，以及对游牧世界中“马”的认知等，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许多人心的活动”，他从中读解出“提示着的那种神秘而生动的本质”。在这里，有关“游牧”的种种，张承志的认识和理解深刻而独到，他从游牧民族的历史中丰富了自己关于“游牧”的知识谱系、思想资源。
从学术研究进入对“游牧”的现实思考，有了理论作为依托的写作显得自信而从容。这在张承志1986年访学日本期间出版的日文版著作《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中感受明显。这本或可称之为学术随笔的小书后来略加补充，取名《牧人笔记》在国内出版，书名的变化凸显了一种身份的强调。若把读《元朝秘史》看作是进入“游牧”的历史，那么，《牧人筆记》则是张承志
对自己游牧草原人生体验的重新书写，里面浸透着他关于“游牧”的学术识见和文化精神。因循着学术的路径，多了理性的冷静，自然不同于他小说抒情的笔调。作者仔细叙述了一个“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庭及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感情形式”，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25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宗教、伦理、生命等观念体现其中。那些表象如“记录”一样显得有些琐碎的文字，展现的却是游牧社会的深层肌理、本质面貌，既可以见出“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也可以见出张承志作为一个“游牧文化养育的知识青年所拥有的：丰富感受、贵重立场”。 ④⑤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52、250、25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显然，如此深耕细作的“游牧”，已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后的深度表达。实际上，无论张承志选择研究游牧社会的历史，还是书写自己对游牧生活的认识，都会有不言自明的立场和观点，说明“游牧”已经内化为一种行为处事的精神引领与行动自觉。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说：“游牧文明并不仅仅等于游牧，不等于靠天吃饭，不等于能歌善舞和骑马射箭摔跤等等可视表象，游牧文明的核心在于从游牧社会生活中提炼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应用。”纳日碧力戈：《〈游牧文明史论〉序》，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第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诚如斯言，张承志之于“游牧”已然超越表象直抵核心。他把从游牧社会中提炼的世界观、价值观自觉地应用于他的人生和他的文学，成为他与现实相处并向现实发言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立场。
这种内化的“游牧”在张承志身上表现为对现实的超越性。当我们审视他数十年的人生行迹、文学道路，发现他“永远在路上”，他的人生几乎就是“游牧”的另一种注解。“游牧”的特性是流动性，是“逐水草而居”的不断迁徙。张承志也是在不断的追逐中迁徙，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目的地，居无常处，漂泊无定。从国内“走向大西北”的甘宁青新，到东北亚的蒙古、日本，以及西亚、中东、北非整个阿拉伯世界，再到欧洲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古巴，这些轨迹让人感觉流动性就是他人生的常态，他在不断地走向—抵达—再出发。这已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游牧”，因为“游牧”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迁徙，所有的停留都是短暂的休养和补充，也是为再次的出发做准备。牧人追逐的是水草，张承志追逐的“水草”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是一种不同于流俗、时潮、主流的文化精神。它深藏于民间，是被历史遗忘的边缘性存在。它不是一个精神之点，而是不绝如缕的精神长流，这也就能理解张承志为什么要频繁“转场”，不能餍足而止。他始终在寻找他眼里可以滋养生命与精神的“水草”，这也构成了他人生行旅与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小说《北方的河》《九座宫殿》《心灵史》，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你的微笑》等，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着他多年来的行止逐取。他曾宣称自己走进回民的黄土高原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终旅”，后来才明白他的皈依只是一种“走向”而非“走到”。他在散文《离别西海固》中写道：“我是一条鱼，生命需要寻找滋润。”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29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只有我深知自己。我知道对于我最好的形式还是流浪。”
④
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去寻找新的滋养。张承志逐“文化”而行又逐“文化”而居，因为所逐“文化”有着明确的指向性，所以每到一处他都能心有所寄，意有所取。只不过所到之处的“居”其意都不是“永驻”，而是游牧语境中的“停留”和“积蓄”，蕴含着继续前行的意向。促使张承志一次次“转场”游牧，其因主要在于现实的获得很难有终极的效果，一时一地之得是有效然而也有限的，只能是暂时的安稳和满足，一旦止步不前，就会心生匮乏之感，渴望新的养源，对现实的超越便变得不可避免。游牧文化對边界意识比较淡漠，去哪儿取决于“水草”的所在，也就是哪里有适合自己的生命的养源就去哪里，从不固守一隅，自足不前。对此，张承志有着自己的解说：“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⑤
