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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第一期的“书潮”中,我们曾介绍过迈克尔·摩尔的一本新书《伙计,我的国家在哪里》,该书去年10月26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两周名列第一,而他之前的《愚蠢的白人》一书就曾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不仅是作家,也是导演,在第7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迈克尔·摩尔以其记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一举夺得最佳记录片奖的桂冠,在领奖台上,他的反战演讲更是震惊四座。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临近,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这位政治讽刺作家身上,细看迈克尔·摩尔如何以大胆、辛辣的讽刺为你展现美国的另一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傻子国里?
对这个国家中存在的愚蠢现象,从前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在这个国度里,即使有两千万人是十足的白痴,那至少还有八百万人将具备我所说的东西——这还是比英国和爱尔兰所有人口的总和要多。
后来,我同娱乐和体育电视网(ESPN)的一个游戏节目的工作人员在一间办公室工作,这个节目叫做“两分钟操练”,它不但考你哪个队的哪个人在比赛中打哪个位置,还要问你在1925年波士顿队和纽约队的一场比赛中,谁在什么地方击中了哪个位置;1965年在旧的美国篮球协会中谁是该年度的新手;1967年5月12号,杰克·伍德早饭吃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一个也说不上来——不过我鬼使神差地记住了他的球衣号码:二号。我干吗要记住这些没用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不过自从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们等着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试,我就对人的智力和美国人的头脑有了些认识。在我们的走廊里,一群群的土佬和笨蛋们四处游荡,等待着大显身手的那一刻,他们在心中温习着成百上千条的事件和数据,相互考问,在我看来,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本人,谁也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看着这些充满雄性激素的彪形大汉,你会猜测他们是一群文盲,能认识那些伙计们身上的标签就不错了。
可事实上,他们都是些天才,他们能在120秒内回答三十道深奥、偏僻的难题,这意味着四秒就得答一个题——这还得包括那些提问的体育明星问问题所花费的时间,他们的阅读速度很慢。
语言学家、政论作家诺曼·乔姆斯基曾说过,如果你想要证明美国人不是笨蛋,那就去听听广播里的体育谈话节目吧,他们对细节的记忆力好得让人难以置信,真了不起——这证明了美国人的思维能力良好,只不过还没有什么有趣或刺激的事儿考验过美国人的大脑。乔姆斯基说,我们的考验就是想法儿让政治变得像运动一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如此这般一来,美国人准会开口闭口地“谁在WTO对谁干了些什么”。
不过,他们首先得会念这三个字母:WTO。
有四千四百万美国人的读写程度在小学四年级水平之下,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文盲。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数据的?我是读到的呀,现在你也看到了。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只花99个小时读书,而看电视则要用去1,460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你我都已经消耗过这99个小时中的一部分了。
我还读到除了那些笑话版和二手汽车版,只有百分之十一的美国公众每天费神去读一份日报。
如果一个国家有四千四百万人是文盲,而另有近两千万人认识字却又不经常读书,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那么朋友啊,你和我就是生活在一个骇人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不但拼命造就文盲学生,还不辞辛劳地维护着它的无知和愚蠢,那就不应该由它来统治这个世界——它要统治的话,至少得等到它的大部分公民能在地图上指出科索沃的位置(或是它曾经轰炸过的别的国家的位置)。
美国人喜欢陶醉在自己的愚蠢之中,所以他们“选举”的总统几乎什么都不读——连他的新闻发布会的稿子也不看,他还认为非洲是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洲,对此别的国家的人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一个傻子国就该有个白痴领袖。在我们这个繁荣的伟大国度,当你的大脑受到考验,看看它对体育之外的事物的理解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它所知道的事件和数字到底有多少时,知道的多的总是少数人。
