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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名叫克利夫·雷蒙德·卡弗。家里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则叫他克利夫·雷蒙德。而我的名字却是小雷蒙德·克利夫·卡弗。我讨厌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爹总是管我叫弗罗格，那倒不错。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雷蒙德了。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三四岁，那时我就扬言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就不睬他，爹只好改叫我道克。从此，直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都叫我道克，要么管我叫儿子。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自从我们搬到雅基马后，爹把他的亲戚也安置到了那里。到四十年代中期，我爹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直至叔舅、表堂兄妹、侄甥辈，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和朋友，都从阿肯色搬来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爹带了个头。男人都到喀斯卡特山的博伊西，我爹干活的地方去干活，女人都到罐头厂去包装苹果。照我母亲的说法，很快，每个人都比我爹过得好了。我的母亲说：“你爹存不住钱，钱把他的口袋烧了个洞。他总是在为别人忙活。”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进的第一所房子，是在雅基马的第十五南大街1515号，厕所是安在门外的。每到万圣节夜晚，或者随便哪一个该死的夜晚，邻家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把厕所挪到别处，挪到隔壁马路上去。我爹就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把厕所重新搬回家。那些孩子还会把厕所移到别人家去，栽在院子中央，有一次，他们竟把它点上了火。但是，并非我家的房子厕所是在屋外的，等我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气时，一看见别人家的厕所有人进去，就朝那里扔石头。这叫做轰炸厕所。可是这样没多久，渐渐每户人家的厕所都移进了屋，还装了管道，但我家的厕所仍在外面，是这一带惟一的一个了。我很害羞，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怀斯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开到我家前面的地方，我就要他把我放下来了，我对他谎称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却将他关在门外。他喝醉了，当他撞门时，我能感觉到房子在震颤。等他强行打开窗想要爬进来时，我母亲就用一只淘箩砸他，正好砸在他的眼睛中间，将他打了出去。我看见他倒在草地上。多年后，我曾经掂量过这只淘箩，重得像一根擀面杖，一边想象着，有人要是被这类玩艺儿砸中头，感觉会怎样。
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日子，爹曾经把我带到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对我说我可能要去拉沃姑姑那儿住上一阵。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不得不住到外面去。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后来好歹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仍然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住到别处去。
我记得母亲总是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有时全部倒掉，有时怕他发现，只倒掉一半，另外再加满水。有一次我尝了尝他的威士忌，那东西味道实在可怕，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去喝它。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汽车，大约在1949年，要么就是在1950年，我们终于搞到了一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吃尽它的苦头，我爹不得不将一只马达重修了一下。
“我们在镇上开的是最旧的汽车，”我母亲说，“我们用来修车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了。”有时她在驾驶室的车底板下发现谁落下的口红，还有带花边的手帕，就对我说：“看见没有？一定是哪个荡妇留在车里的。”
一次我看见母亲端了一锅热水跑进我爹睡觉的房间。她把爹的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浸到水里。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我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她告诉我，这样能使爹在睡梦中开口说话。她肯定爹有些事瞒着她，而她有必要知道。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搭乘北岸公司的车，穿过雅基马的喀斯喀特山脉到西雅图去，住在万斯旅馆，到一家名叫“就餐铃声” 的咖啡店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还到伊瓦尔的蛤蜊养殖场，去喝了好多杯热的蛤蜊汤。
