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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
一
在“范跑跑事件”的主角范美忠先生跑地震的同一时刻，大半个中国处于地震的恐惧中，不低于两亿中国人在逃生。但只有范美忠的那一跑，被反复解读、反复争议和争吵。逃生是人们共同的本能，但是，逃生的“风度”确实不一样。其中，尤其是教师，尤其是正在上课的教师逃生的表现，最为令人“放不下”!
这就是范美忠老师在“5·12大地震”那一刻的“先跑”情节为人原谅，而过渡到“范跑跑事件”，则是因为他那著名的独白，表达了他心中的生命伦理，他在逃生关头的师生关系、亲人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和公平等等观念。我们不妨把这当成两回事来看待，先回到地震那两三分钟的尖锋时刻。
为什么不招呼学生一起跑?这不需要增加成本呀?可是，事实上，有的老师当时就是没有招呼学生。有的是完全不辞而别，感觉到大地震来临，一句话没有就跑了。有的甚至主要情节都跟范老师相似，即先叫学生不动，等老师先到教室门外去看一下——根据学校离地震中心带的远近，可以想象老师在门外会看到什么景象——然后，再没有回来。
这种令人难堪的情况，在受访的每一个学校都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范美忠。
在大学，也有教师不跟学生招呼，夹起电脑，一眨眼就不见了。但一般地说，大学的情况跟中小学略有不同。大学生更加自主，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比教师更早感知和确认地震并喊出“快跑”。大学教师跟学生交流不如中小学多，但在这种时候，学生和老师显得比较平等，大家一起跑。有的年纪较大的老师，则是学生夹着跑。一位受访的大学教师介绍说，师生们一边跑，一边互相提醒“不要慌不要慌”，基本可以说是“有序”的。
现在看来，只要老师在那个惊慌而绝望的时刻呼喊了一声，然后“和学生一起跑”，都能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学校，都有正在上课的老师临场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的，有叫学生不跑、抱头、钻桌子的，更有叫男生照顾女生，教师跑在最后的。一般的学校，能有后两种表现的老师加起来，应该超过半数。
二
应该考虑到，当我们坐在安全的地方，从容不迫地分析人们在那一时刻的表现，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甚至经历过地震的人，叫他说出当时的恐惧和绝望来，也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只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在那猝然来临的瞬间，一个人所能作出的惟一正确的判断是，命运不在人的掌握之中。那是一种毁灭感，很绝望很无助。
我们知道，在成都，在这个并没有垮塌的城市，有人在那一时刻做了跳楼的选择。这当然是错误的，即便在三楼，等待他的命运至少也可能是伤残。但也可能是正确的!就像映秀那个11岁的小孩，她在6楼的教室里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拼搏一回!”她跳下去了，她成功了，因为楼正在坍塌，她相当于坐上了降落伞——地震的残酷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是否“反应过度”，只能由事后的结果来证明。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地震都会有本来不会伤亡而跳楼伤亡的人。
我想说的是，也许确实应该相信，人在那种时刻，会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力。或者也可能如范美忠先生所表述的情形，本来“很爱惜自己的生命”，遭遇危险时“跑得比较快”。向生恶死是人的本能，每一个人在地震面前的基本反应都是恐惧和逃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先跑老师”似乎获得了“理解”。
然而，危难时刻仅靠本能支配逃生，那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飞机轮船上那种更加绝对的场景了，以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为例，对学生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不太容易见诸媒体的“新闻”是，许多本身没有造成伤亡的地震，也曾经导致学校楼道堵塞和踩踏事故，一些经历过此情此景的学生，多年后回忆起那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对老师的心情，还是非常“复杂”的。
范美忠教师的学生，在第一时间已经对他发出过疑问。打开成都某中学百度贴吧，显得十分刺眼：“强烈鄙视地震时只顾自己逃跑的老师”；“大家来写下地震时你所看到的老师!”“地震来了的低素质老师(初中部)”；帖子里写下了这些老师的名字。一个帖子问：“在今天下午地震时……完全不管学生的安危，这种人配当老师吗?”接下来的跟帖里，纷纷回答的是“不配”! “先跑老师”正在承受学生们的嘲笑和鄙视。
三
这种“心灵塌方”是地震后必然的“次生灾害”吗?不见得。至少，爱和悲悯也是人的本能，人类的所有高贵都可能在那一瞬间与本能一同进发。
在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七年级正在上语文课的一位老师患腰疾，坐着上课，起身困难，地震时，她的平均年龄13岁的学生们把她“架出了教室”。也是这所学校，一位八年级学生在日记中描绘了她的惊恐，同时也写道，她第一个跑到教室门口，但她还在临出教室时回头想看她平时玩得最好的同学。
也许孩子们并不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相比之下，教师对地震的恐惧可能更深切。但是，冒着危险组织学生逃生的，并不一定是最冷静、最“不怕”的老师。一位有序地组织学生离开教室，而自己走在最后的教师，开始是很惊慌的。一位小学教师两次冲进教室去抱吓得躲到桌子底下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哭着去的，他非常害怕。另外，也是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一位外籍教师，地震时在都江堰的一所大专学校教英语课，学生多是18岁以上，他仍然组织了学生们逃生，自己最后逃出。
