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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力转移理论是对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转移的原因、形式、阶段的研究。该理论首先由奥根斯基提出，本文着重梳理奥根斯基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评述其利弊，对有关于“权力转移”的研究提供有益材料。
【关键词】 权力转移 奥根斯基 大国崛起
关于国家间战争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通过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形式以及紧迫程度的判断来评估本国的安全形势，找寻避免或预防战争的方法，为其下一步的对外战略提供参考。古典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均势”是维持世界和平的良好模式，即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相对均衡，能够有效的限制各国发动战争的意图，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仔细的探讨。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首先提出：世界并不是单纯的无政府状态，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霸权存在的等级层次，在这样的体系中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可能会发生权力的转移，在权力转移时期，战争的可能性有增大的危险。[1]
1958年奥根斯基在其专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首次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s theory）。在这部著作中奥根斯基将人类世界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均势理论适用于前工业化阶段，权力转移理论适用于共工业化阶段。不同国家由于其内部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不同，导致其在国际社会中掌握的权力大小不同。当崛起国内部工业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主导国时，两国的权力差距就会缩小，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奥根斯基认为国家权力的产生并不是在国际交往中获得的，而是国家内部的工业化造成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间权力的变化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不关心国家权力的产生方式，而是更注重于国家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例如：军队规模、领土面积、盟国关系等。与他们不同的是，奥根斯基追求在“权力的衡量”这种传统的权力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其放在近代工业化历史背景中，寻求近代国家权力变化的深层原因。这确实为国家权力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宏观和深刻的视角。
同时奥根斯基认为，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过程简化为双方权力的纯数量对比，问题主要取决于两国的态度、彼此关系的友好程度、核心利益的冲突的程度等。在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下，国际社会有一个主导大国、一些大国和一个潜在的挑战国。当多数大国满足于现状且支持主导国时，同盟是稳定的;当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大国发展得比主导国还快时，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就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但是关于如何判定一个国家对目前的国际体系是否“满意”一直是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国家有想要改变现有国际“规范”或者是“利益分配”的意愿就可以判定这个国家对现状不满意[2]。在奥根斯基之后的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例如金宇祥、兰姆克等试图运用一些指标、数据化的分析方法找出崛起国家“不满意”的量化指标。
值得肯定的是，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为二战以后关于“暴力冲突”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和框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从人们的习惯认知角度来说，人们很自然的会认为，当两个竞争国家的权力趋向于平等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可能会更公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会减小。但是，现实的国际关系史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结果：当两个国家“权力持平”的时候，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最高。奥根斯基认为并充分论述在现代工业化到来之后，国家权力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水平等。奥根斯基之后的支持者还试图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为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家对“现状是否满意”的程度找到指标化的判断标准。
但是同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也有着许多具有争议的地方。首先，奥根斯基等人的权力转移理论，在分析国家权力增长的要素时，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内部原因导致其自身的权力增长，例如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人口条件等，忽略了国家间军事同盟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3]同时，由于认为国家权力主要来自于本国内部这样的观点，导致该理论无法有力的证明崛起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以及崛起国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什么？其次，关于主导国是“現状满意”国家，而崛起国是“不满意现状”国家的论断，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米尔斯海默认为，当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某一国家时，这样失衡的权力结构必将会容忍“最强国”更加独立地、自主地追求自己的权力。因此，即便是最强国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4]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可以说明米尔斯海默的这个观点，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恐怖主义等严峻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孤立主义政策，例如实行美国优先、贸易保护政策等。由此可见，美国才是当今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最后，虽然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是在国际体系层次的共同认知下，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对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的分析中却采用对位层次的分析方法，没有对权力分配的“系统因素”给予起码的重视，忽略了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除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作用。以上这些缺陷导致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在解释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以及预测战争爆发的趋势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研究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学者留有很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A.F.K. 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ur：Knopf，1958.
[2] Douglas Lemke，Toward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arity and War，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14，no.2 （Winter1995），p.145.
[3] 例如中国学者唐健曾就奥根斯基的该观点表示批评，参见《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际模式与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63—96页。
[4]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York：N.N.Norton，2001.