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爹把在雅基马的工厂里的活儿辞了，又在切斯特找了一份工。切斯特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那儿有家小锯木厂。当时换工作的理由是，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还含糊不清地向他保证，几年之内可以让他当锯木工的头儿，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爹习惯于奔波，仅仅是想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罢了。雅基马的生活对他来说太刻板，没有起色，而且一年前，他奔了两次丧，他的父母在六个月内相继谢世。
我毕业没几天，正准备和母亲收拾行李搬到切斯特去，我爹的信到了。信是用铅笔写的，信上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要我们用不着担心，他被锯子割伤了，可能有一些碎钢屑弄进了伤口。不管怎样，他说他出了事，像煞要失去工作。这封信里，还附着一张别人的明信片，没有签过名，那人告诉我母亲，爹差不多要死了，他一直在喝“纯威士忌”。
当我们赶到切斯特时，爹正住在属于公司的活动房里，一时间，我竟认不出他来了。有一阵子，我很不愿意去认他。他瘦极了，皮包骨头，又苍白，又困惑，看上去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没有系好。他好像不是我爹。母亲开始哭起来。我爹用胳膊勾住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却好像什么事也不明白的样子。我们三个就在活动房里住下了，我们尽量照顾好他，但我爹的病仍然不见好转。那个夏天，还有秋天的一些时候，我和他一起到锯木厂上班。我们早上起床，一边吃鸡蛋和烤面包，一边听收音机，出门时带着盛午饭的饭桶。早晨八点钟，我们一起走进工厂的大门，要到下班的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十一月份，我回到雅基马，好和女朋友离得近一点，那女孩，我是准备和她结婚的。
他继续在切斯特的工厂干活，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摔倒在岗位上，被送进了医院。我母亲问我能不能回去帮忙，我就赶上从雅基马到切斯特的巴士，并指望这趟车能把他们送回雅基马。我爹得的病，除了身体上的，还伴有一次精神崩溃，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病症的名称。在回雅基马的途中，他什么话也不说，甚至问他最直接的问题，“雷蒙德，你感觉怎么样？”“你行吗，爹？”都不回答。如果他要交流，完全是可以交流的，只要动动头，或把手掌往上抬起，都可以表示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或者我不在乎。在路上他惟一说话的那次，是在一个月以后，那时我在俄勒冈的一条碎石路上开快车，快得连汽车的消音器都松掉了，只听他对我说：“你开得太快了。”
回到雅基马看了一个医生，这医生一定要让我爹去看精神科。我母亲和我爹不得不领了所谓的救济，由国家来向精神科医生付费。那个精神病医生问我爹：“总统是谁？”这个问题我爹能够回答。我爹说：“艾克。”不过，他们仍然把他送进了山谷纪念医院的十五楼，给他做电休克疗法。后来我结了婚，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我爹仍被关在那里，我妻子就在他下面的一层楼生孩子。孩子一生出来，我就上楼向我爹通报。他们让我穿过一扇钢门，指给我看我爹在哪里。他坐在一张躺椅上，毯子盖过了膝盖。嘿，我想，我爹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对他说，他现在当祖父了。他等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确实感觉像个祖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笑，也没有动。那个房间有很多病人。我抱住他，他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后来他出了院。现在算来也是好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没法工作，只好坐在房子附近，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这辈子作了什么孽，让他落到这地步。而我母亲辞了工作去打零工。多年后，她总是提到所谓的“雷蒙德生病”的那段住院以及出院后的日子。而生病一词，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1964年，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爹很幸运地被一家木材厂雇用，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克拉马斯。他一个人先搬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应付。他住在离厂不远的木屋里，木屋只有一个房间，与他刚到西部时和母亲住的地方差不多。他给母亲写潦草的信，还要她在电话中把信念给我听。他在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近况，去上班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还告诉她，这样第二天就容易过了，接下去也是如此。他要她代他向我问好。他说，如果他在夜里睡不着觉，就想我，还想我们在一起的好时光。终于，两个月过后，他恢复了一些自信。他可以胜任工作了，并且不再担心会让其他人感到难过。当他蛮有把握时，就让我母亲搬去他那里。