当然，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心有余悸地想，它们来自并没有在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如果楼真的砸下来，我们这里就只能以悲痛的心情来叙述故事的后半部分，而不是讨论职业道德了。
现在所能看到的情况，外籍教师差不多在地震中都比较冷静，并曾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自己逃在最后。一些外教认为，在危险的时刻甩开学生先跑是不能原谅的。实际情况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他们把它当成“习惯”带到了中国。而在我们这个尊师重道的国家，既无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许多老师而言，更没有这样的观念。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讨论“范跑跑事件”时，周孝正老师问范美忠道：你说你的学生是十七八岁，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意思是，如果是18岁了，就是成人了，范老师就没有责任了，“先跑”的意义就不同。但是，在多数外籍教师看来，即便学生在18岁以上，教师也是不应“先跑”的。
四
那么，当一个群体面临生命危险时，其中居于不同地位的个人，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应该如何处置?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先跑，救助学生是职业责任和道德义务，或是“分外善行”?
有人把地震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 视作“临阵脱逃”，因为他“正在履行职务”。一座离“5·12地震”中心带三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受地震波及，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说，他要投诉他们老师，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突然跑了”。
“老师突然跑了”，学生可以按规定投诉，但如果加上地震的前提呢?这位同学说，那更应该被投诉!同学的理由是，老师负有“不能先跑”的职务责任。
道德的基础是公正。要求老师不能弃学生先跑，是否公正?要求船长和飞行员不能“先跑”，是公众基本赞成的共识。飞行员和船长有更多的逃生条件和本领，他们有条件“先跑”，但他们“先跑”对其他人却是不公正的，公共后果也是更严重的。教师相对于学生，没有船员对旅客，飞行员对旅客的优越性，教师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负担组织和疏导逃生并且自己“不能先跑”的义务?
因为地震，因为“范跑跑事件”，把非常时刻的“逃生伦理”问题托到了公众面前。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逃生伦理”的“基本定律”：在面临公共灾难的时候，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人，不能利用这种条件作为个人逃生的优势，而必须运用这些条件帮助公众。根据这个原理，一个单位的领导把其他员工置于余震中的大楼里，自己在安全地带工作，是不道德的。
而教师不仅在观念上对学生居于支配地位，对于小学教师而言，在体能上也相对地占有优势，如果他正在上课，他在离门口和楼道更近的位置，职务给他带来了“先跑”的条件。但教师不能把这些条件作为先跑的优势，否则是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教师对学生负有组织和疏导逃生的义务。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先跑”将被处罚。这个规定第一次把老师保护学生的义务强化到职业责任的地步，一方面受“强人所难”的质疑，同时也有人认为，道德和法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人们不能尽到道德义务的时候，可以规定为一种责任。
最终的问题是：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逃生伦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认识。
外媒眼中的“范跑跑”
《悉尼时报》指出，范美忠也许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无法原谅他继续做一位人民教师，“范美忠的行为已无法去说服孩子。”
一位在“单位网”(DANWEI)留言的网友指出，他个人并不认为在地震中逃跑是错误的，有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那种情况下有1／3的人会选择逃跑。但真正让人们愤怒的是，范美忠尝试将自己伪装为一个自由的梦想者并尝试对调平等与自私的概念。
《俄罗斯今日报》认为，作为中国人的范美忠比莎朗·斯通更可耻。“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责任，抛弃了良知，抛弃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抛弃了人们对他的信任。”
“单位网”提出，出于自卫本能的反应是否应该成为被解雇的理由?范美忠指出，《教育法》并没有要求一名教师在地震中拯救自己的学生。
一位在美国当了7年教师的网友表示，在其了解的地区，像范美忠这样的做法无论在哪所学校都会成为被解雇的背景。他们有计划周密的“灾难演习”，在他们签署的合同里，已明确声明学校职员有责任保证学生的安全，而且每一位老师都要保护自己的班级。“如果我逃离自己的班级，扔下几个小孩不管，我可能也会一直跑下去，因为身后将有一群愤怒的人们在找鞋子扔我。”这位网友写道。
(实习记者 凌 楣 编译)
一
在“范跑跑事件”的主角范美忠先生跑地震的同一时刻，大半个中国处于地震的恐惧中，不低于两亿中国人在逃生。但只有范美忠的那一跑，被反复解读、反复争议和争吵。逃生是人们共同的本能，但是，逃生的“风度”确实不一样。其中，尤其是教师，尤其是正在上课的教师逃生的表现，最为令人“放不下”!