张承志表现出的“超越性”还是草原游牧民族进取精神的个性化表达。在他频繁“转场”“追新逐奇”的背后，源于他在精神上的难以满足的饥渴感。他以游牧文化所具有的外向、进取、兼容并蓄的特质构筑起自己的精神边界，而这样的边界是动态的，不可能有囿于现状和一劳永逸的安稳。因此，我们看到的张承志总是处在追逐、获得、消化的循环状态。就像有论者总结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向未知的领域开拓，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去疆域化，这便构成了德勒兹游牧思想的核心。”康有金、朱碧荣：《德勒兹游牧思想与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的埃合伯》，《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这里面的核心思想用在张承志身上也是恰切的。不断地开拓和进取，不断地变换地理位置，不断地生成和满足，不断地超越自我，张承志的文学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他对游牧民族进取精神的认知向度。其实，促使张承志不断被远方吸引的诱因在于，一是远方有“美”，他的所行皆有关于“美”的见识。他说：“人在草原蜕生为一躯自由之身之后，必须见识美，见识彻底的美，这极其重要。”③⑨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250、250、2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他在黄土高原的深处认识了“西海固山地那感人的、凄厉的美”;
③“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美的奠基”;⑥ 张承志：《鱼游小巷》，第32、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及至中东、西亚、北非、南美各处，都见识到了他眼里的“彻底的美”。二是个人的精神自觉，构成了他不断进取的内生动力。张承志是一个有着高度精神自觉的作家，需要“他者”但不依赖于“他者”，在认知域上从不自满，使他的精神空间不断地得以拓展，形成了“他者”为我所用但绝不为“他者”所困的超越性特征。在张承志的精神追求中，这二者是和谐统一、相互激发的，不同的“美”的存在不断地触发个体精神的自觉，精神的自觉又成为“见识美”而走上新途的推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总感觉张承志人在路上，精神也在路上，总感觉永远有一个前方在等着他。就像鲁迅的《过客》中所写：“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鲁迅：《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当代诗人昌耀也在诗作《在山谷：乡土》中有“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饮”的诗意表达。无论是“过客”听到的“前面的声音”，还是昌耀眼里前方的“黄铜茶饮”，“前方”都有给人以前行动力的精神召唤。“游牧”之意已经内化为张承志那种“我将独自远行”的进取精神，表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自觉和源于内心的自我驱使。 内化的“游牧”还表现为对“他者”的包容性。张承志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有一种“他者”情怀，具体表现为平等地看待他者的生命、他者的文化，尊重他者的选择。“虽然有一些单薄寒碜的文字，但是我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是的，他者的尊严、他者的原则、他者的文明。因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对他者的尊重。”
⑥这里有游牧文化的生命观、价值观的自觉表达。游牧文化诞生于一个四海为家的民族，它的思想一定是开放的，胸怀是有容乃大的，不排斥所谓的“异质”文化，并且善于学习他者文化。张承志在谈到游牧文化对他的影响时说：“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他者’，与习惯的、主流的、周围大多数不一样的——他者。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0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在他身入“游牧”时，彼此互为他者，可他在“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中把自己变成了“他者”牧人之子;张承志：《一册山河》，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游牧社会的宽容与接纳也让他认识了“他者”文明的魅力。时隔多年后，在散文《二十八年的额吉》中，缠绕笔端的除了深沉的感情，还有对“异质文化”打开他思维空间、赋予他如何去面对“他者”能力的感激。作为“他者”的蒙古族游牧文化，首先教会了张承志如何平等地看待“他者”的生命。“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尊重都是极为独特的，极为宽厚和充满着爱的。”⑨“游牧文化整体上贯穿着崇拜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延续生命的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陶克套、齐秀华：《游牧思想论——以蒙古人的传统理性认识为中心》，第19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在生命面前，不论人畜、不论来路、不论老幼、不论强弱，众生平等都值得尊重，也都需要被宽容地对待和呵护。《黑骏马》里的奶奶看上去不问缘由、无关伦理的生命观，实则是游牧民族对生命创造的看重和对已经降临的生命的珍视。《辉煌的波马》中天山深处的厄鲁特牧人巴僧阿爸对远道逃亡而来的碎爷的收留，陌生的一遇竟也变成了和谐共处、生命蕃息的美好图景。这让我们看到了对“他者”生命的容留是最基本的宽容，尤其是怎样对待那些弱者的生命，才能检验出尊重生命的底线。有鉴于此，张承志才会去书写古巴历史上的黑奴、“游击时代”的革命者切·格瓦拉，以及巴勒斯坦的少年等，在他们不同的抗争方式中，张承志看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美感。