他曾经有六年没有工作，那段时间不能享受任何东西：房子、汽车、家具，还有电器，包括我母亲最喜欢、并引以为豪的大冰箱。他还丢了自己好听的名字，雷蒙德·卡弗，成了某个付不起钱的男人，他的自尊心也丢了。他甚至失去了性功能。我母亲告诉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日子，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却什么也干不成。我倒无所谓，不过我想他是要的。”
那些年，我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但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我们发现经常得搬家。我不能像我爹那样生活。一个圣诞节，我终于逮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当作家。也许，过去我告诉过他我要当整形外科医生来着。“你会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他像是要帮我回答似地说：“写你熟悉的事。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事。”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不会写。他说，“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我说好的，却没有做到。我没有写什么钓鱼的事，我想他不会特别在意这一点的，他也没必要知道我那些日子在写什么，况且，他从来不读书。然而我还是想象自己在为他写。
后来他死了。那时我远在尹阿华城，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说。我来不及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也没有对他说，他干新的工作真了不起，我很骄傲他能恢复过来。
母亲说，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晚饭吃了很多，然后坐在桌旁，喝净了剩下的威士忌，酒瓶是第二天发现的，藏在垃圾箱底的咖啡渣下面。他喝完酒，就站起来睡到床上，过一会儿，母亲也上了床。但夜里母亲又不得不爬起来，移到躺椅上去。她说：“他呼噜打得很响，吵得我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再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张开，脸颊凹陷下去。她说，已经发灰僵硬了。她知道他已死，不需要医生来告诉她，但还是叫来一个医生，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电话是我妻子接的。
母亲保存的过去那些在华盛顿州时拍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爹站在汽车前，一手握着啤酒瓶，一手提着一串鱼。当时他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脸上的表情很局促。我向母亲讨来这张照片，她给了我，还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我把照片贴在我家墙上，每次搬家，照片总跟着一起搬。我不断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想要弄明白发生在我爹身上的事，也好为自己理清头绪。但是我弄不明白。渐渐地，我爹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到时间中去。终于在一次搬家时，照片被我弄丢了。于是，我试着去回忆，同时想法讲一讲我爹的事情，我想，我们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很相像。当我住在旧金山南部郊区的一座公寓里时，写了一首诗，当时我发现我像爹一样有了酗酒的麻烦。诗能够把我和他联系起来。
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潮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研究着父亲羞怯的年轻人的脸。
绵羊般的笑靥，一手提着一串
尖细的黄鲈鱼，另一只手里
是一瓶加斯伯牌啤酒。
他穿着绒布衬衫和牛仔裤，靠在
1934年产的福特汽车的挡泥板前。
戴着旧帽子，翘起的帽檐遮住了双耳，
他要为子孙后代摆出勇敢而健壮的姿态。
我父亲一辈子都想变得勇敢。
但他的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疲软的手，提着一串死鲈鱼
以及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怎么能从我这个同样控制不了酒精，
甚至找不到鱼的人嘴里，说出谢谢你。
那首诗倒是真实的，只有我爹的死期不真实，应该是在六月，而不是像第一行诗中写的那样在十月。我想多一个音节，好使单词拖长一点（注：六月：June，2个单节；十月：October，4个音节。暗指作者想推迟父亲的死期。）。再说，我想留住一个月正好容我写一首诗——那个月的日子，微弱的灯光，空气中飘着烟雾，事物正在死亡，正在腐烂。六月是夏天的夜晚和白天，是毕业典礼，是结婚周年，是我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是我父亲死去的月份。
举行完葬礼回家后，大家全挪到院子里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想必他会比在这里的时候快活。”我一直注视着她离开。我还记得她的帽子上有一只小圆球。然后，我父亲的某个表兄，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们都会想念他的。”我知道他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出于礼貌。
我哭起来，这是得到噩耗后的第一次，以前也没有时间这样痛哭过。现在，突然间，我却大哭不止。那个夏天的中午，我抱住我的妻子哭泣，当她对我说话，安慰我的时候，仍然在哭。
