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视人王伟忠之前在业内属于“大咖”，但在普通观众当中知名度很低。这次，因为《中国梦之声》，他迅速“走红”。
　　王伟忠此次来《中国最强音》做“导师”是因为一位上海朋友的引荐。从5月19日上海试唱会正式启动，到8月25日总决选的直播，《中国梦之声》四位导师将分别在上海、成都、北京、深圳四地聚合心目中的“梦之声”，甄选出一位Chinese Idol（中国偶像）。
　　“暴君”变温和了
　　《中国梦之声》其他三位导师中，除了韩红与王伟忠是第一次认识，李玟与王在1994年便结识，而黄晓明又录制过王创立的谈话节目《康熙来了》。
　　谈及这个四人组合，王伟忠说，黄晓明是一位偶像，在节目中可以从非音乐角度去阐释一些看法；韩红是绝对唱将，对中国流行音乐的进程十分了解；李玟代表国际化，又很熟悉American Idol（《美国偶像》）的制作流程，与制作人也是好朋友；自己则是一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很早便做综艺节目和明星经纪工作。王伟忠说，东方卫视在事前没有“灌输”谁做“毒舌”，谁做“Yes小姐”或“好好先生”，只是要求他们对通过的选手说“过”，对未能通过的选手说“谢谢”。四位导师更像是招聘会现场的面试官。
　　经历了几场试唱会，四位导师哭过，笑过，疲倦过，但没有真正对哪位选手发过火，尤其是王伟忠，往往是微笑着坐在一旁，听韩红“点化”选手，看黄晓明“放电”，偶尔跟李玟交流几句，只有到最后，才会牵头说一句：让我们来做个决定吧！当然，遇到有个性和亮点的选手，王伟忠也会力争，因为他特别看重创意和有趣，也因此，才能培养出诸如胡瓜、吴宗宪、曹启泰这样的“综艺天王”，以及小S、蔡康永、陈汉典、Hold住姐等一班极具话题性的主持人。
　　但王伟忠在台湾电视界是有“暴君”之名的，没被他骂过，也就等同于没被他欣赏过，因此，在《中国梦之声》开播之际，有很多人期待他能“毒舌”一把。只是此次“暴君”一改往日作风，不仅收敛了锋芒，甚至显得少言寡语。
　　“我基本上不会在一开始就做‘暴君’、士官长，这是艺人‘入伍’之后，也就是在开始训练他成为职业艺人的时候才会做的。在评审过程中，我要做的就是仔细地看这个人的亮点在哪里。”
　　如何成为Chinese Idol
　　做“导师”，王伟忠并不陌生。
　　早在1986、1987年的《桃园争霸赛》，他就曾以评审的身份出现；2007年1月5日，金星娱乐出品的《超级星光大道》（现名为《华人星光大道》）开播，王伟忠从幕后正式走到台前，评审百人初选赛和冠军赛，由此发掘出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徐佳莹、倪安东等新生代歌手，也让《超级星光大道》成为台湾电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秀节目。
　　此次《中国梦之声》邀请王伟忠前来坐镇，外界也有猜测说这是东方卫视的一次“取经”之举，王伟忠却对此显得很谦虚，“能够相互交流，做出一些好的东西，就是很棒的事情。我不过是因为20多年来做节目做出了经验，其实幕前幕后有很多人才，尤其是年轻小孩，他们会有很多好的想法，要多给他们机会去试一试。”
　　《中国梦之声》是东方卫视从美国购买的American Idol版权的模式节目，王伟忠创立的《超级星光大道》，在基本模式上也大同小异。只是对《中国梦之声》来说，打造“中国偶像”，必定要做些“本土化”改造。
　　在王伟忠看来，American Idol包含很多表演性成分，这与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国民个性相关；对于音乐的诠释实则世界共通，但中国有很多音乐或歌唱形式是国外没有的，比如民族、民通唱法，比如粤语歌，以及类似山东快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歌唱形式。上海试唱会上，一位名叫央吉玛的门巴族选手摇铃而来，她用古老的门巴族语言，娓娓唱出一首外婆教给她的儿歌，尽管在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歌曲的内容，但四位导师和被邀请旁听的亚当·兰伯特，都被她的歌声倾倒。还有成都试唱会，来自四个不同民族的“阿吉太”组合，一曲《妈妈》引得四位导师潸然泪下，想必是音乐情绪触动了大家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American Idol的内核是“真人秀”，节目精彩与否，完全在于选手的成长、蜕变，包括他们或感人或有趣的故事。“究竟‘Chinese Idol’会是怎样的人，因为评审的缘故、导演组的想法和后面的诸多环节，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化学反应，选择出来的人可能跟‘American Idol’不太一样，但节目性质是差不多的。”王伟忠说，“在我看来，经历从海选到总决赛十多次的筛选，是要选出一个既有偶像特质，也有唱将潜能，既能表现主流音乐，也能创造另类风格，虽迎合观众，也能独树一格的人。”
　　做有产值的节目
　　王伟忠一直关注大陆的综艺选秀节目，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再到亲身参与的《中国梦之声》。在一些人看来，选秀节目扎堆，同质化问题日趋严重，原创节目的投入远不如版权节目，这些都是近年来大陆综艺节目的发展弊病。对此，王伟忠更愿意从专业电视制作人的角度出发，从相似中看到一些不同。