我们的傻子领袖从不掩饰自己的无知——他甚至还要对此大肆吹嘘。在耶鲁2001届的毕业典礼上,乔治·W. 布什骄傲地说起自己曾是耶鲁的一名二流学生:“对那些得‘中’的同学,我想说,你们也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不过你还得有一个曾经担任过总统的爸爸,一个选票失踪的州长哥哥,最高法院里全是你老爸的哥们,所有这些都太复杂了,这么短的一个演讲就无须提及了。
作为美国人,我们有一个引以为傲的传统,那就是我们的高官们尽是些无知的人。1965年,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做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大使的人在参议院确认人选的听证会上,既说不出该国的总统也说不出它的首都,可是没关系,迈克斯威尔.格鲁克还是通过了;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威廉姆·克拉克为副国务卿,在确认人选的听证会上,他本人承认自己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他不知道我们在西欧的盟友对美国在那儿设置核导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南非或津巴布韦的总理姓甚名谁,可不用担心,他通过了。所有这些都为活宝布什铺平了道路,他记不住印度或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名字,七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有两个国家的名字他记不清。
而布什居然还上过耶鲁和哈佛。
最近,556名来自美国55所享有盛名的大学(如耶鲁、哈佛、斯坦福等)的高年级学生接受了一项多选题测试,这是一个“高中知识水平”的测试,共有34个问题,这些尖子学生只能答对其中百分之五十三的题目,只有一个学生全对。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百分之四十的学生不知道美国内战是什么时候打的,虽然选择之中的时间范围很宽泛:A. 1750-1800,B. 1800-1850,C. 1850-1900,D. 1900-1950,E. 1950年以后,(答案是C,伙计。)这些大学高年级生答对最多的这两道题:(1)谁是史努比?(有98%的学生回答正确)(2)谁是瘪四和大头蛋(有99%的人知道)。据我看来,瘪四和大头蛋是讽刺九十年代美国的最好的代表作品,而史努比和他的伙伴们则针砭了美国社会的时弊,因此,我不想批评MTV。
我关心的是,像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乔·里布曼和威斯康星州的赫伯特·科尔这样的政客,他们本该为美国教育的全面失败负责,而他们却对MTV趋之若鹜。随便走进哪所公立学校,多半都是教室里人满为患,天花板漏水,老师们道德败坏;五分之一的学校里,学生用的教材是八十年代出版的,有的甚至更早。
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因为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这些领导人认为再造一架战斗机比教育我们的孩子更重要;他们宁可召开听证会讨论《蠢驴》这部电视剧是否腐化堕落,也不愿意讨论他们自己忽视学校和孩子的教育,让我们国家被人称为“地球上最蠢的国家”,这样的行为算不算腐化堕落。
我讨厌这么写,我喜欢这个庞大笨拙的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疯狂的人们。八十年代,我曾到过中美洲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我听到一群十二岁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对世界银行的关注时,我就觉得美国缺了点什么。
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无知,替他们付学费的大人们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我们给美国国会议员们作个测试,看看他们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那些评论员用喋喋不休的废话充斥我们的电视和广播,如果我们给他们作个测试又会怎么样?他们能答对多少呢?
不久前,我决定找出问题的答案。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电视里要么在播名为“房屋展示”的房地产节目,要么就在播“卖笑族”。当然,如果你喜欢听髭狗吃了安非它命以后发出的声音,你可以看看“卖笑族”。那个早上,也许老天要惩罚我没有去参加弥撒。我不得不听着杂志专栏作家弗莱德·巴恩斯(他现在是右翼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福克斯新闻节目“环路男孩”的主持人之一)不停地在哀叹美国教育处境堪忧,他批评教师和他们罪恶的教师工会,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学生表现如此差劲的原因。
“这些孩子甚至不知道《伊里亚特》和《奥德塞》是什么!”他吼道,讨论会的其他成员则频频点头,对弗莱德高贵的悲哀深为折服。
第二天早上,我给弗莱德·巴恩斯打了个电话,他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弗莱德,”我说道,“告诉我《伊里亚特》和《奥德塞》是什么。”
他开始支支吾吾。“呃……他们是……哦……唔……好啦好啦,你逮了个正着,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高兴了吧?”