这就是范美忠老师在“5·12大地震”那一刻的“先跑”情节为人原谅，而过渡到“范跑跑事件”，则是因为他那著名的独白，表达了他心中的生命伦理，他在逃生关头的师生关系、亲人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和公平等等观念。我们不妨把这当成两回事来看待，先回到地震那两三分钟的尖锋时刻。
为什么不招呼学生一起跑?这不需要增加成本呀?可是，事实上，有的老师当时就是没有招呼学生。有的是完全不辞而别，感觉到大地震来临，一句话没有就跑了。有的甚至主要情节都跟范老师相似，即先叫学生不动，等老师先到教室门外去看一下——根据学校离地震中心带的远近，可以想象老师在门外会看到什么景象——然后，再没有回来。
这种令人难堪的情况，在受访的每一个学校都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范美忠。
在大学，也有教师不跟学生招呼，夹起电脑，一眨眼就不见了。但一般地说，大学的情况跟中小学略有不同。大学生更加自主，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比教师更早感知和确认地震并喊出“快跑”。大学教师跟学生交流不如中小学多，但在这种时候，学生和老师显得比较平等，大家一起跑。有的年纪较大的老师，则是学生夹着跑。一位受访的大学教师介绍说，师生们一边跑，一边互相提醒“不要慌不要慌”，基本可以说是“有序”的。
现在看来，只要老师在那个惊慌而绝望的时刻呼喊了一声，然后“和学生一起跑”，都能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实际上，差不多每一个学校，都有正在上课的老师临场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的，有叫学生不跑、抱头、钻桌子的，更有叫男生照顾女生，教师跑在最后的。一般的学校，能有后两种表现的老师加起来，应该超过半数。
二
应该考虑到，当我们坐在安全的地方，从容不迫地分析人们在那一时刻的表现，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甚至经历过地震的人，叫他说出当时的恐惧和绝望来，也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只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在那猝然来临的瞬间，一个人所能作出的惟一正确的判断是，命运不在人的掌握之中。那是一种毁灭感，很绝望很无助。
我们知道，在成都，在这个并没有垮塌的城市，有人在那一时刻做了跳楼的选择。这当然是错误的，即便在三楼，等待他的命运至少也可能是伤残。但也可能是正确的!就像映秀那个11岁的小孩，她在6楼的教室里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拼搏一回!”她跳下去了，她成功了，因为楼正在坍塌，她相当于坐上了降落伞——地震的残酷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是否“反应过度”，只能由事后的结果来证明。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地震都会有本来不会伤亡而跳楼伤亡的人。
我想说的是，也许确实应该相信，人在那种时刻，会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力。或者也可能如范美忠先生所表述的情形，本来“很爱惜自己的生命”，遭遇危险时“跑得比较快”。向生恶死是人的本能，每一个人在地震面前的基本反应都是恐惧和逃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先跑老师”似乎获得了“理解”。
然而，危难时刻仅靠本能支配逃生，那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飞机轮船上那种更加绝对的场景了，以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为例，对学生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不太容易见诸媒体的“新闻”是，许多本身没有造成伤亡的地震，也曾经导致学校楼道堵塞和踩踏事故，一些经历过此情此景的学生，多年后回忆起那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对老师的心情，还是非常“复杂”的。
范美忠教师的学生，在第一时间已经对他发出过疑问。打开成都某中学百度贴吧，显得十分刺眼：“强烈鄙视地震时只顾自己逃跑的老师”；“大家来写下地震时你所看到的老师!”“地震来了的低素质老师(初中部)”；帖子里写下了这些老师的名字。一个帖子问：“在今天下午地震时……完全不管学生的安危，这种人配当老师吗?”接下来的跟帖里，纷纷回答的是“不配”! “先跑老师”正在承受学生们的嘲笑和鄙视。
三
这种“心灵塌方”是地震后必然的“次生灾害”吗?不见得。至少，爱和悲悯也是人的本能，人类的所有高贵都可能在那一瞬间与本能一同进发。
在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七年级正在上语文课的一位老师患腰疾，坐着上课，起身困难，地震时，她的平均年龄13岁的学生们把她“架出了教室”。也是这所学校，一位八年级学生在日记中描绘了她的惊恐，同时也写道，她第一个跑到教室门口，但她还在临出教室时回头想看她平时玩得最好的同学。
也许孩子们并不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相比之下，教师对地震的恐惧可能更深切。但是，冒着危险组织学生逃生的，并不一定是最冷静、最“不怕”的老师。一位有序地组织学生离开教室，而自己走在最后的教师，开始是很惊慌的。一位小学教师两次冲进教室去抱吓得躲到桌子底下不出来的孩子，都是哭着去的，他非常害怕。另外，也是范美忠先生所在的学校，一位外籍教师，地震时在都江堰的一所大专学校教英语课，学生多是18岁以上，他仍然组织了学生们逃生，自己最后逃出。
