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本无贬义，泛指活跃于公共领域、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意见、思想、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公知之所谓“公”，是指他们讨论的是公共事务，自认为自己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的。公知之所谓“知”，即知识水平。主要表现为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在某些领域可能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但如今微博的兴起，以及人人争当“公知”的现状，造成了社会上“伪公知”的泛滥以及社会的反精英倾向。“公知”一词正逐渐和“专家”变成“砖家”一样成为一个为大众侧目的称谓。
　　“公知”正遭遇着一场公信力危机，那么，未来我们还需要公知吗？
　　公知的定义
　　25年前，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专业素养，有世界视野，有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行动，有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这“五个有”，从正面意义上勾画了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基本轮廓。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了公知这一概念，公知高调进入公众视野，给人声寥寥的公共议论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此活动声称其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
　　其实，就这个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可以说就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的延续。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
　　真正的公知
　　概念总是抽象的，好在历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2004年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在国内，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他命名的“黄宗羲定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两会”上被提及，引发了“两会”代表、媒体和学术界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切关注，为千万农民朋友“出了头”。
　　这些例子正是社会有良心的“公知”的缩影。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高高在上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而是这样"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公知”的沦落
　　好景不长，2009年中国进入微博时代，极大地降低了公共议论的门槛，公众压抑已久的表达欲得到空前释放。一时间，在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另外一些如“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网络红人”等也挤进了公知的队伍，致使公知的队伍鱼龙混杂。
　　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而突然“爆红”。潘石屹除了谈论房地产方面的事情之外，还热衷于点评当下社会文化现象，言论时政，宣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有网友认为，潘石屹越来越像是一位“公知”了。当然，无论潘石屹的动机何在，首先，他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微博上，这种权利也是毋庸置疑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职业角色，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被规定为“公共知识分子”。
　　但质量已经下降的公知队伍的各种问题也因此在这种快捷的大众媒体上被充分的暴露了。我们发现，很多所谓的“公知”不仅没有逻辑，而且连基本常识都严重欠缺。举个例子，公知网友“五岳散人”在他发的微博中，称哈维尔写了《通往奴役之路》，有人告诉他那是哈耶克写的，他也老实地承认他分不清哈维尔和哈耶克，这真让人有点瞠目结舌。
　　在媒体的聚焦下，公知的缺点很容易被放大，让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再加上一些人打着公知的旗号，在媒体上招摇撞骗，貌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各种科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利益代言，有时还由于学艺不精、随意跨界发表粗浅言论被人揭穿，让他们很容易遭受鄙夷和唾骂，以至于连那些真正有独立学术立场的人也被捎带着污名化了。
　　更有甚者，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中国有句老话：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笑话别人，您也来说一段。
　　重塑公知形象
　　这并不是一个反智的时代，然而舆论对“公知”一词的嘲弄与攻击，实际上折射出了人们对当前社会的普遍焦虑。从古至今，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担当都有一种神圣的期待，人们把知识分子看作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道德底线的守护者。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知识分子就像是社会的守夜人一样，守护着那份良知，并时刻保持着对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警惕。事实上，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最可贵的精神气质就在于他“公共性”的情怀，在一个什么都与私人利益挂钩的年代，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颗能够关怀公共福祉的美丽心灵。
　　传播手段的多元化是公知的福音，因为微博等传播工具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公知发言传播能力更强，使得公知又多了一个传播利器，是公知直接聚拢注意力和影响公众的渠道，同时也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公知则更应该在物欲横流中坚持自己的价值坚守和知识成就，在独立思考中专事学问而不为名利所困，在理性批判中推动人类社会向理想国迈进。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更不会为获得另外五斗米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不知自己灵魂之所在。而广大民众也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的原因，这才算公平。
　　而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最复杂的问题，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发出声音的时期。真正的公知应当像工程师一样精细而内敛，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锐利，解剖着这个时代，同时拥有不对任何人谄媚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同时，并且勇于向民众呼吁：所有人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