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玉勋章作为民国政府外交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33年12月设立，到1941年2月停发，近8年的短暂光景却饱经政坛的风云变幻，蕴藏着政治与历史的双重价值。

分为九等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5月15日颁布《海陆空军勋章条例》，用于表彰对国家有功的军人。1933年12月2日，政府又颁布了《颁给勋章条例》，用于表彰除军人以外的对国家有功的中外人士，“采玉勋章”正是在此条例中被设立的。
　　《颁给勋章条例》中规定“采玉勋章”共分为九等，均呈五角大芒星外形，整体采用银质珐琅镀金多层结构，中心镶嵌了镌刻着五福图的圆形玛瑙。其中，一二三等勋章中心镶嵌红色玛瑙，其为大绶，佩于左襟，配有的大绶带由右肩斜至左臂下;四五六等勋章中心镶嵌蓝色玛瑙，其为领绶佩于领下;七八九等勋章中心镶嵌白色玛瑙，为襟绶佩于左襟，勋表均佩于左襟下。
　　一二三等采玉勋章虽均为大绶并分为主章副章，但三个等级样式仍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一，中心玛瑙外围的红色芒圈数不同;其二，一二等主章尺寸相同，比三等主章尺寸大;其三，一二等主副章背部戳记相同，比三等内容丰富;其四，所配的绶带颜色不同。此外，呈装勋章的盒子因受勋人的国籍或制作的批次不同也存在差异。

制度严谨

　　条例中还详细规定了采玉勋章的颁授对象及遵循原则：“选任、特任初授三等采玉勋章，简任初授五等采玉勋章，荐任初授七等采玉勋章，委任初授九等采玉勋章，均要累功循进至一等。非公务人员初授九等采玉勋章，均要累功循进至一等;颁给勋章不能超越初授等级，但国民政府主席特令颁给者不受此限制。选任、特任公务人员授勋命令由国民政府行文，授勋时由国民政府主席亲授受勋人。简任以下公务人员由主管部门逐级呈请国民政府颁给，授勋时由主管长官或者呈请机关长官授于受勋人。颁授外国人时，授勋者需转换成对应的国民政府文官等级，再确定颁授等级。晋授时需将原授勋章缴还，授勋证书不必缴还。”
　　由此可知，颁给公务人员初授采玉勋章的最高等级为三等，一等勋章需累积功勋逐级循进才可配享，国民政府主席特令颁授的除外。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兼关税会议委员长的王正廷，在1936年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由国民政府主席特令颁授二等采玉勋章，推测是他为协调中美关系做出突出贡献被特授，但终身未能累功循进至一等。可想而知，一等勋章的授勋人要么是奇功卓著、要么是履建功勋，实属凤毛麟角。1941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因制作工艺复杂和原料紧缺等原因，停发采玉勋章，由“景星勋章”替代。
　　还有一种与采玉勋章名称相似的采玉大勋章，实则是采玉勋章序列中的特设类目。其外观与采玉勋章有所区别：“中心镶嵌有圆形玉质的中华民国国徽，用以表示国家至上之意;四周镶嵌1 5枚小珍珠，五角星星芒处各镶嵌1枚大珍珠，并配有全红色大绶带，有表，不分等级，为民国时期最高荣誉勋章……对内为国家元首佩带，代表崇敬元首，对外特赠友邦元首，用以敦睦邦交。”该勋章分别于1933年12月颁授给林森、1943年8月颁授给蒋介石。

授予了谁

　　采玉勋章颁授使用了近8年，但留下的史料记载少之又少。笔者试着从当时的官方刊物《国民政府公报》中查找“国民政府令”，收获了诸多宝贵信息。
　　据了解，采玉勋章共颁发6 67枚，其中一等21枚、二等83枚、三等141枚、四等126枚、五等149枚、六等71枚、七等53枚、八等9枚、九等14枚。其授勋人以外国人居多，尤其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和美国的经济顾问，这与当时蒋介石政府大量聘用外国专家有关。
　　首枚采玉勛章是在《颁给勋章条例》颁布后的4天，即1933年12月6日颁授给了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最后一枚则于1941年1月1日颁授给了美国物理学家戴维森。在所有受勋人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齐大延，其于1936 年10月9日授颁七等采玉勋章，又于1937年10月10日晋授四等采玉勋章。究竟因为何等功绩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由七等采玉勋章晋授至四等采玉勋章，有待探究。

　　通过查研资料，笔者还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国民政府曾在二战爆发前（1937年10月）公开颁授给日后的纳粹高官柯林一等采玉勋章，也曾于193 4年4月和1938年6月秘密颁授给后来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及德意志第三帝国空军元帅艾而哈德·米而西一等采玉勋章。1940年9月，因德、意、日三国成立侵略同盟，并承认伪满洲国及南京伪政府严重侵害了国民政府权益，结合这些时间节点不难推测，重庆国民政府顾忌一等采玉勋章曾颁授给法西斯的独裁者及纳粹高官，为了维护荣誉，权宜政治利弊，1941年2月国民政府以制作原料紧缺为由，被迫将采玉勋章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