我真的没什么高兴的。你是美国电视上的一名权威人士,每周都会在你自己和其他人的节目上亮相;你高高兴兴地向成千上万不知情的观众兜售你的“智慧”,兴高采烈地批评别人的无知,而你和你的嘉宾们自己也不知道。快起来拿上几本书,到房间里去看看吧。
耶鲁和哈佛,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斯坦福和伯克利,你只要能从这其中任何一所大学里拿到个学位,就可以一辈子高枕无忧了。所以,在我上面提到的测试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这些学校的高年级生没有听说过选举权法案和林顿·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倡议(注:“伟大社会”倡议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L.B.约翰逊于1964年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那又怎么样呢?当你坐在托斯卡别墅里看着日落,查看今天的投资赢利有多少的时候,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些无知的学生就读的这些顶尖大学,如果没有一所要求学生至少学习一门美国历史课才能毕业,又怎么样呢?如果你要成为一所大学明天的主人,知道历史有什么用?
谁在乎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不需要学一门外语就能毕业?别国的人现在不都在说英语吗?要是他们不会的话,那些讨厌的外国人还不赶紧跟上时代潮流?
在全美七十个主要大学的七十个英语文学专业里,只有二十三个学校要求英语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莎士比亚课程,这又有谁在乎呢?你能不能找人给解释解释,莎士比亚和英语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些旧得发了霉的戏在这个商业世界中到底有什么用处?
在美国,我们到底把教育排在了什么位置?噢,在资助名单上,大约排在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及肉类检查机关之间吧。这些每天照管我们孩子的人平均年收入为41,351美元。一个国会议员只关心今晚到底哪个烟草商说客会请他吃晚饭,而他的年收入则有145,100美元。
想想这个侮辱人的社会每天给了我们的老师些什么,你就不会惊讶于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选择了这个职业。全国教师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一些学校不得不从国外招募教师。最近,芝加哥从包括中国、法国和匈牙利等二十八个国家聘请了一些教师。到这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纽约市有7,000名老教师要退休,而要接替他们的新教师有百分之六十还没有着落。
可还有荒谬的事:在纽约市,2000-2001学年共有163所学校没有校长!你没听错——学校没人管理。显然,市长和学校董事会正在拿混沌理论做实验——让500个可怜的孩子挤在一幢楼里,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这个城市掌握着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每平方英尺上的百万富翁比人行道上的口香糖还要多,可在这儿,我们给一个新教师的起薪最多就31,000美元,找不到老师我们还要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被忽视不仅仅是教师——美国学校真的正在四分五裂。1999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学校报告说,他们至少有一幢教学楼不能满足正常教学需要;1997年,整个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不得不推迟三周开学,因为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校不安全。
几乎有百分之十的美国公立学校,其在校学生人数比现有的教学楼所能够容纳的人数多了百分之二十五,学生们不得不在走廊、露天的场地、体育馆或食堂里上课;我曾去过一所学校,他们的学生甚至在门房里上课,好像门房似乎不仅仅和卫生清扫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在纽约室的1,100所公立学校中,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学校没有全职的门房,这就让教师们不得不自己拖地板;而学生们则没有手纸用。我们已经把孩子送到街上,让他们兜售糖果,好替学校买乐器——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要让他们去洗车好挣钱买手纸?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下一代是多么特别,大量的公共图书馆、甚至是学校图书馆被关闭,或是缩短开放时间,我们不想让孩子们在一堆书中闲逛!
