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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近年来，我们党不断优化干部选用工作，坚持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强化分类考核，防止“一刀切”，避免一种考核办法包打天下;激励担当作为，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的“官油子”没位子。与此同时，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逐步形成，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奉献精神、奋斗精神。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形成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就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用高素质干部队伍支撑党的组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制定修订了19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等一系列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搭建起党内法规的“四梁八柱”，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制度之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同样要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把党内组织法规和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才能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摘自《人民日报》）
以党建为引领 夯实社区治理之基
注重建强组织，筑牢社区治理“主阵地”。要持续扩大社区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班子，注重从有知识有能力的大学生、优秀农民工、退伍军人、致富能人等党员群体中进行选拔。要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重视提升素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现场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社区干部对“为谁治理、为谁服务”的意识和治理能力。
注重健全机制，突出社区治理“指挥棒”。要以顶层设计为切入点，以制度机制建设为抓手，推动社区治理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要健全完善“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机制，构建以党建为主导，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力量融合发展、共建共赢。要常态化推行社区党建结对共建机制，实现活动联办、资源共享、治理共抓，引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注重服务保障，搭建社区治理“连心桥”。要以开展“访民情、解难题、抓落实”等活动抓手，面对面听群众说，心贴心围着群众转，抓住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事情，破解社区治理的难点问题，充分调动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让群众从社区治理的“受益人”向“参与者”转变，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献策的良好局面。
（摘自人民网）
用好红色资源 抓好“四史”学习教育
一是知事，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实。通过组织群众参观革命遗迹、瞻仰革命文物、讲述红色革命故事，开展学术研究、文化传习、品牌打造、文艺创作等，让广大群众生动、鲜活、深刻地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脉络、掌握历史事实、坚定“四个自信”。
二是明势，明晰历史方位，把握时代走势。强调空间维度，更好明晰历史大势的走向，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强调时间维度，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三是求是，坚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哲理。要积极保护、不断开发、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组织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领略革命精神的真谛，夯实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统一。
四是尚实，坚持脚踏实地，推进工作实踐。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支撑，凝聚强大力量。
（摘自《光明日报》）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起点
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足以彪炳史册。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返贫致贫的因素还会存在，相对贫困还会存在。唯有不舍寸功，才能善作善成。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特别是当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洪涝地质灾害的影响，部分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可能增多，巩固脱贫成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因此，既要立足当下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又要着眼长远，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些目标任务没有哪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仰赖于更大的力度、更强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应充分认识到奋斗的连续性。砥砺决心，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着一锤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价值追求，自觉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要求，而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今天，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的念头，更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目标不变、靶心不移、脚步不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聚焦聚神聚力 抓好工作落实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讲政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能“纸上谈兵”“空喊口号”。抓落实是讲政治的“试金石”，也是最起码的政治品格。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在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负责的高度，自觉把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去把握、去推动、去落实，决不能搞虚的、空的、假的。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责任问题。党员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必须把责任扛起来，为人民谋福利。常思量改革发展之要，常掂量肩负责任之重，既要有舍我其谁、独当一面的勇气，又要有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魄力，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作风问题。说得多、做得少，空话多、实话少，有始无终、虎头蛇尾，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党的作风格格不入，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抓落实的大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势必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党员干部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实处谋划，向实处用力，务求实实在在的效果。
（摘自《人民日报》）
写好“德”与“才”的用人文章
政治忠诚是首要品德。选人用人必须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将政治关口前移、置顶，将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近距离、多角度识别干部，从工作表现、群众口碑、同事评价、上级评判等内容中考准考实干部政治表现，精准描绘政治素质画像，坚决把“伪忠诚”“墙头草”“两面人”挡在门外。