作者简介：吴霞，1993年3月1出生，汉族，籍贯：黑龙江省富锦市，职务：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俄国际关系，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社专业。
【关键词】 权力转移 奥根斯基 大国崛起
关于国家间战争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主题，通过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形式以及紧迫程度的判断来评估本国的安全形势，找寻避免或预防战争的方法，为其下一步的对外战略提供参考。古典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均势”是维持世界和平的良好模式，即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相对均衡，能够有效的限制各国发动战争的意图，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仔细的探讨。以奥根斯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首先提出：世界并不是单纯的无政府状态，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霸权存在的等级层次，在这样的体系中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可能会发生权力的转移，在权力转移时期，战争的可能性有增大的危险。[1]
1958年奥根斯基在其专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首次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s theory）。在这部著作中奥根斯基将人类世界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均势理论适用于前工业化阶段，权力转移理论适用于共工业化阶段。不同国家由于其内部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不同，导致其在国际社会中掌握的权力大小不同。当崛起国内部工业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主导国时，两国的权力差距就会缩小，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奥根斯基认为国家权力的产生并不是在国际交往中获得的，而是国家内部的工业化造成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间权力的变化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不关心国家权力的产生方式，而是更注重于国家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例如：军队规模、领土面积、盟国关系等。与他们不同的是，奥根斯基追求在“权力的衡量”这种传统的权力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其放在近代工业化历史背景中，寻求近代国家权力变化的深层原因。这确实为国家权力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宏观和深刻的视角。
同时奥根斯基认为，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过程简化为双方权力的纯数量对比，问题主要取决于两国的态度、彼此关系的友好程度、核心利益的冲突的程度等。在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下，国际社会有一个主导大国、一些大国和一个潜在的挑战国。当多数大国满足于现状且支持主导国时，同盟是稳定的;当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大国发展得比主导国还快时，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就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但是关于如何判定一个国家对目前的国际体系是否“满意”一直是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国家有想要改变现有国际“规范”或者是“利益分配”的意愿就可以判定这个国家对现状不满意[2]。在奥根斯基之后的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例如金宇祥、兰姆克等试图运用一些指标、数据化的分析方法找出崛起国家“不满意”的量化指标。
值得肯定的是，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为二战以后关于“暴力冲突”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和框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从人们的习惯认知角度来说，人们很自然的会认为，当两个竞争国家的权力趋向于平等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可能会更公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会减小。但是，现实的国际关系史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结果：当两个国家“权力持平”的时候，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最高。奥根斯基认为并充分论述在现代工业化到来之后，国家权力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水平等。奥根斯基之后的支持者还试图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为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家对“现状是否满意”的程度找到指标化的判断标准。
但是同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也有着许多具有争议的地方。首先，奥根斯基等人的权力转移理论，在分析国家权力增长的要素时，更多的是强调国家内部原因导致其自身的权力增长，例如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人口条件等，忽略了国家间军事同盟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3]同时，由于认为国家权力主要来自于本国内部这样的观点，导致该理论无法有力的证明崛起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以及崛起国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什么？其次，关于主导国是“現状满意”国家，而崛起国是“不满意现状”国家的论断，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米尔斯海默认为，当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某一国家时，这样失衡的权力结构必将会容忍“最强国”更加独立地、自主地追求自己的权力。因此，即便是最强国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4]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可以说明米尔斯海默的这个观点，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恐怖主义等严峻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孤立主义政策，例如实行美国优先、贸易保护政策等。由此可见，美国才是当今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最后，虽然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是在国际体系层次的共同认知下，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对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的分析中却采用对位层次的分析方法，没有对权力分配的“系统因素”给予起码的重视，忽略了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除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作用。以上这些缺陷导致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在解释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以及预测战争爆发的趋势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研究国家间暴力冲突的学者留有很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A.F.K. 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ur：Knopf，1958.
[2] Douglas Lemke，Toward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arity and War，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14，no.2 （Winter1995），p.145.
[3] 例如中国学者唐健曾就奥根斯基的该观点表示批评，参见《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际模式与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63—96页。
[4]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York：N.N.Norton，2001.
作者简介：吴霞，1993年3月1出生，汉族，籍贯：黑龙江省富锦市，职务：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俄国际关系，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社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