在张承志看来，尊重“他者”的态度还体现在对“他者”的倾听和表达上。通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感受非常明显，那就是他几十年执着于对“边缘”的关注，关注那些被强势文化遮蔽的或是被厚重的历史尘封的人和事。若非有明确的价值定位，怎么可能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边缘”关注与书写。那么，张承志为什么对此情有独钟、意向坚定呢？究其因，依然是内在的“游牧”思想主导下的创作取向。他说曾经的草原游牧生活给予了他“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5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而正是获得的这三种质素，成为他几十年间不变的持守，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卓尔不群的品格。早在小说集《老桥》后记中他就说过，“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有“真知灼见”，也有“感动着、温暖着自己的东西”。张承志：《老桥》，第305-30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这些话语已然清楚地指陈了他的底层立场与边缘取向的价值勾连。底层、少数、弱者，构成了张承志书写的“他者”来源，无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他们都是边缘的存在，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更遑论话语权。尊重“他者”的前提是学会倾听，即便是久远的历史的回声，也应凝神以听、辨解其味。当年他毅然决然投身“赤贫绝地”西海固，倾听黄土高原深处的回族农民讲述一个民族近二百年间隐忍不言的民族心灵史，他的底层立场和边缘取向化作“一支笔”的使命，尽显于《心灵史》之中。此外，《你的微笑》中喀什十字街头维吾尔族老人的“一个微笑”，《听人读书》中生活在旱海深沟里的回族农民的“笑而不答”，《赤军的女儿》中那个日本援助巴勒斯坦的赤军的女儿对世界要说的话，《投石的诉说》中巴勒斯坦少年用“石块传达的语言”，《西马龙，西马龙！》里古巴丛林里逃亡的黑奴“他们的心情，他们的遗恨”，《格林纳达以南》里的摩尔人被强制改宗的心情等，凡此种种，作者在那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身上，看到了他们不同的话语表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发自“心灵的语言”。作者怀着深刻的情感认同和尊重“他者”尊严的立场去“心语心听”，解读出那些简约表达出的“语言”背后的深意，有“异质的美”、底层的正义和弱者的尊严。张承志选择在文学中表达“他者”與“他者”在文学中的表达，把“游牧”给予他的平等意识与包容精神体现在了如何对待“异族文明”上。
此外，内化的“游牧”还体现为张承志文学表达形式的选择。张承志以小说创作扬名立世，却在功成名就之时舍小说而取散文，个中缘由大抵出于小说需要虚构，散文可以直说的便利，“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可以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1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这里谈论的文体选择乍看上去似乎只涉及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在语意之中却也能读出作者文体变化的内在理路。文体选择于“自由”的一途深度契合了骨子里“游牧”的天性，追求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表达便也有了必然如此的证据。有关张承志文体选择的话题，已有论者详述，此不赘言。而我想说的是，在他完成文体选择后的语言表达。张承志的文学语言极富个性，也很有魅力，是赋予他散文生命活力、形成他散文独特风格的关键性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把语言看得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语言只是交流工具的层面，而把它看成“文明的入门”。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进入不同的文明之门，就可以认识不同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突破狭隘的视野，兼容并蓄，丰富和发展自我。正如他在《系在语言上的绳子》中所说：“在跌跌撞撞的半生路上，身不由己，我接触过蒙古、日本、西班牙这么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世界。……也或强攻或浅涉，摸过人家的语言。……一步步再阑入而去，维吾尔哈萨克，回回阿拉伯，神秘的陆地次第浮出，亮起它们斑斓的灯。”②③ 张承志：《聋子的耳朵》，第195、196、197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无疑，张承志是把学习语言当作进入“他者”文明的钥匙，语言的障碍一旦消除，彼此心灵更加靠近，认识的抵达就成为可能。而这种学习“他者”语言的自觉依然来自“游牧”的启迪：“宝贵的游牧记忆一点点苏醒，你忆起自己的游牧体验，不能随波逐流。” ②“不消说，一旦闯进了入口，人就背对着一切风潮。一个幽灵，它潜藏在蒙语中，在暗暗引诱和催促。”
③由于学习蒙古语，他走进了一个汉语之外的丰饶腹地，他因此建立了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视点。一个民族的语言带给他的是文化的哺育，他深得其味并终身受益。有了这样的体会，“逐文化”而学语言就有了心灵的自觉。谈到学习日语，他说是为了“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⑦⑧ 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10、104、113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其后他借助语言的便利进入日本文化与历史的深处，洋洋洒洒写下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这样点面兼具、深刻独到的文学随笔。有《三笠公园》《长崎笔记》《亚细亚“主义”》中对日本历史的反思警醒，有借罔林信康、太宰治、佐藤春夫等表达对日本文化文学的“敬重与惜别”。在《鲜花的废墟》中，他发现西班牙语中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语借词，“而词汇和语言，它们是爬上一个文化的脚手架”，“若想究明安达卢斯的历史——借助语言”，⑥ 张承志：《鲜花的废墟》，第90、91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他满脑子都是“借词、音位、语词背后的文化”，