显然,布什总统同意这一观点:在他的第一笔预算里,他建议把联邦政府对图书馆的预算削减三千九百万美元,使之降低到一亿六千八百万美元——减幅约达百分之十九。就在一周前,他的夫人——前学校图书管理员劳拉·布什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图书馆运动,她称图书馆是“社区的宝库,蕴藏着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信息财富。”总统的母亲芭芭拉.·布什领导着家庭扫盲基金,再也没有什么比家里有个文盲这样的直接体验更能让人投身慈善事业的了。
对那些家中有书的孩子而言,损失一个图书馆是件让人伤心的事;可对那些家人从不读书的孩子,损失一个图书馆就是个悲剧,这让他们也许永远也发现不了读书的乐趣——或者得不到那些将决定他们命运的信息。乔纳森·科佐尔几十年来一直在保护弱势儿童,他把图书馆看作是“最明亮的窗户,它让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孩子们看到了和商业无关的满足和诱惑。”
孩子们无法去好的图书馆,因此也无法培养他们在工作中需要的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他们的工作则越来越依赖于快速更新的信息。进行研究的能力“也许是今天的学生们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美国学校图书管理员协会的执行主任茱莉叶·沃科这样说道,“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不会一辈子都够用。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中会换四到五个职业,驾御信息的能力才是重要的。”
谁该为图书馆的衰落负责呢?对学校图书馆而言,我们可以把手指向理查德·尼克松(对,就用那根手指)。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1974年间,学校图书馆都从政府处得到特别资助。但在1974年,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这条规定,联邦教育经费以“成批拨款”的方式下发给各个州,由他们决定如何使用,而很少有州将这笔钱用于图书馆,从此情形便一发不可收拾。六七十年代这笔资金还未挪为它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学校图书馆的图书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原因。(“不,萨莉,苏联不是我们的敌人,十年前它就垮台了...”)
以下是1999年《教育周刊》的记者对费城一所小学“图书馆”的描述,其他被忽视的学校图书馆的情形也大致相仿:
T.M.皮尔斯小学图书馆中,即使是最好的书也都是过了时的、褪了颜色的破烂书。那些最糟糕的书则多是快散了架的,又脏又臭,会在人的手上、衣服上留下霉斑。桌椅是旧的,不是不配套就是坏的。看不到一台计算机……权威的大百科全书、传记、小说和其他的一些宏篇巨著中常会跳出些过时的事件和理论,以及一些让人不快的成见。在这些书架上,学生们不可能找到关于艾滋病或其他当代疾病的确切资料,也找不到关于月球和火星探索以及最近五届美国总统的资料。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拒绝给美国的教育以足够资金的政客在批评我们的孩子怎么落在了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后面,怎么落在所有有自来水、不靠出卖雏妓维持经济的国家后面。他们冷不丁地想要“可靠性”,他们想让老师负起责任,他们要考老师,他们也要考孩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考他们。
用标准化考试来检验孩子们是不是在学习读写和算术本没有什么大错。但有太多的政客和教育官僚们让全国上下都沉迷于考试中,好像只要我们提高了分数,这个国家教育体制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神奇地迎刃而解。
真正应该去考试的除了那些哭哭啼啼的权威人士就是那些所谓的政治领袖,下次你遇到你们州的州代表或国会议员的时候,给他做这么一个突击小测验,同时告诉他他以后的加薪全凭这次测验的成绩:
1. 你的选民平均年收入是多少?
2. 在获得福利待遇的人中,百分之多少是儿童?
3. 在我们已知的动植物物种中,有多少物种濒临灭绝?
4. 臭氧层的洞有多大?
5. 哪几个非洲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底特律?
6. 有多少个美国城市还有两份报纸相互竞争?
7. 一加仑等于几盎司?
8. 死于学校枪击和死于雷击哪个概率大?
9. 哪个州的首府没有麦当劳?
10. 讲讲《伊里亚特》或《奥德塞》的故事。
答案:
1. 28,548美元
2. 67%
3. 11,046种
4. 一百零五十万平方英里
5. 利比亚,毛里求斯,塞舌尔
6. 34个
7. 128盎司
8. 雷击致死比校园枪击致死的可能性大两倍
9. 佛蒙特州蒙彼利埃市
10. 《伊里亚特》是荷马创作的、讲述特洛伊战争的古希腊史诗。《奥德塞》是荷马的另一部史诗,讲述了伊撒卡国王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争历经十年的返乡之旅。
在这个测试中,你们在议会里的天才代表有可能连五十分都拿不到。不过让人高兴的是,你可以让他在一到两年里走人。
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组织并没有整天闲坐着抱怨那些笨蛋老师,他们非常关心什么样的学生能够进入成人的世界,在那些数以亿记的、着了迷的青少年观众中……或是在他们每年花费的数以亿记的美元中,他们有着自己的即得利益。(去年十几岁的青少年一共花费了一千五百亿美元。)是的,这就是“美国公司”(注:美国公司,又称公司式美国,源出1970年美国Charles A. Reich所作的The greening of America《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它对我们国家学校的慷慨是他们又一个爱国表现。
这些公司对我们孩子的学校到底投入了多少呢?