能力素质是必要才能。选人用人要把好能力素质关，坚持实绩导向、专业导向，坚持能者上、劣者汰、优者奖，及时把那些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好干部是选拔出来的，更是培育和管理出来的。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清正廉洁是根本底线。选人用人要把好廉洁关口，将清正廉洁作为选拔任用的基本标准，坚决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知敬畏、讲感恩、守戒惧，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欲，自重、自省、自警、自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的尊师情怀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6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宴请当年的塾师、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等，并合影留念。他将自己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后，起身第一个举杯向老师敬酒。老人激动地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师坐下边笑容满面地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师生对答，传为佳话。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自己的老师慢慢行走。他生怕老师摔倒，便让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长满杂草的路边，边走边谈。当时随行摄影师侯波及时抓拍下的这一珍贵照片，毛泽东的右手牵着时年78岁的毛老师的左手，走在小路边上，心之虔诚，令人动容。
毛泽东还时常邀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1950年9月21日，王季范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王季范既是毛泽东的堂兄（九哥），也是他的学前老师、中学老师和“一师”老师，感情极为深厚。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家宴招待王季范。据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回忆，毛泽东握着王季范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从家书看周恩来的人生境界
1946年6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负责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亲友得知后，有的托人带信，有的直接找上门来请周恩来给予照顾，帮忙找工作。堂兄周恩夔及夫人陆淑珍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在给这对俗称“铁仙四歌嫂”的信中写道：“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其后，周恩来从自己的生活补助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他们作返程路费和应急之用。
虑大局，讲原则，严于律己，是周恩来修身齐家的一貫作风。周恩来在处理家事、亲情问题上，偶尔也会“开口子”，搞“变通”。帮“女儿”找妹妹就是其一。1949年7月22日，周恩来致电时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乔冠华和龚澎。电报中指示：“请在香港报上登一寻人广告，用兰姊的名义寻黄粤生（女性）22岁，四川南溪人。如找到，请龚澎找她谈一下……如粤生愿来北平，望告刘恕邦助她来平。”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孙维世姐妹得以团聚。作为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孙维世是唯一被周恩来夫妇称作“女儿”的人。
（摘自《学习时报》）
党史上第一个反贪腐文件
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但当时全国只有3000多名党员，极不适应领导大革命高潮的斗争形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
一年后，党员总数增至1.3万多人，党在各条战线的领导力量明显增强。但是，有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不严格执行组织规章，忽视考察培养，甚至批量、突击吸收，如上海、湖北、山东等省市的一些党组织，有时一批入党人数多达百余，导致一些品行不端的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有的担任领导职务后，出现侵吞公物、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等行为，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望。
为扼制、惩处贪污腐败，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治贪反腐问题和决策，作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堪称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通告》全文近500字，深刻分析了贪腐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阐述了党与贪腐斗争的立场和方针，行文使用“坚决”“迅速”“不容情”“立即执行”“是为至要”等一系列严厉措辞，不但表明党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的宗旨和初心。
（摘自党建网）
四战四平：锤炼了解放军正规化作战能力
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事，也是发生在黑土地上的战争名篇。四战四平，是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今四平市）的四次作战。双方历时两年，投入兵力94万余人次，展开四次战役：四平解放战、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四平收复战。第一次作战为四平解放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同驻守在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斗。第二次作战为四平保卫战，是国民党新一军全面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奋起还击，打响的四平城区保卫战。第三次作战为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决战于四平外围的战斗。第四次作战为四平收复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肃清四平国民党守军的战斗。 在四平战役中，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且事关东北全局。所以，毛泽东对四平战役密切关注。四战四平成为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作战行动，对辽沈战役乃至解放全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双方不惜投入精兵良将，四平几易其手。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1931年2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来到上海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他发现秘书处的文书处理工作比较紊乱，还有一间屋子里堆积着一捆一捆未加整理的党内机密文件资料。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机关内堆放如此大量的文件既不符合保密纪律，又很危险。他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在这方面他很有研究，你们可请阿秋给写几条文件处置办法，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执行。”“阿秋”是人们对瞿秋白的爱称。
瞿秋白很快草拟出《文件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办法》指出：中共中央文件应分4大类，并且“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就为后来的文件查阅与史实考证提供了方便。《办法》又规定各机关一律将办理完毕的文件向秘书处归档。从此，秘书部门有了“归档”制度。
（摘自《人民政协报》）
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
1947年8月，劉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长途奔袭，极度疲惫，行军打仗时找不到向导，伤病员无法就地安置，觅粮、抬担架全要靠自己，面临残酷考验。更为严重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生了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为严肃军纪，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
令人痛心的是，“约法三章”不久又发生了直属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位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的情况，疑惧军队，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刘伯承指出，问题竟发生在眼皮底下，更应该严肃纪律。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必须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直属队，要看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就离失败不远了。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召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战士和百姓替他求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态度坚决，表示：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刘、邓和这位副连长感情很深，但法不容情。
