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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浮动于金钱与卑微之中，躯体已被淹没，只剩下一颗苍老的头颅。
这是一个崇尚“轻”的时代，从太太的体重到人生的信仰，从历史的评说到音乐的节奏，以“轻”为美已成为风范。
究其原因，我们的共和国虽说年轻，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战争的瘢痕上已开满了鲜花，关于火与血的故事已羽化为神话。世界上两大阵营的消弥，使我们在瞬间模糊了某种长期划定的界限。当人们发现以往的沉重已无处附丽，调转头来寻觅久已遗失的“轻松”，是反叛也是回归。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的“高”、“大”、“全”，让许多人以为那就是崇高。
人心世道发生了大变化，人们在一个充满阴霾的早上发现金钱是那么可爱。中国人喜欢矫枉过正，因为我们的人口多，大家同时发现了一个真理，同心协力人多力量大的结果就是把它逼近谬误。一位研究历史的长者对我说，这一次金钱大潮对知识分子信仰冲击的力度，甚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时是别人看不起你，这一回是叫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于是蔑视崇高成为一种“时髦”。
人们不谈信仰，不谈友谊，不谈爱情，不谈永远。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被视为正常，马路上出现了舍己救人的英雄，人们可以理解小偷，却要把救人者当做异端……
文学家们（请原谅我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人都归入其内）便有了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的文学里有了那么多的卑微。文学家们用生花妙笔殚精竭虑地传达卑微，读者们心有灵犀浅吟低唱地领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温暖而浑浊的水，每个人都快活地在里面打了一个滚儿。我们在水中荡涤了自身的污垢，然后披着更多的灰尘回到太阳底下。这种阅读使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原来世界已一片混沌，我们不必批判自身的瘰疬，比起书中的人物，我们还要清洁得多哩！
崇高的侧面可以是平凡，绝不是卑微。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骄傲。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这就是伟大作家的良知。
面对卑微，我们可以投降，向一股股浊流顶礼膜拜。写媚俗的文字，趋炎的文字，将大众欣赏的口味再向负面拉扯。一边交上粗劣甚或有毒的稗谷，换了高价沾沾自喜，一边羞羞答答地说一句“著书只为稻粱谋”。其实若单单为了换钱，以写字做商品是最慢而且利益菲薄。总觉得稿费的低廉未尝不是好事，在饿瘦了真正的文学家的同时，也饿跑了为数不少的混混儿，起到了某种清理阶级队伍的作用。
其实卑微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它是祖先遗传给我们的精神财产，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伴随我们整个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它也始终存在，只是从未做过主角。好比鲁迅先生鞭挞过的“二丑艺术”，就是一种形象的卑微。二丑什么都明白，表面上唯唯喏喏，背后里指点江山，但他依旧为虎作伥。
对抗卑微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是一种构造精细又孱弱无比的生物，对大自然和对其它强大生物的惧怕，使人类渴望崇高。
我很小的时候到西藏当兵，面对广漠的冰川与荒原，我体验到个人的无比渺小。那里的冷寂使你怀疑自身的存在是否真实，我想地球最初凝结成固体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山川日月都僵死一团，唯有人，虽然幼小，却在不停地蠕动，给整个大地带来活泼的生气。我突然在心底涌动奇异的感觉——我虽然草芥一般，却不会屈服，我一定会爬上那座最高的山。
当我真的站在那座山的主峰之上时，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崇高。它其实是一种发源于恐惧的感情，是一种战胜了恐惧之后的豪迈。
也许是青年时代给我的感受太深，也许我的血管里始终涌动军人的血液，我对于伟大的和威严的事物，有特殊的热爱。我在生活中寻找捕捉蕴涵时代和生命本质的东西，因为“崇高”感情的激发，有赖于事物一定的数量与质量。我们面对一条清浅的小河，可以赞叹它的清纯宁澈，却与崇高不搭界的。但你面对大海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澎湃会激起你命运的沧桑感。我这里丝毫不是鄙薄小河的宁静，只是它属于另一个叫做“优美”的范畴。
我常常将我的主人公置于急遽的矛盾变幻之中。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人物逼近某种绝境，使他面临选择的两难困惑之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遭遇无数次的选择。人们选择的标准一般是遵循道德习惯与法律的准则，但有的时候，情势像张开的剪刀刈割着神经，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眼前的窘境。在这种犹疑彷徨中，时代的风貌与人的性格就凸现出来。人们迟疑的最大顾虑是害怕选择错了的后果，所以说到底，还是内在的恐惧最使人悲哀。假如人能够战胜自身的恐惧，做出合乎历史顺乎人性的抉择，我以为他就达到了崇高。日新月异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层出不穷的“选择”场地，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幸运。
我常常在作品里写到死亡。这不单是因为我做过多年的医生，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结束，它不允许反悔。无论选择是正确还是谬误，死亡都强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恶，大美大善，大彻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极淋漓的宣泄，成为人生最后的定格。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人临死前，爱说真话，死亡是对人的大考验。要是死到临头还不说真话，那这人也极有性格，挖掘他的心理，也是文学难得的材料。
我常常满腔热情地注视着生活，探询我不懂的事物，对世界充满好奇。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现如今有了一个“审丑”的词，丑可以“审”（审问的审），却不可赞扬。
当年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座冰山，在感觉崇高的同时，极目远眺，看到无数耸立的高峰，那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地方。凝视远方，崇高给予我们勇气，也使我们更感觉自身的微不足道。
