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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阅读了《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一书并查阅了一些有关戈氏改革的书刊资料后，笔者以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谓是飘渺的理想幻灭于沉重的现实，但是，如果不是对戈尔巴乔去改革的历史地位持嘲弄讥讽、鄙夷和不屑的态度，那么，这些著作应该被看作是我们“咀嚼”苏联改革失败这一苦果必不可少的思想佐料。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观；历史背景；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0-0124-04
2006年3月，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之际，这位曾为全球公认的风云人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却不地沉痛地坦言道：“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笔者这段时间查阅了一些有关戈氏改革的书刊资料，重点阅读了《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一书，略有感想。本书“回忆内容”主要由三方面组成；第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身历及家庭。记述他本人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经历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与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第二方面是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第三方面为他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签署联盟而成立独联体协议后的复杂而痛楚的内心感受。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或许将如该书出版者所言，不但对研究苏联兴亡历史，而且对研究20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巨变历程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背景
改革前的苏联社会，可谓是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从内部环境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社会是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后期形成和巩固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的形成是在否定了列宁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通过迂回过渡的办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定了渐进的、通过经济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而试图用激进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連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宣布了这一发展模式的定型。这一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确立了以国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的社会所有制结构；排斥私有制，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经济的方法主要是行政手段。第二，政治方面，实行一党制，党处于社会领导核心的位置，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第三，社会生活方面，实行高度国家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都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采取思想文化控制制度。进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使得舆论高度一律。由此看来，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它与世界经济是难以相融通的，因而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它日显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社会已经处于僵化、停滞状态。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多病的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所累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面临的历史重负。
从外部环境来看，二战后“冷战”思维指导下，苏联到八十年代初已是疲惫不堪，日现衰象。当击败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后，在涉及维护和平的时候。东西方又开始走入一个新的逻辑，这就是冷战与对抗。可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政治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冷战，当然还有就是从二战时期培养起来的东西方领导人之间互不信任的习惯。冷战的最大产物是美苏两国各拥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且这些弹头都精准地朝向了对方的主要城市，然后是各种花样翻新、技术先进的军事科技产物。但是可怕的是在谋求军事杀人利器日益胜人的背景下，苏联几乎耗尽了自己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把大部分资源全用在军工一体化制度的完备上，或者说国民经济的增速远远落后于军备竞赛的全部所需。为了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苏联牺牲了一切。对苏联而言，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端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十之八九的智力思想、经济资源。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的。
二、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理想主义改革举措
与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理论滞后不同，在1985-1991年的六年改革期间，戈尔巴乔夫始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思考，积极地从对时代和历史的认识中寻求指导改革的理论。
《真相与自白》一书中他曾专辟一章来阐明其社会主义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已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 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他在回忆录中还写道：“我现在来讲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您可能还会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戈尔巴乔夫应算是一位好的思想者，他身上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也正是这种飘渺的理想注定了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最后失败。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我们还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志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似乎成了一种可以在思想上直接转换的物质。“自由”“民主”“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试图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然而他的国家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一个丧失了活力的国家，通过变革发奋图强恢复青春，自然是需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一当时的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等，给他的国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公开性不仅使苏联人民了解到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知道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的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这些官方严禁报道的丑闻。“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期刊开始刊登以前被视如禁忌的诸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人道性等方面的文章。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造成损害和灾难的影片和小说(如《忏悔》、《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日瓦戈医生》等)得到了开禁。《消息报》说，到1988年底，六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将可以同读者见面。苏联历史上长期封尘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双刃剑的作用。正如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多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
在面对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也深受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他不遗余力，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为，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他破天荒地将苏共的权力移交给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思考着，中央集权是反现代文明主流的，因此他积极推动权力下放，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最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是建立在对改革中的政治经济障碍的分析基础上的。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最早在人类历史中确立起以实现国家重工业化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这一体制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通过经济体制的国际比较，人们可以发现，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后，中南美、南亚等一大批民族国家也先后确立起了类似的经济体制，这就客观上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特定的政党、特定的意识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而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来说最深层次的东西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調整问题。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仍然坚持“加速发展战略”。当早期阶段(1985-1987年)经济改革一失败，他就试图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向政治体制方面。