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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一直处于卑微地位。元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家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女性，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女性的心路历程，引发人们对女性价值的思考，也在展示着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识趋于成熟的轨迹。
关键词：女性意识；反抗者；追求者；至情者；孤傲者；守望者；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2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无论在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地位卑下，“三从四德”成为众多女性无法挣脱、伴其一生的精神重负。尤其是宋元时期推崇的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束缚了封建时代女性的自由甚至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男性的权力史，更是广大妇女的血泪史。
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人们对于女性的认知也达到了新的时代水平。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忍辱负重、顽强进取和高贵品德，让男权社会中的许多作家心潮难平，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以自己男性的眼光和笔触去着力塑造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女性。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女性的心路历程，更是引发人们重新认识女性的命运，思考女性的价值。相对于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元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趋于成熟。
一、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
关汉卿的《窦娥冤》在元代社会黑暗、吏治腐败的社会背景上，描绘了一幅“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乱世图景。[1]剧中主人公窦娥七岁被亲生父亲送给高利贷债主蔡婆婆抵债做了童养媳，迈出了她悲剧人生的第一步。十七岁成亲，不到两年成了寡妇。由于赛卢医的阴谋毒害，张驴儿父子的强行霸占和诬陷，桃太守的严刑逼供，把窦娥一步步推向悲剧的结局。但是窦娥身上的反抗性，使得这一形象获得了艺术的巨大张力。
面对张驴儿的逼婚，窦娥义正言辞，绝不妥协。当张驴儿弄巧成拙毒死自己的父亲后，便以此要挟窦娥。此时的窦娥把希望寄托在官府身上，她希望官府能伸张正义，还自己一个公道。殊不知，太守桃杌奉行“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准则，严刑逼供，把窦娥打得“肉都飞，血淋漓”，惨不忍睹。这一顿拷打，颠覆了窦娥对于官府的幻想，认清了天下漆黑的社会现实，“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窦娥指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可以视为是窦娥对黑暗社会的宣战书！窦娥在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在窦娥含冤枉死后一一变成了现实。关汉卿以平实之笔描绘了窦娥所受的冤屈，冤屈之深直至感动鬼神，产生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窦娥死后三年，依然化为鬼魂向父亲申诉，作家用虚幻之笔续写了窦娥虽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生活社会底层的窦娥，面对凄苦的命运和不幸的婚姻，她没有呼天抢地的嗟叹；面对恶棍的侵袭和官府的草菅人命，她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呼喊。一个弱小的女子，最终用三桩誓愿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女性意识得到了彰显。
二、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一位相国小姐，长期生活在闺房里。她的婚事由父母做主，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桓。普救寺之行莺莺偶遇书生张生而一见钟情，她开始为了婚姻与老妇人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她早于“闹斋”之时就不满老夫人的严厉约束，“赖婚”之后，她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她痛恨那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抱怨老夫人“将俺那锦片也似的前程蹬脱”[2]，她开始了与老妇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她迫切的希望与张生早效鸾凤，同时封建礼教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这个家庭提供的富贵生活造就了她思想的徘徊和内心的苦闷。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她在“赖婚”一折中的愤慨，“琴心”中的幽怨以及“闹简”中的狡黠。在红娘的帮助下，崔莺莺毅然走上了自由恋爱的道路！这是对千年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的公然挑战。“长亭送别”作为剧本的高潮，缠绵幽怨。“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何求“蝇角虚名，蝇头微利”，以至于“拆鸳鸯在两下里”，直露的表白表现着对老夫人强逼张生考取功名的不满，对文人不顾一切考取功名的不屑。在莺莺的眼里，功名利禄只是过眼云烟，她反复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她对张生是否能得官并不在意，只是希望张生忠贞如一。