⑥通过语言的切口，他看到了湮沒在安达卢斯的废墟之下曾经有过的一个辉煌时代与它创造的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可见，张承志“游牧”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乃是形上之意。
总而言之，“游牧”是张承志的人生形式与精神托付，他用半生的时间践行了“游牧”的价值观念，并将之灌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他与所处时代主流文学特别不一样的气质。他能在“逐文化”中驱遣文字，纵横四海，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做到不随流从众而“独立地表达”;
⑦他能以多种文化为参照，建立起自己“复数”的写作背景，避免“因为单纯的文化会造成狭隘的见解”;⑧他能始终把弱者的尊严、底层的正义、他者的权利彰显于笔端，见凌厉的锋芒也见人道与人心的考量。张承志能有这样的精神气质与文学秉性，都源于他当初“脱胎”于“游牧”的“换骨”和“重生”。一种新的文化基因、思想观念、思维方法重塑了他的骨骼与血脉，从游牧生活中“吸吮了底气”，把一个原本“单薄的我脱胎换骨”，
B11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290、5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生长出后半生得以依靠的力量，使他具有了“敢以一支笔求生存”张承志：《牧人笔记》，第13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的勇气和“敢于对峙‘否定者’的水平”。
B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牧”乃张承志的精神之本，那些显示在文学中个性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不过是他基于“游牧”的主体意识自觉而形成的“独立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游牧”成就了张承志，但“游牧”也把他生命的自觉推得更高，使他“放浪于幻路”时“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他的人生长途与精神游牧也就愈显孤独。而个体生命越是自觉就越是孤单，远路无伴，张承志的“游牧”之途注定是孤独的。可既然是源于生命的自觉，那就是遵从内心自愿做出的选择。因此，张承志的“游牧”，在“他者”眼里或许是“少数”的“代言人”、孤独的代名词、“异端”的叹美者，于他自己则是必然如此要走的路、要说的话和要找的人。正应了鲁迅说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何清，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
说起张承志身上根深蒂固的游牧意识，自然会想到他在草原插队时“四年纯粹牧人的生活，从社会地位的感铭到全面的蒙古语对思维的改造”。张承志：《牧人笔记》，第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尽管那段经历为时不长，但却是张承志接受游牧文化的启蒙、实现人生蜕变的关键所在。在张承志看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潜藏着纵马驰骋的速度与激情，充满着对自由的想象，这也是他选择到草原插队的诱因。他在插包入户的生活参与和情感融入中，与所在家庭的牧民逐渐建立了一种超越血缘和民族的亲情关系，母子、兄弟的称谓里，蕴含着生命的连接，体现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的密度。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绿夜》，中篇小说《黑骏马》，及后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等，借助于文学的话语与表达方式，将那段草原生活描写得情深义重，体悟别具。及至他舍小说而取散文，依然时时思接草原，心灵的“游牧”成为绵延不绝的书写。在《荒芜英雄路》《牧人笔记》《一册山河》《三十三年行半步》等集子中，留下了许多深植于草原记忆的“美文”，这些文字无不浸透着作者的个人性情和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关于插队草原经历对我的宝贵，我已经写了半生。确实——半生的笔墨，没写尽它对我的滋养和启迪。”张承志：《母语的启蒙》，《中国民族》2013年第1期。显然，那已不是一段简单的生活记忆，而是张承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并植入生命体内的游牧文化基因和密码，并由此开启了他新的人生。他写于2018年的散文《达林太的色赫腾》，题目借用了蒙语词汇，译成汉语意即“七十岁的知青”，其中的含意清晰而坚定。“由于乌珠穆沁的孵化，体内一个潜伏的本质被诱发。它复活了，迅速成长，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今天才懂：当时我完成的，是一场脱胎换骨。”“都‘达林太’了，为什么我还不赶快痛快一唱、回味自己，在草原的——蜕变与重生呢？”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49-5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古稀之年的文字理应是从容和理性的，当他用“脱胎换骨”“蜕变与重生”“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这些表意程度极强的语句，来界定和强调草原之于他人生新变的意义时，说明生成于一时的“游牧”早已化作他校正人生走向的坐标。他之所以数十年间对草原念兹在兹，感念于心，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思想发轫、精神进取的源动力均赖于此。