因为山是没有穷尽的。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恰到好处的幸福》 作者：毕淑敏）
这是一个崇尚“轻”的时代，从太太的体重到人生的信仰，从历史的评说到音乐的节奏，以“轻”为美已成为风范。
究其原因，我们的共和国虽说年轻，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战争的瘢痕上已开满了鲜花，关于火与血的故事已羽化为神话。世界上两大阵营的消弥，使我们在瞬间模糊了某种长期划定的界限。当人们发现以往的沉重已无处附丽，调转头来寻觅久已遗失的“轻松”，是反叛也是回归。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的“高”、“大”、“全”，让许多人以为那就是崇高。
人心世道发生了大变化，人们在一个充满阴霾的早上发现金钱是那么可爱。中国人喜欢矫枉过正，因为我们的人口多，大家同时发现了一个真理，同心协力人多力量大的结果就是把它逼近谬误。一位研究历史的长者对我说，这一次金钱大潮对知识分子信仰冲击的力度，甚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时是别人看不起你，这一回是叫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于是蔑视崇高成为一种“时髦”。
人们不谈信仰，不谈友谊，不谈爱情，不谈永远。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被视为正常，马路上出现了舍己救人的英雄，人们可以理解小偷，却要把救人者当做异端……
文学家们（请原谅我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人都归入其内）便有了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的文学里有了那么多的卑微。文学家们用生花妙笔殚精竭虑地传达卑微，读者们心有灵犀浅吟低唱地领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温暖而浑浊的水，每个人都快活地在里面打了一个滚儿。我们在水中荡涤了自身的污垢，然后披着更多的灰尘回到太阳底下。这种阅读使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原来世界已一片混沌，我们不必批判自身的瘰疬，比起书中的人物，我们还要清洁得多哩！
崇高的侧面可以是平凡，绝不是卑微。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骄傲。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这就是伟大作家的良知。
面对卑微，我们可以投降，向一股股浊流顶礼膜拜。写媚俗的文字，趋炎的文字，将大众欣赏的口味再向负面拉扯。一边交上粗劣甚或有毒的稗谷，换了高价沾沾自喜，一边羞羞答答地说一句“著书只为稻粱谋”。其实若单单为了换钱，以写字做商品是最慢而且利益菲薄。总觉得稿费的低廉未尝不是好事，在饿瘦了真正的文学家的同时，也饿跑了为数不少的混混儿，起到了某种清理阶级队伍的作用。
其实卑微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它是祖先遗传给我们的精神财产，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伴随我们整个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它也始终存在，只是从未做过主角。好比鲁迅先生鞭挞过的“二丑艺术”，就是一种形象的卑微。二丑什么都明白，表面上唯唯喏喏，背后里指点江山，但他依旧为虎作伥。
对抗卑微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是一种构造精细又孱弱无比的生物，对大自然和对其它强大生物的惧怕，使人类渴望崇高。
我很小的时候到西藏当兵，面对广漠的冰川与荒原，我体验到个人的无比渺小。那里的冷寂使你怀疑自身的存在是否真实，我想地球最初凝结成固体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山川日月都僵死一团，唯有人，虽然幼小，却在不停地蠕动，给整个大地带来活泼的生气。我突然在心底涌动奇异的感觉——我虽然草芥一般，却不会屈服，我一定会爬上那座最高的山。
当我真的站在那座山的主峰之上时，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崇高。它其实是一种发源于恐惧的感情，是一种战胜了恐惧之后的豪迈。
也许是青年时代给我的感受太深，也许我的血管里始终涌动军人的血液，我对于伟大的和威严的事物，有特殊的热爱。我在生活中寻找捕捉蕴涵时代和生命本质的东西，因为“崇高”感情的激发，有赖于事物一定的数量与质量。我们面对一条清浅的小河，可以赞叹它的清纯宁澈，却与崇高不搭界的。但你面对大海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澎湃会激起你命运的沧桑感。我这里丝毫不是鄙薄小河的宁静，只是它属于另一个叫做“优美”的范畴。
我常常将我的主人公置于急遽的矛盾变幻之中。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人物逼近某种绝境，使他面临选择的两难困惑之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遭遇无数次的选择。人们选择的标准一般是遵循道德习惯与法律的准则，但有的时候，情势像张开的剪刀刈割着神经，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眼前的窘境。在这种犹疑彷徨中，时代的风貌与人的性格就凸现出来。人们迟疑的最大顾虑是害怕选择错了的后果，所以说到底，还是内在的恐惧最使人悲哀。假如人能够战胜自身的恐惧，做出合乎历史顺乎人性的抉择，我以为他就达到了崇高。日新月异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层出不穷的“选择”场地，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幸运。
我常常在作品里写到死亡。这不单是因为我做过多年的医生，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结束，它不允许反悔。无论选择是正确还是谬误，死亡都强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恶，大美大善，大彻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极淋漓的宣泄，成为人生最后的定格。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人临死前，爱说真话，死亡是对人的大考验。要是死到临头还不说真话，那这人也极有性格，挖掘他的心理，也是文学难得的材料。
我常常满腔热情地注视着生活，探询我不懂的事物，对世界充满好奇。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现如今有了一个“审丑”的词，丑可以“审”（审问的审），却不可赞扬。
当年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座冰山，在感觉崇高的同时，极目远眺，看到无数耸立的高峰，那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地方。凝视远方，崇高给予我们勇气，也使我们更感觉自身的微不足道。
因为山是没有穷尽的。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恰到好处的幸福》 作者：毕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