王实甫怀着极大的同情塑造了崔莺莺这一封建婚姻的叛逆者，抒写她追逐婚姻的艰难历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宣言。后来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仿效张生和莺莺的“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而“游园惊梦”，《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是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都说明了《西厢记》的艺术魅力。[3]崔莺莺也因大胆追求婚姻者形象家喻户晓，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三、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
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我国古典文學里最为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月貌花容，生长在一个禁锢陈旧的家庭里，但她的天性却是“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她一登场，便吐露“娇莺软语，眼见春如许”感受生命的内心独白。走进花园，走进自然，杜丽娘收获了美丽的心情；走进梦想，走进幻境，她又体验了爱情的甜蜜。梦中的爱情可望却不可及，杜丽娘抑郁成病，终于在八月十五之日，带着对于梦中情人的无尽哀思离开人世。临终前，她还再三叮嘱要把自己葬到梅树之下，以示对梦中情人的生死不忘，并向母亲许下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誓愿，这一心愿，反映了她对梦中情人柳梦梅的不尽眷恋，也为日后她与柳梦梅相会留下了暗示。因此说“世间何物似情浓”，这是杜丽娘的切身感受。肉体虽逝，但杜丽娘不懈追求爱情的精神，已经超越了生死界限，胡判官最终准许她还魂阳间。最终她在与柳梦梅相处之中，还魂归来，使这段人鬼不了情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写出了觉醒的个人与僵固的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肯定了人的情感、人的生命欲望以及人的自由，将人的解放从政治的层面推进到了生命本质的深度，以“为情作使”的无畏勇气唱出了一曲情的颂歌，从而树立了中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4]
四、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
《红楼梦》是中国十八世纪的文学巨著，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从女性意识角度看，它可以说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
《红楼梦》主要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展示家族的没落命运。林黛玉这个中国古典小说中堪称不朽的艺术形象，凝聚了曹雪芹极大的热情和诗意的灵感。她是花之魂，诗之骨，月之魂，是《红楼梦》的一个精神凝注的焦点。[5]她对封建制度怀着衷心的厌恶，力图挣脱其束缚，宝玉成为她唯一的知己。她和宝玉之间的真挚爱情也就成了她能在这个封建势力统治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但她由于身世和所处的环境而养成了悲凄忧郁的气质，她不愿乞求别人的帮助，也不接受别人的怜悯，只是孤傲地与现实进行斗争，虽然明知必然失败，也至死不悔。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显得那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不懂得一点点为人处事的诀窍，稍不如意就闹得不可开交，连紫鹃都批评她“太浮躁”、“小性子”。有一次她和宝玉一道在薛姨妈那里喝酒，李嬷嬷不让宝玉多喝，并且抬出贾政来，要宝玉提防老爷问书。黛玉见此情景，马上把李嬷嬷教训了一通，急得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们，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黛玉她斥责李嬷嬷是因为这个老妈子用贾政的权威和仕途经济一类的说教来制约贾宝玉，她甚是反感，她憎恶封建道德，她注重人本身的自由和平等。
林黛玉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向黑暗的封建社会作了最严厉的抗议，她以死抗争反映着封建社会新型妇女追求平等独立和精神解放的思想意识，“在孤独环境中成长，又匆匆在孤独环境中凋谢，是世外仙姝的唯一来路和去路。”
五、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
孔尚仁的《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姬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中大江南北的政治风云和一代王朝的兴衰际遇系于笔端。
女主人公李香君不仅是一位妙龄绝色的歌姬和爱情主角，也象其他风尘女子一样希望获得真正的爱情。但她又不同于那些人，她对爱情的选择是有着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是一个自觉把一生命运与当时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巾帼英雄。在与侯方域结合的过程中，她有少女的天真、羞涩和幸福感，在被迫与侯生分离后，她有着独守空楼的孤寂和烟花命薄的哀伤。《拒媒》、《守楼》中的她孤身一人忍着与侯生分离的痛苦，顶住来自马、阮的政治压力，拒嫁漕抚田仰，血溅定情诗扇，表达了“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的坚强意志。在这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她不只是接受了坚贞爱情的严峻考验，也接受了一次政治斗争的洗礼。《骂筵》中的她已由对马、阮迫害的被动防守，转为对他们的主动攻击。为了爱情，为了正义，她已将生死置身度外，自觉站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列。她的一切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相融在一起。当她与侯生历经磨难和分离的痛苦之后在栖霞山重逢时，已是国破家亡，所以当他们互诉衷肠，柔情似水之际，张道士“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的大喝使他们恍然大悟，割断花月情根，双双出家。这种打破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既符合他们的爱情逻辑，也符合李香君的性格发展逻辑。她不仅追求自我的个人爱情，更多的是追求自我的社会主体地位，同时又更好地寄托了作者的兴亡感慨：“悟道，非悟道也，亡国之痛也。”。