如果说插队草原经历对张承志只是一种形式的生活实践，那么，他的求学及学术研究经历则是他对游牧文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形成系统认识的过程，实现了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的转变，逐渐完成了将“游牧”从意识变为思想的理论准备。张承志1972年从插队的草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在一个轻贱知识的时代，他获得了一窥其堂奥的幸运。尤其是在1978年，他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研学蒙古史与北方游牧民族史。对研究方向的选择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插队草原的经历所铺垫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把自己对于草原游牧生活的零碎知识、肤浅认知，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关联起来，从历史的纵深处和更加宏阔的视野中重新认识、思考、审视关于游牧社会的种种事象。这种学术研究经历，使张承志具有了对于游牧民族的系统性认识和整体性视域，并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他基于“游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终确认。虽然张承志并未直接言及这段学术研究对他产生的影响，但我们还是在他的那些学术性散文中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他在《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开头就说：“治元史、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最宝贵史料，当首推《元朝秘史》。”③④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236、237、23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这种概说俨然专业口吻的判定。他透过“许多复杂深奥的语言”，“广阔空间的地理、政治、风俗、人事”，
③以及“既是史料又是史诗，既是信史又是神话”的秘史叙事，④触摸到隐藏其后的表现人类精神文化的心灵史。对故事之外的“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独特的观念”，对草原家庭在生产化、社会化上的彻底性与其他文化类型家庭的区别，对蒙古人特殊的家内观念，以及对游牧世界中“马”的认知等，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许多人心的活动”，他从中读解出“提示着的那种神秘而生动的本质”。在这里，有关“游牧”的种种，张承志的认识和理解深刻而独到，他从游牧民族的历史中丰富了自己关于“游牧”的知识谱系、思想资源。
从学术研究进入对“游牧”的现实思考，有了理论作为依托的写作显得自信而从容。这在张承志1986年访学日本期间出版的日文版著作《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中感受明显。这本或可称之为学术随笔的小书后来略加补充，取名《牧人笔记》在国内出版，书名的变化凸显了一种身份的强调。若把读《元朝秘史》看作是进入“游牧”的历史，那么，《牧人筆记》则是张承志
对自己游牧草原人生体验的重新书写，里面浸透着他关于“游牧”的学术识见和文化精神。因循着学术的路径，多了理性的冷静，自然不同于他小说抒情的笔调。作者仔细叙述了一个“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庭及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感情形式”，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25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宗教、伦理、生命等观念体现其中。那些表象如“记录”一样显得有些琐碎的文字，展现的却是游牧社会的深层肌理、本质面貌，既可以见出“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也可以见出张承志作为一个“游牧文化养育的知识青年所拥有的：丰富感受、贵重立场”。 ④⑤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52、250、25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显然，如此深耕细作的“游牧”，已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后的深度表达。实际上，无论张承志选择研究游牧社会的历史，还是书写自己对游牧生活的认识，都会有不言自明的立场和观点，说明“游牧”已经内化为一种行为处事的精神引领与行动自觉。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说：“游牧文明并不仅仅等于游牧，不等于靠天吃饭，不等于能歌善舞和骑马射箭摔跤等等可视表象，游牧文明的核心在于从游牧社会生活中提炼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应用。”纳日碧力戈：《〈游牧文明史论〉序》，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第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诚如斯言，张承志之于“游牧”已然超越表象直抵核心。他把从游牧社会中提炼的世界观、价值观自觉地应用于他的人生和他的文学，成为他与现实相处并向现实发言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立场。
