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罗隐，才高八斗，闻名遐迩。但在诸侯割据、门阀等第甚重的唐末，终因其貌不扬，出身寒微，且恃才傲物，性好讥讽而得罪权贵，先后八次获荐赴长安应试，竟一无所获。直到他55岁，东归钱鑃，才混上个钱塘县令。失意官场的一生和飘泊游宦的经历，使之对现实和历史有超乎寻常的识见。在他传世的诗文中，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独特视野。这种视野的一大独特处，即为罗隐站在被侮辱、被压迫的女性立场，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挑战传统的世俗偏见。
　　咏史诗在帝国走向没落的晚唐盛极一时。与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等齐名的罗隐，写下50多首咏史诗，其中有以下两首：“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另一首作于唐僖宗避难四川的时候，题日《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文字通俗明快，立意一反俗见，对“红颜祸水”论大加挞伐、嘲讽。在前人和传统的观念里，似乎西施、杨玉环这些倾国倾城的美女，都是亡国的“祸水”，充当了“美人计”的道具。所以，对她们一再施以怨恨、指责。罗隐拨开历史迷雾，对“红颜祸水”设问、质疑，引领人们去思索吴国灭亡、安史之乱的历史原因。把一个国家或某一朝代败亡的责任，完全放在女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按“红颜祸水”的逻辑，最高权势者的夫差、李隆基们，他们对国家、朝政该负的责任在哪里?没有他们的奢靡、腐败，信用宵小、自乱纲纪，国何以亡，政何以衰?在皇权主宰的社会中，“怨西施”“怨杨妃”的“红颜祸水”论，其实只是为权势者洗涮罪过、开脱责任的借口而已。罗隐咏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高居庙堂的皇帝，并全力替西施、杨贵妃辩诬，其论史的女性立场，了了分明。
　　落魄文人罗隐，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这样露骨的咏史诗讥讽唐僖宗，他的连年不第也就不奇怪了。正像当时一位举子刘赞赠诗所说：“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留给罗隐的，只有一条归去之路。“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做了20多年科举幻梦的罗隐，只能无奈回江东。
　　诗作甚佳的罗隐，又被文学史家推为“晚唐小品文第一人”。其杂文集《谗书》中的历史小品《越妇言》，重构了朱买臣休妻的故事，用以暴露官场的虚伪、丑恶。载于《汉书》的这个故事，本意在颂扬朱买臣，贬斥穷困中抛弃丈夫的买臣之妻，但在罗隐笔下，苦读时扬言“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的朱买臣，一朝功成名就，却尸位素餐，无所用心，“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便之然耶?岂急于富贵未暇度者耶?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羞愤的买臣之妻，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乃闭气而死”。作者借买臣妻之口，控诉朝廷官僚的虚假做秀，同时为买臣之妻翻了案：她没有辜负夫君，反为夫君的虚伪丑陋而死。这种为社会底层妇女立言、张目的女性视野，与前述咏史诗一脉相通。其思想的深刻就在，总把批评锋芒对准强势的权力和整个男权社会，不留半点情面。在一千多年前罗隐能有这等境界，殊为难得。清代王乃斌的《罗昭谏墓》诗，似可作罗隐诗文的确评：“晚唐诗笔健，给事老江东。遗稿千秋在，疑阡异地同。”
　　罗隐论史的这种独特视野，对后世学者、文人的影响，在浙江乡党的鲁迅身上显露无遗。1934年末，蛰居沪上的鲁迅写杂文《阿金》，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罗隐与鲁迅间的文化传承，如此明显，许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社会有着清醒的洞察力，又有同样的女性视野的缘故吧。
　　于今，“情妇诱贪”说不绝于耳，它是否“红颜祸水”论的翻版，真值得我们细细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