根据教育中的商业行为分析中心(简称为CACE)收集的数据,它们无私的慈善义举从1990年开始急剧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间,由公司赞助的学校项目和活动上升了248%;作为交换,学校允许这些活动以公司的名字命名。
例如,艾迪·波尔赞助了全国地理竞赛的决赛;发给学生的书的封面上印着卡尔文·克来恩和耐克的广告;耐克和其他的鞋商想尽早接近明天的明星,因此,他们赞助了各个市里的高中篮球队。
比萨屋设立了一个“预定”项目以鼓励孩子们读书。每个月,当学生们完成了他们的读书计划,比萨屋就会奖给他们一份可以换取铁盘比萨的证明,在饭店里,经理会亲自向孩子们表示祝贺,并奖励给他们一份滞销品和一张证书。比萨屋还建议校长们在学校里张贴“比萨屋预定奖”的获奖名单,让所有的孩子们都看到。
米尔斯将军谷类食品公司和坎贝尔汤料公司想出了更妙的主意。他们不给免费的奖励,而是让学校推动家长买他们产品,然后再回报学校。在米尔斯公司的“开盖为教育”的项目中,每送一个盒顶商标,学校就能得到十美分,一年就能挣一万美元,这也就意味着米尔斯公司卖了十万盒产品。坎贝尔公司的“标签为教育”的项目也不差,它吹嘘说“要免费给孩子们提供学校的设备”,只要学校送去94,950个汤料标签,就能“免费”得到一台苹果电脑。坎贝尔公司建议,学校的目标是每天从每个学生那里收上一个标签,按照他们保守的估计,按每周每个孩子五个标签计算,一所528人的学校就能得到那台电脑了。
把学校和公司拉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这样的赞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校和瓶装软饮料之间的排他性协议迅速增长了1,384%,三十一个州的两百四十个校区把在学校中排他性地推广产品的权利卖给了以下三个汽水公司中的任何一个:可口可乐,百事和博士。现在比从前有更多的超重儿童有什么可奇怪的?年轻的妇女因为牛奶喝得少了而缺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虽然除了午餐时间,联邦法律禁止在学校内销售软饮料,在一些人满为患的学校里,午餐在上午就开始了。人工调味的、含糖的碳酸水,这就是冠军的早餐!(2001年3月,可口可乐迫于公众压力,宣布它将在学校售货机里加入纯水、果汁以及其他不含糖分和咖啡因、含钙丰富的替代性饮料。)
想想他们和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校区做的交易,就知道他们承担得起这样的让步。科罗拉多是学校和软饮料公司合伙销售的先驱。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学校从和可口可乐公司十年的交易中将获利八百四十万美元——如果每年销售的可口可乐产品超过了“要求的”七万件,还能获得更多的钱。为了能保持这种销售水平,校区的头头们敦促校长不再限制学生去饮料机上买可乐,并允许他们在教室里喝可乐。
不仅仅是可口可乐,在科罗拉多的杰斐逊县(科伦拜恩高中(注:1999年5月20日,这里发生了一起重大校园枪击案,有12名学生和1名教师丧生。)就在这儿),百事公司捐资一百五十万美元修建一个新的露天体育场。这个县的另几所学校尝试开了一门科学课,其中部分是百事公司的主意,课的名字是“碳酸饮料公司”,学生们品尝可乐,分析可乐样品,观看一个百事装瓶厂的介绍,并参观一个当地的百事工厂。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当地投票的时候是我们真正上高中的惟一时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在参加神圣的民主仪式时,在同一幢楼里两千个学生生活在某种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之下。)那些筋疲力尽的十几岁少年把大厅挤得满满的,拖着脚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他们神情恍惚、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他们学会了机械刻板地重复当地政府想要他们回答的东西,任何不想随波逐流的人都有穿双排纽雨衣的黑手党之嫌。我最近访问过一个学校,一些学生问我是否注意到学校的学生都穿着白色或其他中性色的衣服,没人敢穿黑色或其他不同寻常的、与众不同的颜色,否则你就会被叫进校长办公室里,在那儿,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会确认你穿的那件林普-比兹可特衬衫是否意味着你想在纳尔森小姐第四节几何课上开枪射击。
就这样,孩子们学会了掩藏个性,他们知道从众才能苟延残喘,捣乱会把他们自己弄出学校。不要怀疑权威,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许思考,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哦,作为一个活跃的、完全适应了环境的一分子,在我们蓬勃兴旺的民主国家里,快乐而又有意义地生活吧!