这种内化的“游牧”在张承志身上表现为对现实的超越性。当我们审视他数十年的人生行迹、文学道路，发现他“永远在路上”，他的人生几乎就是“游牧”的另一种注解。“游牧”的特性是流动性，是“逐水草而居”的不断迁徙。张承志也是在不断的追逐中迁徙，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目的地，居无常处，漂泊无定。从国内“走向大西北”的甘宁青新，到东北亚的蒙古、日本，以及西亚、中东、北非整个阿拉伯世界，再到欧洲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古巴，这些轨迹让人感觉流动性就是他人生的常态，他在不断地走向—抵达—再出发。这已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游牧”，因为“游牧”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迁徙，所有的停留都是短暂的休养和补充，也是为再次的出发做准备。牧人追逐的是水草，张承志追逐的“水草”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是一种不同于流俗、时潮、主流的文化精神。它深藏于民间，是被历史遗忘的边缘性存在。它不是一个精神之点，而是不绝如缕的精神长流，这也就能理解张承志为什么要频繁“转场”，不能餍足而止。他始终在寻找他眼里可以滋养生命与精神的“水草”，这也构成了他人生行旅与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小说《北方的河》《九座宫殿》《心灵史》，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你的微笑》等，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着他多年来的行止逐取。他曾宣称自己走进回民的黄土高原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终旅”，后来才明白他的皈依只是一种“走向”而非“走到”。他在散文《离别西海固》中写道：“我是一条鱼，生命需要寻找滋润。”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29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只有我深知自己。我知道对于我最好的形式还是流浪。”
④
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去寻找新的滋养。张承志逐“文化”而行又逐“文化”而居，因为所逐“文化”有着明确的指向性，所以每到一处他都能心有所寄，意有所取。只不过所到之处的“居”其意都不是“永驻”，而是游牧语境中的“停留”和“积蓄”，蕴含着继续前行的意向。促使张承志一次次“转场”游牧，其因主要在于现实的获得很难有终极的效果，一时一地之得是有效然而也有限的，只能是暂时的安稳和满足，一旦止步不前，就会心生匮乏之感，渴望新的养源，对现实的超越便变得不可避免。游牧文化對边界意识比较淡漠，去哪儿取决于“水草”的所在，也就是哪里有适合自己的生命的养源就去哪里，从不固守一隅，自足不前。对此，张承志有着自己的解说：“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⑤
张承志表现出的“超越性”还是草原游牧民族进取精神的个性化表达。在他频繁“转场”“追新逐奇”的背后，源于他在精神上的难以满足的饥渴感。他以游牧文化所具有的外向、进取、兼容并蓄的特质构筑起自己的精神边界，而这样的边界是动态的，不可能有囿于现状和一劳永逸的安稳。因此，我们看到的张承志总是处在追逐、获得、消化的循环状态。就像有论者总结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向未知的领域开拓，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去疆域化，这便构成了德勒兹游牧思想的核心。”康有金、朱碧荣：《德勒兹游牧思想与梅尔维尔小说〈白鲸〉中的埃合伯》，《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这里面的核心思想用在张承志身上也是恰切的。不断地开拓和进取，不断地变换地理位置，不断地生成和满足，不断地超越自我，张承志的文学人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他对游牧民族进取精神的认知向度。其实，促使张承志不断被远方吸引的诱因在于，一是远方有“美”，他的所行皆有关于“美”的见识。他说：“人在草原蜕生为一躯自由之身之后，必须见识美，见识彻底的美，这极其重要。”③⑨ 张承志：《牧人笔记》，第250、250、2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他在黄土高原的深处认识了“西海固山地那感人的、凄厉的美”;
③“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美的奠基”;⑥ 张承志：《鱼游小巷》，第32、3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及至中东、西亚、北非、南美各处，都见识到了他眼里的“彻底的美”。二是个人的精神自觉，构成了他不断进取的内生动力。张承志是一个有着高度精神自觉的作家，需要“他者”但不依赖于“他者”，在认知域上从不自满，使他的精神空间不断地得以拓展，形成了“他者”为我所用但绝不为“他者”所困的超越性特征。在张承志的精神追求中，这二者是和谐统一、相互激发的，不同的“美”的存在不断地触发个体精神的自觉，精神的自觉又成为“见识美”而走上新途的推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总感觉张承志人在路上，精神也在路上，总感觉永远有一个前方在等着他。就像鲁迅的《过客》中所写：“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鲁迅：《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当代诗人昌耀也在诗作《在山谷：乡土》中有“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饮”的诗意表达。无论是“过客”听到的“前面的声音”，还是昌耀眼里前方的“黄铜茶饮”，“前方”都有给人以前行动力的精神召唤。“游牧”之意已经内化为张承志那种“我将独自远行”的进取精神，表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自觉和源于内心的自我驱使。 内化的“游牧”还表现为对“他者”的包容性。张承志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有一种“他者”情怀，具体表现为平等地看待他者的生命、他者的文化，尊重他者的选择。“虽然有一些单薄寒碜的文字，但是我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是的，他者的尊严、他者的原则、他者的文明。因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对他者的尊重。”