由于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清代戏曲比明代戏剧增加了深厚的现实内容。作品不仅直接反映现实斗争，还进一步揭示国破家亡的深层原因，这是清代戏剧的主要特色。孔尚任以戏剧的形式来对南明的灭亡进行反思：“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綏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六、结语
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女性的心路历程，引发人们对女性价值的思考，也在展示着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识趋于成熟的轨迹。
《窦娥冤》中的窦娥勇于揭示元代社会的黑暗，更突出的是她决不妥协的性格。她对待公婆善良温顺，对待不公境遇刚烈倔强，尤其是临终前发出的呐喊，成为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識觉醒的发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忠诚于自己的心灵，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束缚，争取自主婚姻，蔑视功名利禄，渴求感情专一，明证了女性意识的升温。《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有着明晰的爱情追求，生时始终为了那个梦、逝去依然牵挂那份情，生还后仍然捍卫这份爱，她通过爱情的起死回生，显示出了女性逐纯真爱情的时代韵味。《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把追求爱情推向了精神交流的境界，她更注重自我的内心、地位的平等、精神的解放，人物性格中的女性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在追逐爱情的工程中，把个人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更具时代感与厚重感，标志着女性意识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回顾五位光彩照人的文学女性漫长又艰辛的觉醒道路，不仅仅反映了元明清时期的女性对个人爱情命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透过她们各自不同的努力、抗争，引领更多的读者了解特定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反封建要求，使得元明清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达到了开阔、博大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宋凤娣.中国古代文学论集[M].第1版.北京：北京书局，2002.540
[2]姜书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M].修订2版.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66.347
[3]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24，385
[4]何永康，沈新林.红楼梦研究[M].修订2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166页
[5]朱萍.孤独中的得与失[J].红楼梦学刊，2001（1）328—332
作者简介：赵友龙（1975- ），男，汉族，江苏东台人，文艺学硕士，盐城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古代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女性主义诗学的本土接受研究”的后续研究文章，批准号：09SJB750024。
关键词：女性意识；反抗者；追求者；至情者；孤傲者；守望者；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2-00-02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无论在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地位卑下，“三从四德”成为众多女性无法挣脱、伴其一生的精神重负。尤其是宋元时期推崇的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束缚了封建时代女性的自由甚至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男性的权力史，更是广大妇女的血泪史。
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人们对于女性的认知也达到了新的时代水平。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忍辱负重、顽强进取和高贵品德，让男权社会中的许多作家心潮难平，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以自己男性的眼光和笔触去着力塑造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女性。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女性的心路历程，更是引发人们重新认识女性的命运，思考女性的价值。相对于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元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趋于成熟。
一、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
关汉卿的《窦娥冤》在元代社会黑暗、吏治腐败的社会背景上，描绘了一幅“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乱世图景。[1]剧中主人公窦娥七岁被亲生父亲送给高利贷债主蔡婆婆抵债做了童养媳，迈出了她悲剧人生的第一步。十七岁成亲，不到两年成了寡妇。由于赛卢医的阴谋毒害，张驴儿父子的强行霸占和诬陷，桃太守的严刑逼供，把窦娥一步步推向悲剧的结局。但是窦娥身上的反抗性，使得这一形象获得了艺术的巨大张力。