（摘自《人民日报》）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键。近年来，我们党不断优化干部选用工作，坚持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强化分类考核，防止“一刀切”，避免一种考核办法包打天下;激励担当作为，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的“官油子”没位子。与此同时，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逐步形成，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奉献精神、奋斗精神。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形成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就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用高素质干部队伍支撑党的组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制定修订了19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等一系列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搭建起党内法规的“四梁八柱”，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制度之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同样要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把党内组织法规和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才能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摘自《人民日报》）
以党建为引领 夯实社区治理之基
注重建强组织，筑牢社区治理“主阵地”。要持续扩大社区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班子，注重从有知识有能力的大学生、优秀农民工、退伍军人、致富能人等党员群体中进行选拔。要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重视提升素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现场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社区干部对“为谁治理、为谁服务”的意识和治理能力。
注重健全机制，突出社区治理“指挥棒”。要以顶层设计为切入点，以制度机制建设为抓手，推动社区治理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要健全完善“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机制，构建以党建为主导，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力量融合发展、共建共赢。要常态化推行社区党建结对共建机制，实现活动联办、资源共享、治理共抓，引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注重服务保障，搭建社区治理“连心桥”。要以开展“访民情、解难题、抓落实”等活动抓手，面对面听群众说，心贴心围着群众转，抓住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事情，破解社区治理的难点问题，充分调动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让群众从社区治理的“受益人”向“参与者”转变，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献策的良好局面。
（摘自人民网）
用好红色资源 抓好“四史”学习教育
一是知事，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实。通过组织群众参观革命遗迹、瞻仰革命文物、讲述红色革命故事，开展学术研究、文化传习、品牌打造、文艺创作等，让广大群众生动、鲜活、深刻地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脉络、掌握历史事实、坚定“四个自信”。
二是明势，明晰历史方位，把握时代走势。强调空间维度，更好明晰历史大势的走向，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强调时间维度，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考量，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三是求是，坚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哲理。要积极保护、不断开发、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组织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领略革命精神的真谛，夯实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统一。
四是尚实，坚持脚踏实地，推进工作实踐。要把“四史”学习教育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支撑，凝聚强大力量。
（摘自《光明日报》）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起点
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足以彪炳史册。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返贫致贫的因素还会存在，相对贫困还会存在。唯有不舍寸功，才能善作善成。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特别是当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洪涝地质灾害的影响，部分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可能增多，巩固脱贫成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因此，既要立足当下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又要着眼长远，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些目标任务没有哪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仰赖于更大的力度、更强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应充分认识到奋斗的连续性。砥砺决心，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着一锤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价值追求，自觉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要求，而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今天，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的念头，更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目标不变、靶心不移、脚步不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聚焦聚神聚力 抓好工作落实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讲政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能“纸上谈兵”“空喊口号”。抓落实是讲政治的“试金石”，也是最起码的政治品格。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在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负责的高度，自觉把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去把握、去推动、去落实，决不能搞虚的、空的、假的。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责任问题。党员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必须把责任扛起来，为人民谋福利。常思量改革发展之要，常掂量肩负责任之重，既要有舍我其谁、独当一面的勇气，又要有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魄力，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深刻认识抓落实是作风问题。说得多、做得少，空话多、实话少，有始无终、虎头蛇尾，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与党的作风格格不入，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抓落实的大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势必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党员干部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实处谋划，向实处用力，务求实实在在的效果。
（摘自《人民日报》）
写好“德”与“才”的用人文章
政治忠诚是首要品德。选人用人必须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将政治关口前移、置顶，将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近距离、多角度识别干部，从工作表现、群众口碑、同事评价、上级评判等内容中考准考实干部政治表现，精准描绘政治素质画像，坚决把“伪忠诚”“墙头草”“两面人”挡在门外。