⑥这里有游牧文化的生命观、价值观的自觉表达。游牧文化诞生于一个四海为家的民族，它的思想一定是开放的，胸怀是有容乃大的，不排斥所谓的“异质”文化，并且善于学习他者文化。张承志在谈到游牧文化对他的影响时说：“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他者’，与习惯的、主流的、周围大多数不一样的——他者。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0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在他身入“游牧”时，彼此互为他者，可他在“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中把自己变成了“他者”牧人之子;张承志：《一册山河》，第1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游牧社会的宽容与接纳也让他认识了“他者”文明的魅力。时隔多年后，在散文《二十八年的额吉》中，缠绕笔端的除了深沉的感情，还有对“异质文化”打开他思维空间、赋予他如何去面对“他者”能力的感激。作为“他者”的蒙古族游牧文化，首先教会了张承志如何平等地看待“他者”的生命。“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尊重都是极为独特的，极为宽厚和充满着爱的。”⑨“游牧文化整体上贯穿着崇拜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延续生命的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陶克套、齐秀华：《游牧思想论——以蒙古人的传统理性认识为中心》，第19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在生命面前，不论人畜、不论来路、不论老幼、不论强弱，众生平等都值得尊重，也都需要被宽容地对待和呵护。《黑骏马》里的奶奶看上去不问缘由、无关伦理的生命观，实则是游牧民族对生命创造的看重和对已经降临的生命的珍视。《辉煌的波马》中天山深处的厄鲁特牧人巴僧阿爸对远道逃亡而来的碎爷的收留，陌生的一遇竟也变成了和谐共处、生命蕃息的美好图景。这让我们看到了对“他者”生命的容留是最基本的宽容，尤其是怎样对待那些弱者的生命，才能检验出尊重生命的底线。有鉴于此，张承志才会去书写古巴历史上的黑奴、“游击时代”的革命者切·格瓦拉，以及巴勒斯坦的少年等，在他们不同的抗争方式中，张承志看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美感。
在张承志看来，尊重“他者”的态度还体现在对“他者”的倾听和表达上。通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感受非常明显，那就是他几十年执着于对“边缘”的关注，关注那些被强势文化遮蔽的或是被厚重的历史尘封的人和事。若非有明确的价值定位，怎么可能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边缘”关注与书写。那么，张承志为什么对此情有独钟、意向坚定呢？究其因，依然是内在的“游牧”思想主导下的创作取向。他说曾经的草原游牧生活给予了他“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5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而正是获得的这三种质素，成为他几十年间不变的持守，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卓尔不群的品格。早在小说集《老桥》后记中他就说过，“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有“真知灼见”，也有“感动着、温暖着自己的东西”。张承志：《老桥》，第305-30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这些话语已然清楚地指陈了他的底层立场与边缘取向的价值勾连。底层、少数、弱者，构成了张承志书写的“他者”来源，无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他们都是边缘的存在，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更遑论话语权。尊重“他者”的前提是学会倾听，即便是久远的历史的回声，也应凝神以听、辨解其味。当年他毅然决然投身“赤贫绝地”西海固，倾听黄土高原深处的回族农民讲述一个民族近二百年间隐忍不言的民族心灵史，他的底层立场和边缘取向化作“一支笔”的使命，尽显于《心灵史》之中。此外，《你的微笑》中喀什十字街头维吾尔族老人的“一个微笑”，《听人读书》中生活在旱海深沟里的回族农民的“笑而不答”，《赤军的女儿》中那个日本援助巴勒斯坦的赤军的女儿对世界要说的话，《投石的诉说》中巴勒斯坦少年用“石块传达的语言”，《西马龙，西马龙！》里古巴丛林里逃亡的黑奴“他们的心情，他们的遗恨”，《格林纳达以南》里的摩尔人被强制改宗的心情等，凡此种种，作者在那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身上，看到了他们不同的话语表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发自“心灵的语言”。作者怀着深刻的情感认同和尊重“他者”尊严的立场去“心语心听”，解读出那些简约表达出的“语言”背后的深意，有“异质的美”、底层的正义和弱者的尊严。张承志选择在文学中表达“他者”與“他者”在文学中的表达，把“游牧”给予他的平等意识与包容精神体现在了如何对待“异族文明”上。