面对张驴儿的逼婚，窦娥义正言辞，绝不妥协。当张驴儿弄巧成拙毒死自己的父亲后，便以此要挟窦娥。此时的窦娥把希望寄托在官府身上，她希望官府能伸张正义，还自己一个公道。殊不知，太守桃杌奉行“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准则，严刑逼供，把窦娥打得“肉都飞，血淋漓”，惨不忍睹。这一顿拷打，颠覆了窦娥对于官府的幻想，认清了天下漆黑的社会现实，“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窦娥指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可以视为是窦娥对黑暗社会的宣战书！窦娥在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在窦娥含冤枉死后一一变成了现实。关汉卿以平实之笔描绘了窦娥所受的冤屈，冤屈之深直至感动鬼神，产生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窦娥死后三年，依然化为鬼魂向父亲申诉，作家用虚幻之笔续写了窦娥虽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生活社会底层的窦娥，面对凄苦的命运和不幸的婚姻，她没有呼天抢地的嗟叹；面对恶棍的侵袭和官府的草菅人命，她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呼喊。一个弱小的女子，最终用三桩誓愿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女性意识得到了彰显。
二、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一位相国小姐，长期生活在闺房里。她的婚事由父母做主，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桓。普救寺之行莺莺偶遇书生张生而一见钟情，她开始为了婚姻与老妇人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她早于“闹斋”之时就不满老夫人的严厉约束，“赖婚”之后，她的反抗意识越来越强，她痛恨那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抱怨老夫人“将俺那锦片也似的前程蹬脱”[2]，她开始了与老妇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她迫切的希望与张生早效鸾凤，同时封建礼教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这个家庭提供的富贵生活造就了她思想的徘徊和内心的苦闷。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她在“赖婚”一折中的愤慨，“琴心”中的幽怨以及“闹简”中的狡黠。在红娘的帮助下，崔莺莺毅然走上了自由恋爱的道路！这是对千年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的公然挑战。“长亭送别”作为剧本的高潮，缠绵幽怨。“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何求“蝇角虚名，蝇头微利”，以至于“拆鸳鸯在两下里”，直露的表白表现着对老夫人强逼张生考取功名的不满，对文人不顾一切考取功名的不屑。在莺莺的眼里，功名利禄只是过眼云烟，她反复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她对张生是否能得官并不在意，只是希望张生忠贞如一。
王实甫怀着极大的同情塑造了崔莺莺这一封建婚姻的叛逆者，抒写她追逐婚姻的艰难历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宣言。后来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仿效张生和莺莺的“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而“游园惊梦”，《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是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都说明了《西厢记》的艺术魅力。[3]崔莺莺也因大胆追求婚姻者形象家喻户晓，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三、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
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我国古典文學里最为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月貌花容，生长在一个禁锢陈旧的家庭里，但她的天性却是“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她一登场，便吐露“娇莺软语，眼见春如许”感受生命的内心独白。走进花园，走进自然，杜丽娘收获了美丽的心情；走进梦想，走进幻境，她又体验了爱情的甜蜜。梦中的爱情可望却不可及，杜丽娘抑郁成病，终于在八月十五之日，带着对于梦中情人的无尽哀思离开人世。临终前，她还再三叮嘱要把自己葬到梅树之下，以示对梦中情人的生死不忘，并向母亲许下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誓愿，这一心愿，反映了她对梦中情人柳梦梅的不尽眷恋，也为日后她与柳梦梅相会留下了暗示。因此说“世间何物似情浓”，这是杜丽娘的切身感受。肉体虽逝，但杜丽娘不懈追求爱情的精神，已经超越了生死界限，胡判官最终准许她还魂阳间。最终她在与柳梦梅相处之中，还魂归来，使这段人鬼不了情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写出了觉醒的个人与僵固的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肯定了人的情感、人的生命欲望以及人的自由，将人的解放从政治的层面推进到了生命本质的深度，以“为情作使”的无畏勇气唱出了一曲情的颂歌，从而树立了中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4]
四、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
《红楼梦》是中国十八世纪的文学巨著，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从女性意识角度看，它可以说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
《红楼梦》主要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展示家族的没落命运。林黛玉这个中国古典小说中堪称不朽的艺术形象，凝聚了曹雪芹极大的热情和诗意的灵感。她是花之魂，诗之骨，月之魂，是《红楼梦》的一个精神凝注的焦点。[5]她对封建制度怀着衷心的厌恶，力图挣脱其束缚，宝玉成为她唯一的知己。她和宝玉之间的真挚爱情也就成了她能在这个封建势力统治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但她由于身世和所处的环境而养成了悲凄忧郁的气质，她不愿乞求别人的帮助，也不接受别人的怜悯，只是孤傲地与现实进行斗争，虽然明知必然失败，也至死不悔。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显得那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不懂得一点点为人处事的诀窍，稍不如意就闹得不可开交，连紫鹃都批评她“太浮躁”、“小性子”。有一次她和宝玉一道在薛姨妈那里喝酒，李嬷嬷不让宝玉多喝，并且抬出贾政来，要宝玉提防老爷问书。黛玉见此情景，马上把李嬷嬷教训了一通，急得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们，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黛玉她斥责李嬷嬷是因为这个老妈子用贾政的权威和仕途经济一类的说教来制约贾宝玉，她甚是反感，她憎恶封建道德，她注重人本身的自由和平等。