我听见大家在对我母亲说些安慰的吊唁之辞，令人高兴的是，我爹方面的亲戚都来了，我想我记住了那天人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能什么时候好把它讲述出来。但我做不到了，因为我几乎都忘光了。惟一记住的就是，那个中午我爹和我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爹。雷蒙德，这些人不停地说着，用我童年时就熟悉的甜美的声音说着。雷蒙德。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自从我们搬到雅基马后，爹把他的亲戚也安置到了那里。到四十年代中期，我爹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直至叔舅、表堂兄妹、侄甥辈，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和朋友，都从阿肯色搬来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爹带了个头。男人都到喀斯卡特山的博伊西，我爹干活的地方去干活，女人都到罐头厂去包装苹果。照我母亲的说法，很快，每个人都比我爹过得好了。我的母亲说：“你爹存不住钱，钱把他的口袋烧了个洞。他总是在为别人忙活。”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进的第一所房子，是在雅基马的第十五南大街1515号，厕所是安在门外的。每到万圣节夜晚，或者随便哪一个该死的夜晚，邻家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把厕所挪到别处，挪到隔壁马路上去。我爹就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把厕所重新搬回家。那些孩子还会把厕所移到别人家去，栽在院子中央，有一次，他们竟把它点上了火。但是，并非我家的房子厕所是在屋外的，等我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气时，一看见别人家的厕所有人进去，就朝那里扔石头。这叫做轰炸厕所。可是这样没多久，渐渐每户人家的厕所都移进了屋，还装了管道，但我家的厕所仍在外面，是这一带惟一的一个了。我很害羞，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怀斯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开到我家前面的地方，我就要他把我放下来了，我对他谎称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却将他关在门外。他喝醉了，当他撞门时，我能感觉到房子在震颤。等他强行打开窗想要爬进来时，我母亲就用一只淘箩砸他，正好砸在他的眼睛中间，将他打了出去。我看见他倒在草地上。多年后，我曾经掂量过这只淘箩，重得像一根擀面杖，一边想象着，有人要是被这类玩艺儿砸中头，感觉会怎样。
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日子，爹曾经把我带到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对我说我可能要去拉沃姑姑那儿住上一阵。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不得不住到外面去。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后来好歹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仍然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住到别处去。
我记得母亲总是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有时全部倒掉，有时怕他发现，只倒掉一半，另外再加满水。有一次我尝了尝他的威士忌，那东西味道实在可怕，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去喝它。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汽车，大约在1949年，要么就是在1950年，我们终于搞到了一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吃尽它的苦头，我爹不得不将一只马达重修了一下。
“我们在镇上开的是最旧的汽车，”我母亲说，“我们用来修车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了。”有时她在驾驶室的车底板下发现谁落下的口红，还有带花边的手帕，就对我说：“看见没有？一定是哪个荡妇留在车里的。”
一次我看见母亲端了一锅热水跑进我爹睡觉的房间。她把爹的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浸到水里。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我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她告诉我，这样能使爹在睡梦中开口说话。她肯定爹有些事瞒着她，而她有必要知道。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搭乘北岸公司的车，穿过雅基马的喀斯喀特山脉到西雅图去，住在万斯旅馆，到一家名叫“就餐铃声” 的咖啡店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还到伊瓦尔的蛤蜊养殖场，去喝了好多杯热的蛤蜊汤。
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爹把在雅基马的工厂里的活儿辞了，又在切斯特找了一份工。切斯特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那儿有家小锯木厂。当时换工作的理由是，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还含糊不清地向他保证，几年之内可以让他当锯木工的头儿，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爹习惯于奔波，仅仅是想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罢了。雅基马的生活对他来说太刻板，没有起色，而且一年前，他奔了两次丧，他的父母在六个月内相继谢世。