此外，内化的“游牧”还体现为张承志文学表达形式的选择。张承志以小说创作扬名立世，却在功成名就之时舍小说而取散文，个中缘由大抵出于小说需要虚构，散文可以直说的便利，“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可以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1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这里谈论的文体选择乍看上去似乎只涉及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在语意之中却也能读出作者文体变化的内在理路。文体选择于“自由”的一途深度契合了骨子里“游牧”的天性，追求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表达便也有了必然如此的证据。有关张承志文体选择的话题，已有论者详述，此不赘言。而我想说的是，在他完成文体选择后的语言表达。张承志的文学语言极富个性，也很有魅力，是赋予他散文生命活力、形成他散文独特风格的关键性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把语言看得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语言只是交流工具的层面，而把它看成“文明的入门”。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进入不同的文明之门，就可以认识不同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突破狭隘的视野，兼容并蓄，丰富和发展自我。正如他在《系在语言上的绳子》中所说：“在跌跌撞撞的半生路上，身不由己，我接触过蒙古、日本、西班牙这么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世界。……也或强攻或浅涉，摸过人家的语言。……一步步再阑入而去，维吾尔哈萨克，回回阿拉伯，神秘的陆地次第浮出，亮起它们斑斓的灯。”②③ 张承志：《聋子的耳朵》，第195、196、197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无疑，张承志是把学习语言当作进入“他者”文明的钥匙，语言的障碍一旦消除，彼此心灵更加靠近，认识的抵达就成为可能。而这种学习“他者”语言的自觉依然来自“游牧”的启迪：“宝贵的游牧记忆一点点苏醒，你忆起自己的游牧体验，不能随波逐流。” ②“不消说，一旦闯进了入口，人就背对着一切风潮。一个幽灵，它潜藏在蒙语中，在暗暗引诱和催促。”
③由于学习蒙古语，他走进了一个汉语之外的丰饶腹地，他因此建立了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视点。一个民族的语言带给他的是文化的哺育，他深得其味并终身受益。有了这样的体会，“逐文化”而学语言就有了心灵的自觉。谈到学习日语，他说是为了“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⑦⑧ 张承志：《你的微笑》，第110、104、113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其后他借助语言的便利进入日本文化与历史的深处，洋洋洒洒写下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这样点面兼具、深刻独到的文学随笔。有《三笠公园》《长崎笔记》《亚细亚“主义”》中对日本历史的反思警醒，有借罔林信康、太宰治、佐藤春夫等表达对日本文化文学的“敬重与惜别”。在《鲜花的废墟》中，他发现西班牙语中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语借词，“而词汇和语言，它们是爬上一个文化的脚手架”，“若想究明安达卢斯的历史——借助语言”，⑥ 张承志：《鲜花的废墟》，第90、91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他满脑子都是“借词、音位、语词背后的文化”，
⑥通过语言的切口，他看到了湮沒在安达卢斯的废墟之下曾经有过的一个辉煌时代与它创造的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可见，张承志“游牧”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乃是形上之意。
总而言之，“游牧”是张承志的人生形式与精神托付，他用半生的时间践行了“游牧”的价值观念，并将之灌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他与所处时代主流文学特别不一样的气质。他能在“逐文化”中驱遣文字，纵横四海，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做到不随流从众而“独立地表达”;
⑦他能以多种文化为参照，建立起自己“复数”的写作背景，避免“因为单纯的文化会造成狭隘的见解”;⑧他能始终把弱者的尊严、底层的正义、他者的权利彰显于笔端，见凌厉的锋芒也见人道与人心的考量。张承志能有这样的精神气质与文学秉性，都源于他当初“脱胎”于“游牧”的“换骨”和“重生”。一种新的文化基因、思想观念、思维方法重塑了他的骨骼与血脉，从游牧生活中“吸吮了底气”，把一个原本“单薄的我脱胎换骨”，
B11 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第290、5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生长出后半生得以依靠的力量，使他具有了“敢以一支笔求生存”张承志：《牧人笔记》，第13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的勇气和“敢于对峙‘否定者’的水平”。
B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牧”乃张承志的精神之本，那些显示在文学中个性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不过是他基于“游牧”的主体意识自觉而形成的“独立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游牧”成就了张承志，但“游牧”也把他生命的自觉推得更高，使他“放浪于幻路”时“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他的人生长途与精神游牧也就愈显孤独。而个体生命越是自觉就越是孤单，远路无伴，张承志的“游牧”之途注定是孤独的。可既然是源于生命的自觉，那就是遵从内心自愿做出的选择。因此，张承志的“游牧”，在“他者”眼里或许是“少数”的“代言人”、孤独的代名词、“异端”的叹美者，于他自己则是必然如此要走的路、要说的话和要找的人。正应了鲁迅说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何清，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