　　“全世界有时会同时流行一种东西，叫做‘一窝蜂’，对电视节目来说，未来更是如此，你好，我就往前跟着走，都在抢夺观众群嘛！”电视行业的激烈竞争，让更多制作人希望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高收视率，于是就会采用相对成熟的模式，比如购买版权节目，而不是另辟蹊径自制节目。“做一档新节目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也需要得到鼓励和支持，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和政策体制相关。”
　　“购买版权节目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将国外的技术引进过来。”王伟忠认为，尤其在近两年，大陆电视节目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以前需要录制20个小时才能获取的精粹，现在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制作效率逐步提升，应急设备和措施更加到位。“我原来采访过张艺谋，知道他拍片子非常有计划，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拍摄多少个镜头，这跟我们过去做电视节目一样，相当精算。但现在大陆的制作越来越接近国外的多级运作或叫大制作，有多个镜头，多个声轨，到后期时再一个个剪接，既节省成本，又不会丢失素材。”这样的反复训练不仅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知识，对声音合成、布景、灯光、摄影、前后期制作等各环节来说，也可同时得到锻炼和完善。 　　当然，也要鼓励那些自制节目，“不要过多去想我们到底要做真人秀还是纪录片，其实综艺节目就是具有娱乐性的节目，娱乐性并不是说它没有教育意义，也不代表它没有知识含量，综艺也不光是唱歌跳舞，而是要用娱乐精神做与吃、喝、玩、乐、游、购、行相关的事情。”
　　另外，一个节目能否创造产值也相当重要。比如，从American Idol中走出来的人可以出唱片，可以拍戏，可以登上格莱美、奥斯卡的颁奖殿堂，那么，从《中国梦之声》走出来的选手，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会不会在短期成名后，又在唱片业的泡沫中沉沦？
　　根据制作《超级星光大道》的经验，王伟忠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答：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选手在进入20强或10强后，就由金星娱乐公司与之签约并进行统一培训；冠军获得出唱片的机会，前几名选手会与公司达成两年左右的合约。在《超级星光大道》到《华人星光大道》的6年里，公司已帮助签约歌手发出50余张专辑和单曲，成为真正有产值的节目。“这几年，台湾所有的歌手都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经历了一个程序化的过程。美国跟我们不一样，往往都是个人做Demo后寄给唱片公司，但目前的唱片公司在萎缩，你怎么做？因此，现在大部分选秀节目帮唱片公司接手了这件事。”
　　“选秀节目不能仅仅是一场秀，后续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让优秀的选手得到长足发展，让节目变成有产值的节目，才能体现流行音乐的价值。”做节目必须有价值，才能累积、缔造出更多流行娱乐文化，“否则只是获取了一些收视率和广告投放，没有后续的东西，那就可惜了。”
　　看重的与忽略的
　　自从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真的变平了。
　　每周一次《中国梦之声》的节目录制，从这个试唱会到那个试唱会，从白天到夜晚，从上海到台北，直飞不过两个小时；游走在台北街头，已辨别不清谁是土著，谁又是外省人；北京的三里屯酒吧街，也经常坐着操着台湾腔的台湾客。大都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接近，建筑表情越来越模糊不清，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去找寻一些本真、质朴的东西，对王伟忠来说，那就是眷村生活。
　　一度想离开眷村，离开那座“难民营”般的下等士官兵聚居地，却一次次在脑海中魂牵梦萦。“不论是‘宝岛一村’，还是‘光阴的故事’，其实我们追寻的是一种大家庭的情感。”王伟忠慨叹。人是相濡以沫而相忘于江湖的动物，碰到天灾人祸，环境恶劣，人们就会紧密地靠在一起相互取暖；而一旦社会遽变，经济好转，人情便开始变得淡薄。
　　怀旧是集体事件，也是愈加奢侈的东西，“1988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时的三环路还在修，我看到很多光着脊梁的工人在挖地。我每天都会路过那里，当作一次观光，观光之后便回家看姥姥——那是我感觉最美的时代，但也过去了。”
　　现在的王伟忠更希望自己身心健康，哪里有需要，就去到哪里，继续“顺着天分做事，逆着个性做人”，比如做做舞台剧《短波》，讲讲那个年代两岸互听“敌台”的故事，或是鼓励更多年轻人包括两个女儿在内，做自己喜欢的事，尽量忘却追逐虚名浮利。
　　他说，希望大家忘记“综艺教父”，记住他是一个热爱电视行业，喜欢讲人话的“伟忠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