我毕业没几天，正准备和母亲收拾行李搬到切斯特去，我爹的信到了。信是用铅笔写的，信上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要我们用不着担心，他被锯子割伤了，可能有一些碎钢屑弄进了伤口。不管怎样，他说他出了事，像煞要失去工作。这封信里，还附着一张别人的明信片，没有签过名，那人告诉我母亲，爹差不多要死了，他一直在喝“纯威士忌”。
当我们赶到切斯特时，爹正住在属于公司的活动房里，一时间，我竟认不出他来了。有一阵子，我很不愿意去认他。他瘦极了，皮包骨头，又苍白，又困惑，看上去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没有系好。他好像不是我爹。母亲开始哭起来。我爹用胳膊勾住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却好像什么事也不明白的样子。我们三个就在活动房里住下了，我们尽量照顾好他，但我爹的病仍然不见好转。那个夏天，还有秋天的一些时候，我和他一起到锯木厂上班。我们早上起床，一边吃鸡蛋和烤面包，一边听收音机，出门时带着盛午饭的饭桶。早晨八点钟，我们一起走进工厂的大门，要到下班的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十一月份，我回到雅基马，好和女朋友离得近一点，那女孩，我是准备和她结婚的。
他继续在切斯特的工厂干活，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摔倒在岗位上，被送进了医院。我母亲问我能不能回去帮忙，我就赶上从雅基马到切斯特的巴士，并指望这趟车能把他们送回雅基马。我爹得的病，除了身体上的，还伴有一次精神崩溃，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病症的名称。在回雅基马的途中，他什么话也不说，甚至问他最直接的问题，“雷蒙德，你感觉怎么样？”“你行吗，爹？”都不回答。如果他要交流，完全是可以交流的，只要动动头，或把手掌往上抬起，都可以表示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或者我不在乎。在路上他惟一说话的那次，是在一个月以后，那时我在俄勒冈的一条碎石路上开快车，快得连汽车的消音器都松掉了，只听他对我说：“你开得太快了。”
回到雅基马看了一个医生，这医生一定要让我爹去看精神科。我母亲和我爹不得不领了所谓的救济，由国家来向精神科医生付费。那个精神病医生问我爹：“总统是谁？”这个问题我爹能够回答。我爹说：“艾克。”不过，他们仍然把他送进了山谷纪念医院的十五楼，给他做电休克疗法。后来我结了婚，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我爹仍被关在那里，我妻子就在他下面的一层楼生孩子。孩子一生出来，我就上楼向我爹通报。他们让我穿过一扇钢门，指给我看我爹在哪里。他坐在一张躺椅上，毯子盖过了膝盖。嘿，我想，我爹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对他说，他现在当祖父了。他等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确实感觉像个祖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笑，也没有动。那个房间有很多病人。我抱住他，他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后来他出了院。现在算来也是好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没法工作，只好坐在房子附近，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这辈子作了什么孽，让他落到这地步。而我母亲辞了工作去打零工。多年后，她总是提到所谓的“雷蒙德生病”的那段住院以及出院后的日子。而生病一词，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1964年，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爹很幸运地被一家木材厂雇用，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克拉马斯。他一个人先搬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应付。他住在离厂不远的木屋里，木屋只有一个房间，与他刚到西部时和母亲住的地方差不多。他给母亲写潦草的信，还要她在电话中把信念给我听。他在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近况，去上班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还告诉她，这样第二天就容易过了，接下去也是如此。他要她代他向我问好。他说，如果他在夜里睡不着觉，就想我，还想我们在一起的好时光。终于，两个月过后，他恢复了一些自信。他可以胜任工作了，并且不再担心会让其他人感到难过。当他蛮有把握时，就让我母亲搬去他那里。
他曾经有六年没有工作，那段时间不能享受任何东西：房子、汽车、家具，还有电器，包括我母亲最喜欢、并引以为豪的大冰箱。他还丢了自己好听的名字，雷蒙德·卡弗，成了某个付不起钱的男人，他的自尊心也丢了。他甚至失去了性功能。我母亲告诉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日子，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却什么也干不成。我倒无所谓，不过我想他是要的。”