当然，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心有余悸地想，它们来自并没有在地震中垮塌的学校，如果楼真的砸下来，我们这里就只能以悲痛的心情来叙述故事的后半部分，而不是讨论职业道德了。
现在所能看到的情况，外籍教师差不多在地震中都比较冷静，并曾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自己逃在最后。一些外教认为，在危险的时刻甩开学生先跑是不能原谅的。实际情况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教师的“行为规范”，他们把它当成“习惯”带到了中国。而在我们这个尊师重道的国家，既无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许多老师而言，更没有这样的观念。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讨论“范跑跑事件”时，周孝正老师问范美忠道：你说你的学生是十七八岁，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意思是，如果是18岁了，就是成人了，范老师就没有责任了，“先跑”的意义就不同。但是，在多数外籍教师看来，即便学生在18岁以上，教师也是不应“先跑”的。
四
那么，当一个群体面临生命危险时，其中居于不同地位的个人，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应该如何处置?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应不应该先跑，救助学生是职业责任和道德义务，或是“分外善行”?
有人把地震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先跑” 视作“临阵脱逃”，因为他“正在履行职务”。一座离“5·12地震”中心带三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受地震波及，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学生说，他要投诉他们老师，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突然跑了”。
“老师突然跑了”，学生可以按规定投诉，但如果加上地震的前提呢?这位同学说，那更应该被投诉!同学的理由是，老师负有“不能先跑”的职务责任。
道德的基础是公正。要求老师不能弃学生先跑，是否公正?要求船长和飞行员不能“先跑”，是公众基本赞成的共识。飞行员和船长有更多的逃生条件和本领，他们有条件“先跑”，但他们“先跑”对其他人却是不公正的，公共后果也是更严重的。教师相对于学生，没有船员对旅客，飞行员对旅客的优越性，教师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负担组织和疏导逃生并且自己“不能先跑”的义务?
因为地震，因为“范跑跑事件”，把非常时刻的“逃生伦理”问题托到了公众面前。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逃生伦理”的“基本定律”：在面临公共灾难的时候，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人，不能利用这种条件作为个人逃生的优势，而必须运用这些条件帮助公众。根据这个原理，一个单位的领导把其他员工置于余震中的大楼里，自己在安全地带工作，是不道德的。
而教师不仅在观念上对学生居于支配地位，对于小学教师而言，在体能上也相对地占有优势，如果他正在上课，他在离门口和楼道更近的位置，职务给他带来了“先跑”的条件。但教师不能把这些条件作为先跑的优势，否则是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教师对学生负有组织和疏导逃生的义务。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先跑”将被处罚。这个规定第一次把老师保护学生的义务强化到职业责任的地步，一方面受“强人所难”的质疑，同时也有人认为，道德和法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人们不能尽到道德义务的时候，可以规定为一种责任。
最终的问题是：人类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需要足够的尊严和基本的秩序，否则灾难将是加倍的，这靠什么来保证?“逃生伦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认识。
外媒眼中的“范跑跑”
《悉尼时报》指出，范美忠也许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无法原谅他继续做一位人民教师，“范美忠的行为已无法去说服孩子。”
一位在“单位网”(DANWEI)留言的网友指出，他个人并不认为在地震中逃跑是错误的，有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那种情况下有1／3的人会选择逃跑。但真正让人们愤怒的是，范美忠尝试将自己伪装为一个自由的梦想者并尝试对调平等与自私的概念。
《俄罗斯今日报》认为，作为中国人的范美忠比莎朗·斯通更可耻。“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责任，抛弃了良知，抛弃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抛弃了人们对他的信任。”
“单位网”提出，出于自卫本能的反应是否应该成为被解雇的理由?范美忠指出，《教育法》并没有要求一名教师在地震中拯救自己的学生。
一位在美国当了7年教师的网友表示，在其了解的地区，像范美忠这样的做法无论在哪所学校都会成为被解雇的背景。他们有计划周密的“灾难演习”，在他们签署的合同里，已明确声明学校职员有责任保证学生的安全，而且每一位老师都要保护自己的班级。“如果我逃离自己的班级，扔下几个小孩不管，我可能也会一直跑下去，因为身后将有一群愤怒的人们在找鞋子扔我。”这位网友写道。
(实习记者 凌 楣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