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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仅14.9平方公里，大部分为填海所得。当“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特殊政策6月底获国务院批复后，炙手可热的前海概念与略显平静的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习惯了工地热火朝天的考察者，对投资多少有点儿心里打鼓。
“这其实是一片静悄悄的工地”，接受采访时，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经营发展处兼秘书处处长王锦侠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要想对填海所得土地进行高质量开发，必须要进行至少220天的堆载预压，否则上面的建筑可能出现下沉断裂等严重质量问题，你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承载物理压力的新填土地”。
据王锦侠介绍，由于这里此前是物流园区，填海质量跟今天的规划要求有差距，所以不少地方还要掏出杂质重新填土，再堆埋预压。“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的填海工作，到年底全面稳定工作就将完成”。
“前海人没有偷懒，也不想急功近利图一时之快。静悄悄的土地承载着静悄悄的使命和压力……”，采访中，历史专业出身、从市委组织部来到前海的王锦侠一语双关。
吃螃蟹者：金融企业占比78%
静悄悄的压力之下，前海第一批招商引资谜底揭盅。
这是一个各方都关心的话题，毕竟，在一片滩涂荒地上描绘美丽新世界不容易，第一批吃螃蟹者，其气魄格局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前海的未来。
7月16日，谜底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在香港招商推介会上揭晓：当日共有37家企业与前海管理局签约，总金额2200亿元。37家企业中，包括12家港资、12家外资及13家内资企业。
其中15家为世界500强企业，占签约企业总数4成；18家金融企业共签约1770亿元，占总签金额78%，这些企业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澳洲宝泽金融集团等多家金融巨头。
加之6月前已在前海注册的21家企业，前海总签约金额近3000亿元，并与78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稳定联系，入库项目197个。
“香港四大家族，其中三个已来考察过”，忙碌了一天的刘锦侠，说这话时轻松而开心。作为印证，16日的香港签约仪式上，新世界的郑家纯已落单下锤。
强大的示范效应肯定已发酵，事实上，《财经国家周刊》13日到访前海管理局时，这个临时租住的简朴的办公区可谓“人来人往”，日程表上各时段排得满满，用前海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陶续良的话说是“虽然忙，但心理终于踏实了”
“确切地说，我们是在选商选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招商引资”，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前海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的土地，引进的企业和项目必须具有高端引领性及高附加值特点，而且要与前海的现代服务业试验目标相吻合。
为此管理局初步设定了三个门槛：一是录取门槛，必须经过评估后才能录取注册；二是政策门槛，进驻企业需符合前海产业目录和优惠目录中的相关要求；三是用地门槛，比如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的企业，其上一年总收入需超过200亿元，投资指标超过100亿元，并保证在投产第二年至少产生6亿税收。
“这还只是初步设想，一切都还在规划中，首批我们计划拿出2.5平方公里土地，研究如何将首批功能单元的效果发挥到最大，以初步体现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王锦侠说。
价值一：制度转型及金融试验田
前海试什么？它之于今日中国的试验价值何在？
17日一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即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前海在香港签约37家实力企业的消息，并意味深长地写了7字评论——“金融改革新进展”。
前海签约大单，即被金融智囊解读为“金融改革新进展”，各方对前海金融试验期待之殷可见一斑。
看一下时间表可知，前海获批前一个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前海试验区获批半个月，珠海横琴召开闭门会议，深入研讨珠海横琴的相关方案，广东南沙亦在紧锣密鼓。
而所有的试验，无论是金融综改，还是现代服务业，核心内容都落脚于“金融”二字。
某种程度上，这暗合了今天的中国发展现实。
王锦侠说，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机制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是匹配的，由此成就了中国高速发展奇迹；而产业要升级、要大幅提高现代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现有的体制机制已显示出不适应性。表现为每年我国仅有的四个完不成任务的指标中，便有“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提高0.8到1个百分点”。
也因此，时至今日我国服务业占比最乐观的统计也仅4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60%-70%，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香港更超过93%。
“所以，如果问前海对国家有何试验价值？我认为首先就是探索与产业升级及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相配套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王锦侠说。