那些年，我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但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我们发现经常得搬家。我不能像我爹那样生活。一个圣诞节，我终于逮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当作家。也许，过去我告诉过他我要当整形外科医生来着。“你会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他像是要帮我回答似地说：“写你熟悉的事。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事。”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不会写。他说，“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我说好的，却没有做到。我没有写什么钓鱼的事，我想他不会特别在意这一点的，他也没必要知道我那些日子在写什么，况且，他从来不读书。然而我还是想象自己在为他写。
后来他死了。那时我远在尹阿华城，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说。我来不及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也没有对他说，他干新的工作真了不起，我很骄傲他能恢复过来。
母亲说，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晚饭吃了很多，然后坐在桌旁，喝净了剩下的威士忌，酒瓶是第二天发现的，藏在垃圾箱底的咖啡渣下面。他喝完酒，就站起来睡到床上，过一会儿，母亲也上了床。但夜里母亲又不得不爬起来，移到躺椅上去。她说：“他呼噜打得很响，吵得我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再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张开，脸颊凹陷下去。她说，已经发灰僵硬了。她知道他已死，不需要医生来告诉她，但还是叫来一个医生，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电话是我妻子接的。
母亲保存的过去那些在华盛顿州时拍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爹站在汽车前，一手握着啤酒瓶，一手提着一串鱼。当时他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脸上的表情很局促。我向母亲讨来这张照片，她给了我，还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我把照片贴在我家墙上，每次搬家，照片总跟着一起搬。我不断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想要弄明白发生在我爹身上的事，也好为自己理清头绪。但是我弄不明白。渐渐地，我爹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到时间中去。终于在一次搬家时，照片被我弄丢了。于是，我试着去回忆，同时想法讲一讲我爹的事情，我想，我们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很相像。当我住在旧金山南部郊区的一座公寓里时，写了一首诗，当时我发现我像爹一样有了酗酒的麻烦。诗能够把我和他联系起来。
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潮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研究着父亲羞怯的年轻人的脸。
绵羊般的笑靥，一手提着一串
尖细的黄鲈鱼，另一只手里
是一瓶加斯伯牌啤酒。
他穿着绒布衬衫和牛仔裤，靠在
1934年产的福特汽车的挡泥板前。
戴着旧帽子，翘起的帽檐遮住了双耳，
他要为子孙后代摆出勇敢而健壮的姿态。
我父亲一辈子都想变得勇敢。
但他的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疲软的手，提着一串死鲈鱼
以及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怎么能从我这个同样控制不了酒精，
甚至找不到鱼的人嘴里，说出谢谢你。
那首诗倒是真实的，只有我爹的死期不真实，应该是在六月，而不是像第一行诗中写的那样在十月。我想多一个音节，好使单词拖长一点（注：六月：June，2个单节；十月：October，4个音节。暗指作者想推迟父亲的死期。）。再说，我想留住一个月正好容我写一首诗——那个月的日子，微弱的灯光，空气中飘着烟雾，事物正在死亡，正在腐烂。六月是夏天的夜晚和白天，是毕业典礼，是结婚周年，是我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是我父亲死去的月份。
举行完葬礼回家后，大家全挪到院子里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想必他会比在这里的时候快活。”我一直注视着她离开。我还记得她的帽子上有一只小圆球。然后，我父亲的某个表兄，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们都会想念他的。”我知道他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出于礼貌。
我哭起来，这是得到噩耗后的第一次，以前也没有时间这样痛哭过。现在，突然间，我却大哭不止。那个夏天的中午，我抱住我的妻子哭泣，当她对我说话，安慰我的时候，仍然在哭。
我听见大家在对我母亲说些安慰的吊唁之辞，令人高兴的是，我爹方面的亲戚都来了，我想我记住了那天人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能什么时候好把它讲述出来。但我做不到了，因为我几乎都忘光了。惟一记住的就是，那个中午我爹和我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爹。雷蒙德，这些人不停地说着，用我童年时就熟悉的甜美的声音说着。雷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