他认为，经济改革的障碍根子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即“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个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同一时期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是死路一条，“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尖锐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因为旧体制的“灵魂”是“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来看，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忽视了苏联政治体制与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把改革与苏联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一步步地对立起来，转向了对自由主义的道德崇拜中。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苏共的解体将创造出“革新”的自由力量。“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冲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政治改革。他发现他所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的场景同样需要改变。在他当政期间，“全人类利益”成为他日中使用频率极为频繁一个词语，“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金人类的内容。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做媒下，世界政治的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7年12月，苏联和美国签署了《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1991年7月，两国还进一步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1989年2月。苏联结束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撤出了苏联军队；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 问中国，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底和1990年，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包括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统一)，苏联未加干涉；1991年春天，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确认了苏联集团的崩溃。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虽然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实际上，指导他展开其行为的那些理论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日益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们不无悲哀地看到，一个与有荣焉的苏联帝国，逐渐在此“革新”过程中分崩离析。
停止阿富汗战争、削减核武器、终结“冷战”这些无可置疑是一个个善缘，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列表上，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理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要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来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一种超迈的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解体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他的所谓“理想”，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意味了什么，在他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评价
自苏联解体十几年来，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出现了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评价。
在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至今都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新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蘇共垮台的罪魁祸首。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是一种烟幕，他“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准备”。因此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改革伊始，人民抱有巨大希望，但是改革却以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告终，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也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2005年10月的一天，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
在中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中，学者李永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学者李正乐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曾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比较透彻地分析了1日体制的弊病，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代替旧体制。从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政权，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当然，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外交十记》中所言也是极有道理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然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在西方，学者们虽然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被动、迟疑和彷徨，但对他改革的最终结果大都表示赞赏。麦肯齐和柯伦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六年半的执政生涯中，他日渐成为放松苏联的专制控制、允许东欧摆脱苏联控制和结束冷战的英雄。诺曼·洛编写的《掌握世界现代史》中也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政策恢复了苏联人民的自由；他降低军费、从阿富汗和东欧撤军的政策对于冷战的结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正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他的这一“功绩”而使得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怎样，由于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改革是失败的或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苏联消亡对其广大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它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十余年里每年减少120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的商业精英的58％、政治精英的71％，平均数可能是61％，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国内经济70％左右。二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格鲁吉亚的内乱同样令世人侧目，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问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破革最终直接招致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历史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和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和地位。苏共的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当人们寻求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时，必须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着眼，而不能纠缠于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个别领袖。这正如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时所指出的，这次革命失败“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知道某个公民不可靠这件事情，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高度来看，我们更不能把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改革说成是个“闹剧”，不必用各种讥讽的语言代替客观、公正、理性的研究。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史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体分析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这一时期的改革全面、深刻、彻底和不加任何掩饰地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危机展现在时代发展和历史变化之中；第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尽管这些理论在苏联改革的实践中完全失败了。但这一失败对人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来说，仍然是一笔值得反思总结的历史遗产；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苏联体制的终结，对于人们重新从历史和理论的源头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历史可能性，这对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曾辉煌一时的苏联这一超级大国最终解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终于使得苏联放弃了自封的社会主义救世主的角色，从而也结束了苏联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历史；使长期受俄罗斯民族压迫和压制的其他民族共和国有可能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机会。
当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地位是苦涩的。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咀嚼的历史苦果。1991年苏共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仍坚持着对这场失败的改革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他先后撰写的一系列回忆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其中有些观点与我们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如果不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地位持嘲弄讥讽、鄙夷和不屑的态度，那么，这些著作应该被看作是我们“咀嚼”苏联改革失败这一苦果必不可少的思想佐料。有了这样的佐料，我们才能在苏共的结局这一苦果中“咀嚼”出真正值得我们汲取的东西。
[责任编辑：崔 颖]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观；历史背景；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0-0124-04