在他看来，前海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试验优势：一是背靠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制造业基地，经济腹地宽广，制造业升级要求迫切；二是香港服务业优势明显，可提供诸多可资借鉴的制度模式和措施经验。这方面郑宏杰有句口头语，即“遇到什么问题就去香港，看看那里有什么可学的”；三是国务院在体制机制方面，赋予了前海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比如前海管理局的运作模式，比如在区内非金融领域享有的计划单列市权限等。
而前海的制度口子能开多大，是潜在投资者及分析人士最关注的内容。这方面，前海管理局采用新加坡及香港卓有成效“法定机构”运行模式，开了前海制度创新的先河。
“2011年1月成立的前海管理局，既不是政府，也不同于事业单位，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公共机构，享有完整的区域管理权限”，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这样表述他所领导的部门，“通俗地说，就是企业化政府，而不是政府的企业”。
所以前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公务员，机构设置及运行一切以服务企业为圭臬，“按需设岗、贴需贴心”是王锦侠提及机构时反复说到的几个词。
与此同时，2011年7月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前海条例”，则被称为“前海的基本法”。尽管仍有诸多妥协，但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的话说是，该条例的通过，将为前海管理局接下来进行封闭管理、独立运行、充分发挥权力提供强大的支持，为香港和各国企业进驻前海提供法律依据。 “前海的制度创新空间及实践，不仅关乎前海的未来成败，更承载着珠三角乃至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的转型期待”，采访中，深圳一家投资机构的首席分析员如是说。
前海之于中国的第二个试验价值，是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验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日益迫切。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开放并没有遵循一国货币国际化所走的通常路径（即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离岸中心建设-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而是每个环节都放一点，每个环节又都加以必要限制。
这样的路径选择，被一些学界人士认为过于激进。比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放开后，香港短时间内人民币存款突破6000亿元，即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套利行为有关。可为佐证的是，近月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开始回落，目前约5500亿元左右。
研究者的另一观点是，金融开放不同于产业开放，受利益驱动及货币的流动特性影响，局部的金融开放往往会扩散并导致原本想圈住的试错风险外溢。
这两种说法，对前海试验来说，无疑都非常重要，甚至决定其试验成败。
采访时谈及此，王锦侠认为学者的观点非常重要，会为前海下一步制定相关细则提供很好的参考借鉴。
“但我们作为创业者和改革的实践者，必须在充分考虑国际惯例、理论推演等各种风险的基础上，大胆去试，而不是因为有风险就缩回来。我们体量小，试错了可以纠正。前海之所以要成立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多多听取专业人士意见，使我们试验的细则设计更科学合理”。王锦侠举例说，“如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前海区内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这一条，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利率，避免因不同利率导致的套利行为。”
价值二：粤港深共赢推进器
前海之于深圳、香港及广东又意味着什么？
“之于深圳的意义有三”，深谈5个半小时，被戏称为“前海之脑”的王锦侠始终思路清晰：
一是帮助深圳完成城市中心临海布局战略，“这是任何一个临海临江城市走向成熟都要做的事情。前海之于深圳，将如维港之于香港；曼哈顿之于纽约。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的城市中心经历了从罗湖到福田的演变，至前海，深圳城市发展将走向成熟。”
二是帮助特区继续“特”下去，这个不用多说，毕竟，国家赋予前海诸多先行先试政策，这些政策会外化。
三是发展起来的前海，将在一定程度上描摹深圳未来的历史定位，毕竟，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而前海则与改革开放30年相伴而生。
总结前海之于香港的价值，王锦侠认为可助力香港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竞争中，香港有抢得先机及一国优势；但伦敦同样有金融业家底深厚及时区优势；新加坡则依托与我国政经关系密切的东盟诸国，目前已获批一家结算行，朝人民币离岸中心再迈一步”，新加坡华侨银行分析师谢栋铭这样分析三地情况。
而要巩固人民币离岸中心优势，让香港沉淀的6700亿人民币活起来，国务院赋予前海的“过渡通道”优势明显。根据批复精神，注册于前海的企业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香港的金融机构，则可向前海区内企业进行人民币贷款。
“这既是对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在港人民币回流的探索，更是对香港竞争离岸中心的最有力支撑，必将极大地刺激港人持有人民币的热情，使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更大更活”，采访中，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总结。
谈及前海之于广东的意义，王锦侠强调了三点：一是以其现代服务业为龙头，可盘活升级整个珠三角制造业；二是根据前海所在区位及未来交通设施布局，带动辐射珠三角的东莞、中山等产业及城市发展；三是针对广东南沙、珠海横琴的开发区试验，前海将提供经验借鉴及错位竞争的起点。