林黛玉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向黑暗的封建社会作了最严厉的抗议，她以死抗争反映着封建社会新型妇女追求平等独立和精神解放的思想意识，“在孤独环境中成长，又匆匆在孤独环境中凋谢，是世外仙姝的唯一来路和去路。”
五、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
孔尚仁的《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姬李香君的爱情为线索，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中大江南北的政治风云和一代王朝的兴衰际遇系于笔端。
女主人公李香君不仅是一位妙龄绝色的歌姬和爱情主角，也象其他风尘女子一样希望获得真正的爱情。但她又不同于那些人，她对爱情的选择是有着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是一个自觉把一生命运与当时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巾帼英雄。在与侯方域结合的过程中，她有少女的天真、羞涩和幸福感，在被迫与侯生分离后，她有着独守空楼的孤寂和烟花命薄的哀伤。《拒媒》、《守楼》中的她孤身一人忍着与侯生分离的痛苦，顶住来自马、阮的政治压力，拒嫁漕抚田仰，血溅定情诗扇，表达了“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的坚强意志。在这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她不只是接受了坚贞爱情的严峻考验，也接受了一次政治斗争的洗礼。《骂筵》中的她已由对马、阮迫害的被动防守，转为对他们的主动攻击。为了爱情，为了正义，她已将生死置身度外，自觉站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列。她的一切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相融在一起。当她与侯生历经磨难和分离的痛苦之后在栖霞山重逢时，已是国破家亡，所以当他们互诉衷肠，柔情似水之际，张道士“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的大喝使他们恍然大悟，割断花月情根，双双出家。这种打破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既符合他们的爱情逻辑，也符合李香君的性格发展逻辑。她不仅追求自我的个人爱情，更多的是追求自我的社会主体地位，同时又更好地寄托了作者的兴亡感慨：“悟道，非悟道也，亡国之痛也。”。
由于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清代戏曲比明代戏剧增加了深厚的现实内容。作品不仅直接反映现实斗争，还进一步揭示国破家亡的深层原因，这是清代戏剧的主要特色。孔尚任以戏剧的形式来对南明的灭亡进行反思：“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綏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六、结语
黑暗现实的反抗者窦娥，自主婚姻的追求者崔莺莺，死而复生的至情者杜丽娘，渴望平等的孤傲者林黛玉，家仇国恨的守望者李香君，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女性的心路历程，引发人们对女性价值的思考，也在展示着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识趋于成熟的轨迹。
《窦娥冤》中的窦娥勇于揭示元代社会的黑暗，更突出的是她决不妥协的性格。她对待公婆善良温顺，对待不公境遇刚烈倔强，尤其是临终前发出的呐喊，成为元明清时期女性意識觉醒的发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忠诚于自己的心灵，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束缚，争取自主婚姻，蔑视功名利禄，渴求感情专一，明证了女性意识的升温。《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有着明晰的爱情追求，生时始终为了那个梦、逝去依然牵挂那份情，生还后仍然捍卫这份爱，她通过爱情的起死回生，显示出了女性逐纯真爱情的时代韵味。《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把追求爱情推向了精神交流的境界，她更注重自我的内心、地位的平等、精神的解放，人物性格中的女性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在追逐爱情的工程中，把个人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更具时代感与厚重感，标志着女性意识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回顾五位光彩照人的文学女性漫长又艰辛的觉醒道路，不仅仅反映了元明清时期的女性对个人爱情命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透过她们各自不同的努力、抗争，引领更多的读者了解特定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反封建要求，使得元明清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达到了开阔、博大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宋凤娣.中国古代文学论集[M].第1版.北京：北京书局，2002.540
[2]姜书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M].修订2版.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66.347
[3]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24，385
[4]何永康，沈新林.红楼梦研究[M].修订2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166页
[5]朱萍.孤独中的得与失[J].红楼梦学刊，2001（1）328—332
作者简介：赵友龙（1975- ），男，汉族，江苏东台人，文艺学硕士，盐城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古代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女性主义诗学的本土接受研究”的后续研究文章，批准号：09SJB7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