2006年3月，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之际，这位曾为全球公认的风云人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却不地沉痛地坦言道：“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笔者这段时间查阅了一些有关戈氏改革的书刊资料，重点阅读了《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一书，略有感想。本书“回忆内容”主要由三方面组成；第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身历及家庭。记述他本人当选苏共总书记前的经历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与其知心友人间的关系；第二方面是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第三方面为他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年终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签署联盟而成立独联体协议后的复杂而痛楚的内心感受。其中，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事业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细腻记述、“事过境迁”后的反思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官僚派别间的明争暗斗，或许将如该书出版者所言，不但对研究苏联兴亡历史，而且对研究20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巨变历程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背景
改革前的苏联社会，可谓是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从内部环境来看，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社会是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后期形成和巩固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的形成是在否定了列宁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通过迂回过渡的办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定了渐进的、通过经济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而试图用激进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連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宣布了这一发展模式的定型。这一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确立了以国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的社会所有制结构；排斥私有制，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经济的方法主要是行政手段。第二，政治方面，实行一党制，党处于社会领导核心的位置，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第三，社会生活方面，实行高度国家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都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采取思想文化控制制度。进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使得舆论高度一律。由此看来，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它与世界经济是难以相融通的，因而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它日显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社会已经处于僵化、停滞状态。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多病的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所累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面临的历史重负。
从外部环境来看，二战后“冷战”思维指导下，苏联到八十年代初已是疲惫不堪，日现衰象。当击败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后，在涉及维护和平的时候。东西方又开始走入一个新的逻辑，这就是冷战与对抗。可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政治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冷战，当然还有就是从二战时期培养起来的东西方领导人之间互不信任的习惯。冷战的最大产物是美苏两国各拥有数以千计的核弹头，且这些弹头都精准地朝向了对方的主要城市，然后是各种花样翻新、技术先进的军事科技产物。但是可怕的是在谋求军事杀人利器日益胜人的背景下，苏联几乎耗尽了自己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把大部分资源全用在军工一体化制度的完备上，或者说国民经济的增速远远落后于军备竞赛的全部所需。为了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苏联牺牲了一切。对苏联而言，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端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十之八九的智力思想、经济资源。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的。
二、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观及其理想主义改革举措
与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理论滞后不同，在1985-1991年的六年改革期间，戈尔巴乔夫始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改革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思考，积极地从对时代和历史的认识中寻求指导改革的理论。
《真相与自白》一书中他曾专辟一章来阐明其社会主义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已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 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他在回忆录中还写道：“我现在来讲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您可能还会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戈尔巴乔夫应算是一位好的思想者，他身上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也正是这种飘渺的理想注定了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最后失败。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我们还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志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似乎成了一种可以在思想上直接转换的物质。“自由”“民主”“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试图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然而他的国家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一个丧失了活力的国家，通过变革发奋图强恢复青春，自然是需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一当时的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为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等，给他的国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公开性不仅使苏联人民了解到二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而且也知道了有关苏联社会存在的腐败、贫困、杀人、吸毒和卖淫等这些官方严禁报道的丑闻。“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期刊开始刊登以前被视如禁忌的诸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和人道性等方面的文章。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造成损害和灾难的影片和小说(如《忏悔》、《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日瓦戈医生》等)得到了开禁。《消息报》说，到1988年底，六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将可以同读者见面。苏联历史上长期封尘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但是公开性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双刃剑的作用。正如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的潘多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
在面对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也深受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他不遗余力，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为，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他破天荒地将苏共的权力移交给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思考着，中央集权是反现代文明主流的，因此他积极推动权力下放，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最初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是建立在对改革中的政治经济障碍的分析基础上的。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最早在人类历史中确立起以实现国家重工业化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这一体制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通过经济体制的国际比较，人们可以发现，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后，中南美、南亚等一大批民族国家也先后确立起了类似的经济体制，这就客观上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特定的政党、特定的意识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而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来说最深层次的东西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調整问题。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仍然坚持“加速发展战略”。当早期阶段(1985-1987年)经济改革一失败，他就试图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向政治体制方面。他认为，经济改革的障碍根子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即“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个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同一时期中国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是死路一条，“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尖锐地对立起来。在他看来，“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因为旧体制的“灵魂”是“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来看，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忽视了苏联政治体制与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把改革与苏联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一步步地对立起来，转向了对自由主义的道德崇拜中。