前海人的名片左上角有钢印暗刻的“拓荒牛”，郑宏杰说这是他特意让刻上去的，“低调，但印得很深。我相信前海会再次产生奇迹，所以，你问我最担心什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思想不够解放，给我们试的空间不够大”。
习惯了工地热火朝天的考察者，对投资多少有点儿心里打鼓。
“这其实是一片静悄悄的工地”，接受采访时，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经营发展处兼秘书处处长王锦侠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要想对填海所得土地进行高质量开发，必须要进行至少220天的堆载预压，否则上面的建筑可能出现下沉断裂等严重质量问题，你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承载物理压力的新填土地”。
据王锦侠介绍，由于这里此前是物流园区，填海质量跟今天的规划要求有差距，所以不少地方还要掏出杂质重新填土，再堆埋预压。“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的填海工作，到年底全面稳定工作就将完成”。
“前海人没有偷懒，也不想急功近利图一时之快。静悄悄的土地承载着静悄悄的使命和压力……”，采访中，历史专业出身、从市委组织部来到前海的王锦侠一语双关。
吃螃蟹者：金融企业占比78%
静悄悄的压力之下，前海第一批招商引资谜底揭盅。
这是一个各方都关心的话题，毕竟，在一片滩涂荒地上描绘美丽新世界不容易，第一批吃螃蟹者，其气魄格局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前海的未来。
7月16日，谜底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在香港招商推介会上揭晓：当日共有37家企业与前海管理局签约，总金额2200亿元。37家企业中，包括12家港资、12家外资及13家内资企业。
其中15家为世界500强企业，占签约企业总数4成；18家金融企业共签约1770亿元，占总签金额78%，这些企业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澳洲宝泽金融集团等多家金融巨头。
加之6月前已在前海注册的21家企业，前海总签约金额近3000亿元，并与78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稳定联系，入库项目197个。
“香港四大家族，其中三个已来考察过”，忙碌了一天的刘锦侠，说这话时轻松而开心。作为印证，16日的香港签约仪式上，新世界的郑家纯已落单下锤。
强大的示范效应肯定已发酵，事实上，《财经国家周刊》13日到访前海管理局时，这个临时租住的简朴的办公区可谓“人来人往”，日程表上各时段排得满满，用前海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陶续良的话说是“虽然忙，但心理终于踏实了”
“确切地说，我们是在选商选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招商引资”，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前海只有不到15平方公里的土地，引进的企业和项目必须具有高端引领性及高附加值特点，而且要与前海的现代服务业试验目标相吻合。
为此管理局初步设定了三个门槛：一是录取门槛，必须经过评估后才能录取注册；二是政策门槛，进驻企业需符合前海产业目录和优惠目录中的相关要求；三是用地门槛，比如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的企业，其上一年总收入需超过200亿元，投资指标超过100亿元，并保证在投产第二年至少产生6亿税收。
“这还只是初步设想，一切都还在规划中，首批我们计划拿出2.5平方公里土地，研究如何将首批功能单元的效果发挥到最大，以初步体现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王锦侠说。
价值一：制度转型及金融试验田
前海试什么？它之于今日中国的试验价值何在？
17日一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即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前海在香港签约37家实力企业的消息，并意味深长地写了7字评论——“金融改革新进展”。
前海签约大单，即被金融智囊解读为“金融改革新进展”，各方对前海金融试验期待之殷可见一斑。
看一下时间表可知，前海获批前一个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前海试验区获批半个月，珠海横琴召开闭门会议，深入研讨珠海横琴的相关方案，广东南沙亦在紧锣密鼓。
而所有的试验，无论是金融综改，还是现代服务业，核心内容都落脚于“金融”二字。
某种程度上，这暗合了今天的中国发展现实。
王锦侠说，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机制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是匹配的，由此成就了中国高速发展奇迹；而产业要升级、要大幅提高现代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现有的体制机制已显示出不适应性。表现为每年我国仅有的四个完不成任务的指标中，便有“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提高0.8到1个百分点”。
也因此，时至今日我国服务业占比最乐观的统计也仅4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60%-70%，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香港更超过93%。
“所以，如果问前海对国家有何试验价值？我认为首先就是探索与产业升级及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相配套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王锦侠说。
在他看来，前海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试验优势：一是背靠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制造业基地，经济腹地宽广，制造业升级要求迫切；二是香港服务业优势明显，可提供诸多可资借鉴的制度模式和措施经验。这方面郑宏杰有句口头语，即“遇到什么问题就去香港，看看那里有什么可学的”；三是国务院在体制机制方面，赋予了前海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比如前海管理局的运作模式，比如在区内非金融领域享有的计划单列市权限等。