怎样做一匹学生的害群之马而非俯首帖耳的学生
在高中,反抗有很多种办法,而且都很有趣。关键是你得明白所有的规则,以及你在法律和学校政策之内的权益。这些会帮助你躲开不必要的麻烦。
你还可能赚些额外的好处。一位名叫大卫·商库拉的大学生曾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帮助过我,他回忆说,当他在肯塔基州读高中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们发现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州法,这条法律规定,任何学生都可以请一天赶集假。几年前,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也许是要帮助某个农场的孩子把他第一流的猪拿到集市上去卖,同时又不会受到学校的惩罚。可这条法律仍然写在那儿,任何学生都有权利请一天的集市假——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大卫和他在城市的朋友们上交他们的请假条时,校长脸上的表情——他无能为力呀。
你还可以这样做:
1. 嘲弄选举
学生会和班级的选举是学校放出来的最大的烟幕弹,它让人错误地认为学生们在学校管理方面有发言权。大部分参加竞选的学生把这种象模象样的把戏太当回事——或者他们觉得这会让他们上大学的申请材料看上去漂亮些。
那你干吗不自己参加竞选呢?参加竞选来嘲弄这场可笑的活动吧。成立一个你自己的政党,再给它起一个可笑的名字;竞选的承诺要与众不同:要是我当选,我要把学校的吉祥物改成变形虫;要是我当选,我要让校长在每天午餐开饭前第一个尝尝饭菜;打出横幅,在上面写上绝妙的口号:“投我一票吧——我是个真正的失败者!”
如果你当选了,你就能竭尽全力地做一些让校方发疯、但对学生们有帮助的事(如:要求免费发放避孕套;学生对老师进行评估;减少回家作业,这样你们可以在晚上十二点钟前上床睡觉,等等)。
2. 组织一个学校俱乐部
你有权这么做。找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师作为主办人,成立“人工流产合法俱乐部”、“自由言论俱乐部”、“团结全镇俱乐部”;让每个成员都成为该俱乐部的“主席”,这样他们在大学的入学申请上就可以这么写了。我认识的一个学生曾试图成立一个“女权主义俱乐部”,但校长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得拨同样的时间给“大男子主义俱乐部”。你会碰到这么白痴的想法,但不要放弃努力。(见鬼,要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说“行”,然后建议校长做“大男子主义俱乐部”的主办人。)
2. 办自己的报纸和网页
你的这一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如果你注意不要有黄色或诽谤性的内容,不要让他们抓住你的小辫子把你查封,报纸和网页就能很好地让人们知道发生在你们学校的事。要幽默,学生会喜欢它的。
3. 参与到社区中来
去参加学校董事会的会议,告诉他们学校发生的事,请求他们做一些改变。他们会尽量不理睬你,或者让你在冗长的会议期间一直坐在那儿,最后才让你发言,但他们总得让你说话。给当地报纸的编辑写信,大人们不知道你们高中发生的事,告诉他们,很有可能你会找到支持你的人。
所有这些都会引起一场骚乱,但如果你需要的话,他们还是管用的。如果学校报复的话,你就和当地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联系;威胁校方你要起诉他们——校方讨厌听到这个词。记住:当你占上风的时候,校长脸上的表情是最让你快意的事。抓住机会。
不要忘记:
你没有永久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