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苏共的解体将创造出“革新”的自由力量。“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冲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政治改革。他发现他所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的场景同样需要改变。在他当政期间，“全人类利益”成为他日中使用频率极为频繁一个词语，“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金人类的内容。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做媒下，世界政治的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7年12月，苏联和美国签署了《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1991年7月，两国还进一步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1989年2月。苏联结束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撤出了苏联军队；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 问中国，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89年底和1990年，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包括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统一)，苏联未加干涉；1991年春天，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确认了苏联集团的崩溃。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虽然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实际上，指导他展开其行为的那些理论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日益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们不无悲哀地看到，一个与有荣焉的苏联帝国，逐渐在此“革新”过程中分崩离析。
停止阿富汗战争、削减核武器、终结“冷战”这些无可置疑是一个个善缘，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列表上，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理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要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来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一种超迈的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解体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他的所谓“理想”，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意味了什么，在他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评价
自苏联解体十几年来，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出现了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评价。
在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至今都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新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蘇共垮台的罪魁祸首。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再宣誓忠于社会主义是一种烟幕，他“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准备”。因此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改革伊始，人民抱有巨大希望，但是改革却以给我国带来深重灾难而告终，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也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1996年，戈尔巴乔夫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2005年10月的一天，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
在中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中，学者李永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缺乏坚定的政治意志，善于左右摇摆的人，一个不适合担任大国领袖的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使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界发生混乱和失控。”学者李正乐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曾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比较透彻地分析了1日体制的弊病，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代替旧体制。从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开始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为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政权，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当然，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外交十记》中所言也是极有道理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然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在西方，学者们虽然指出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被动、迟疑和彷徨，但对他改革的最终结果大都表示赞赏。麦肯齐和柯伦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六年半的执政生涯中，他日渐成为放松苏联的专制控制、允许东欧摆脱苏联控制和结束冷战的英雄。诺曼·洛编写的《掌握世界现代史》中也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政策恢复了苏联人民的自由；他降低军费、从阿富汗和东欧撤军的政策对于冷战的结束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正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他的这一“功绩”而使得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怎样，由于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改革是失败的或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苏联消亡对其广大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它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十余年里每年减少120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的商业精英的58％、政治精英的71％，平均数可能是61％，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国内经济70％左右。二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格鲁吉亚的内乱同样令世人侧目，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问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破革最终直接招致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历史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和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和地位。苏共的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当人们寻求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时，必须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着眼，而不能纠缠于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个别领袖。这正如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时所指出的，这次革命失败“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知道某个公民不可靠这件事情，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高度来看，我们更不能把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改革说成是个“闹剧”，不必用各种讥讽的语言代替客观、公正、理性的研究。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史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体分析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这一时期的改革全面、深刻、彻底和不加任何掩饰地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危机展现在时代发展和历史变化之中；第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公开性、民主化、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尽管这些理论在苏联改革的实践中完全失败了。但这一失败对人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来说，仍然是一笔值得反思总结的历史遗产；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苏联体制的终结，对于人们重新从历史和理论的源头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历史可能性，这对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曾辉煌一时的苏联这一超级大国最终解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终于使得苏联放弃了自封的社会主义救世主的角色，从而也结束了苏联与外部世界对抗的历史；使长期受俄罗斯民族压迫和压制的其他民族共和国有可能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机会。
当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地位是苦涩的。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咀嚼的历史苦果。1991年苏共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仍坚持着对这场失败的改革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他先后撰写的一系列回忆录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其中有些观点与我们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如果不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地位持嘲弄讥讽、鄙夷和不屑的态度，那么，这些著作应该被看作是我们“咀嚼”苏联改革失败这一苦果必不可少的思想佐料。有了这样的佐料，我们才能在苏共的结局这一苦果中“咀嚼”出真正值得我们汲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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