而前海的制度口子能开多大，是潜在投资者及分析人士最关注的内容。这方面，前海管理局采用新加坡及香港卓有成效“法定机构”运行模式，开了前海制度创新的先河。
“2011年1月成立的前海管理局，既不是政府，也不同于事业单位，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公共机构，享有完整的区域管理权限”，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这样表述他所领导的部门，“通俗地说，就是企业化政府，而不是政府的企业”。
所以前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公务员，机构设置及运行一切以服务企业为圭臬，“按需设岗、贴需贴心”是王锦侠提及机构时反复说到的几个词。
与此同时，2011年7月由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前海条例”，则被称为“前海的基本法”。尽管仍有诸多妥协，但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的话说是，该条例的通过，将为前海管理局接下来进行封闭管理、独立运行、充分发挥权力提供强大的支持，为香港和各国企业进驻前海提供法律依据。 “前海的制度创新空间及实践，不仅关乎前海的未来成败，更承载着珠三角乃至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的转型期待”，采访中，深圳一家投资机构的首席分析员如是说。
前海之于中国的第二个试验价值，是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试验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日益迫切。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开放并没有遵循一国货币国际化所走的通常路径（即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离岸中心建设-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而是每个环节都放一点，每个环节又都加以必要限制。
这样的路径选择，被一些学界人士认为过于激进。比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放开后，香港短时间内人民币存款突破6000亿元，即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套利行为有关。可为佐证的是，近月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开始回落，目前约5500亿元左右。
研究者的另一观点是，金融开放不同于产业开放，受利益驱动及货币的流动特性影响，局部的金融开放往往会扩散并导致原本想圈住的试错风险外溢。
这两种说法，对前海试验来说，无疑都非常重要，甚至决定其试验成败。
采访时谈及此，王锦侠认为学者的观点非常重要，会为前海下一步制定相关细则提供很好的参考借鉴。
“但我们作为创业者和改革的实践者，必须在充分考虑国际惯例、理论推演等各种风险的基础上，大胆去试，而不是因为有风险就缩回来。我们体量小，试错了可以纠正。前海之所以要成立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多多听取专业人士意见，使我们试验的细则设计更科学合理”。王锦侠举例说，“如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前海区内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这一条，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利率，避免因不同利率导致的套利行为。”
价值二：粤港深共赢推进器
前海之于深圳、香港及广东又意味着什么？
“之于深圳的意义有三”，深谈5个半小时，被戏称为“前海之脑”的王锦侠始终思路清晰：
一是帮助深圳完成城市中心临海布局战略，“这是任何一个临海临江城市走向成熟都要做的事情。前海之于深圳，将如维港之于香港；曼哈顿之于纽约。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的城市中心经历了从罗湖到福田的演变，至前海，深圳城市发展将走向成熟。”
二是帮助特区继续“特”下去，这个不用多说，毕竟，国家赋予前海诸多先行先试政策，这些政策会外化。
三是发展起来的前海，将在一定程度上描摹深圳未来的历史定位，毕竟，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而前海则与改革开放30年相伴而生。
总结前海之于香港的价值，王锦侠认为可助力香港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人民币离岸中心竞争中，香港有抢得先机及一国优势；但伦敦同样有金融业家底深厚及时区优势；新加坡则依托与我国政经关系密切的东盟诸国，目前已获批一家结算行，朝人民币离岸中心再迈一步”，新加坡华侨银行分析师谢栋铭这样分析三地情况。
而要巩固人民币离岸中心优势，让香港沉淀的6700亿人民币活起来，国务院赋予前海的“过渡通道”优势明显。根据批复精神，注册于前海的企业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香港的金融机构，则可向前海区内企业进行人民币贷款。
“这既是对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在港人民币回流的探索，更是对香港竞争离岸中心的最有力支撑，必将极大地刺激港人持有人民币的热情，使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更大更活”，采访中，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总结。
谈及前海之于广东的意义，王锦侠强调了三点：一是以其现代服务业为龙头，可盘活升级整个珠三角制造业；二是根据前海所在区位及未来交通设施布局，带动辐射珠三角的东莞、中山等产业及城市发展；三是针对广东南沙、珠海横琴的开发区试验，前海将提供经验借鉴及错位竞争的起点。
前海人的名片左上角有钢印暗刻的“拓荒牛”，郑宏杰说这是他特意让刻上去的，“低调，但印得很深。我相信前海会再次产生奇迹，所以，你问我最担心什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思想不够解放，给我们试的空间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