能力素质是必要才能。选人用人要把好能力素质关，坚持实绩导向、专业导向，坚持能者上、劣者汰、优者奖，及时把那些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好干部是选拔出来的，更是培育和管理出来的。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清正廉洁是根本底线。选人用人要把好廉洁关口，将清正廉洁作为选拔任用的基本标准，坚决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知敬畏、讲感恩、守戒惧，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欲，自重、自省、自警、自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的尊师情怀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6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宴请当年的塾师、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等，并合影留念。他将自己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后，起身第一个举杯向老师敬酒。老人激动地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师坐下边笑容满面地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师生对答，传为佳话。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自己的老师慢慢行走。他生怕老师摔倒，便让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长满杂草的路边，边走边谈。当时随行摄影师侯波及时抓拍下的这一珍贵照片，毛泽东的右手牵着时年78岁的毛老师的左手，走在小路边上，心之虔诚，令人动容。
毛泽东还时常邀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1950年9月21日，王季范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王季范既是毛泽东的堂兄（九哥），也是他的学前老师、中学老师和“一师”老师，感情极为深厚。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设家宴招待王季范。据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回忆，毛泽东握着王季范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从家书看周恩来的人生境界
1946年6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负责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亲友得知后，有的托人带信，有的直接找上门来请周恩来给予照顾，帮忙找工作。堂兄周恩夔及夫人陆淑珍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在给这对俗称“铁仙四歌嫂”的信中写道：“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其后，周恩来从自己的生活补助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他们作返程路费和应急之用。
虑大局，讲原则，严于律己，是周恩来修身齐家的一貫作风。周恩来在处理家事、亲情问题上，偶尔也会“开口子”，搞“变通”。帮“女儿”找妹妹就是其一。1949年7月22日，周恩来致电时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乔冠华和龚澎。电报中指示：“请在香港报上登一寻人广告，用兰姊的名义寻黄粤生（女性）22岁，四川南溪人。如找到，请龚澎找她谈一下……如粤生愿来北平，望告刘恕邦助她来平。”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孙维世姐妹得以团聚。作为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孙维世是唯一被周恩来夫妇称作“女儿”的人。
（摘自《学习时报》）
党史上第一个反贪腐文件
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但当时全国只有3000多名党员，极不适应领导大革命高潮的斗争形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
一年后，党员总数增至1.3万多人，党在各条战线的领导力量明显增强。但是，有的基层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不严格执行组织规章，忽视考察培养，甚至批量、突击吸收，如上海、湖北、山东等省市的一些党组织，有时一批入党人数多达百余，导致一些品行不端的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有的担任领导职务后，出现侵吞公物、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等行为，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望。
为扼制、惩处贪污腐败，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治贪反腐问题和决策，作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堪称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通告》全文近500字，深刻分析了贪腐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阐述了党与贪腐斗争的立场和方针，行文使用“坚决”“迅速”“不容情”“立即执行”“是为至要”等一系列严厉措辞，不但表明党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的宗旨和初心。
（摘自党建网）
四战四平：锤炼了解放军正规化作战能力
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事，也是发生在黑土地上的战争名篇。四战四平，是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今四平市）的四次作战。双方历时两年，投入兵力94万余人次，展开四次战役：四平解放战、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四平收复战。第一次作战为四平解放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同驻守在四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斗。第二次作战为四平保卫战，是国民党新一军全面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奋起还击，打响的四平城区保卫战。第三次作战为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决战于四平外围的战斗。第四次作战为四平收复战，是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肃清四平国民党守军的战斗。 在四平战役中，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且事关东北全局。所以，毛泽东对四平战役密切关注。四战四平成为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作战行动，对辽沈战役乃至解放全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双方不惜投入精兵良将，四平几易其手。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1931年2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来到上海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他发现秘书处的文书处理工作比较紊乱，还有一间屋子里堆积着一捆一捆未加整理的党内机密文件资料。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机关内堆放如此大量的文件既不符合保密纪律，又很危险。他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在这方面他很有研究，你们可请阿秋给写几条文件处置办法，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执行。”“阿秋”是人们对瞿秋白的爱称。
瞿秋白很快草拟出《文件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办法》指出：中共中央文件应分4大类，并且“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就为后来的文件查阅与史实考证提供了方便。《办法》又规定各机关一律将办理完毕的文件向秘书处归档。从此，秘书部门有了“归档”制度。
（摘自《人民政协报》）
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
1947年8月，劉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长途奔袭，极度疲惫，行军打仗时找不到向导，伤病员无法就地安置，觅粮、抬担架全要靠自己，面临残酷考验。更为严重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生了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为严肃军纪，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
令人痛心的是，“约法三章”不久又发生了直属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位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的情况，疑惧军队，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刘伯承指出，问题竟发生在眼皮底下，更应该严肃纪律。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必须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直属队，要看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就离失败不远了。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召开公判大会，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战士和百姓替他求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态度坚决，表示：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刘、邓和这位副连长感情很深，但法不容情。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