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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
1878年5月20日，“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伦敦某上流社会的社交沙龙上，遇到了两位拖着长辫子的特殊客人。其中一位是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另一位则是他的翻译张德彝。
没想到，在伦敦的那一场会面，竟然是留声机进入中国的伏笔。
最早拥有留声机的中国人
当天，爱迪生先为郭嵩焘、张德彝演示了贝尔发明的电话，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向两位中国客人介绍自己一年前发明的杰作——留声机。
在当天的日记里，亲身体验了西洋“奇技”的郭嵩焘详细记下了这段见闻：
“询之爱谛生，云：凡声非在外也。人耳中自有声，触人声而成语言。盖所以成声者，由耳目（内）有薄萌，感声而自动，声愈大则动愈疾，以是能辨知其声之高下清浊……既传言，纳之筒中，加罩覆之，推使其针紧逼轮孔，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自罩中一一传出。有为长歌者，亦以歌传出之。有两人接续传语，亦接续传出。中间稍间，一一符合。爱谛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或爽者，真神技也。”
郭嵩焘记录的“爱谛生”即“爱迪生”。他对这些能“传言”“纳声”的“泰西新制之器”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仅仅过了半年，他就托人购置了电话、扩音器及留声机。
郭嵩燾根据英文音译分别称之为“特雷风”（telephone）、“买格洛风”（microphone）、“方罗格纳夫”（phonograph），并且用中文作了简单的介绍。
其中“方罗格纳夫”被郭嵩焘描述为“传语言机器”，人声“可由此而传之彼，经数日其音不散”，也就是“留声机”。
根据目前已知史料，或可确定郭嵩焘与张德彝同为最早接触留声机的中国人。而勤于笔记的郭嵩焘是最早记载、介绍并拥有留声机的中国人。
留声机进入上海
之后数年间，国内知晓留声机等设备的大清官僚仍寥寥无几。而郭嵩焘所购机器的下落，也无从考证。直到1889年另一位出洋使臣薛福成领命出使欧洲诸国时，对留声机还闻所未闻。
1892年，驻伦敦两年后，他才有机会接触到留声机，并对之啧啧称奇：“近又有美国人爱迪生者，制成纳音器。开其机轴，装以蜡筒，一人口向皮带语之，则声留蜡筒上；可邮致他处，供人听闻，虽相距数万里，远隔数十年，无殊晤对。此则尤变化出奇矣。”
所谓“纳音器”，即当年流行的蜡筒式留声机。作为一种新兴科技产品，它已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乃至欧美上流社会的家中。
尽管薛福成是到了伦敦后才开了“洋荤”，但就在他出使欧洲的同时，蜡筒式留声机已经出现在了上海滩。而上海读者早在1887年就已经从《申报》获悉：蜡筒式留声机流行于欧美。
就在薛福成感叹“此则尤变化出奇矣”的时候，上海丰泰洋行已经把留声机带进了十里洋场。
1890年初出版的《格致汇编》中，有一篇“格物杂说”的专栏以《新创记声器图说》为题介绍了蜡筒式留声机。
这篇文章不仅对蜡筒式留声机从问世到流行的过程、工作原理等详加介绍，还报道了发明者爱迪生的事迹：“数年前，西人创有传声器即德律风，能远近通言，已属巧而奇矣。今又有人造成记声器，能记存言语，数发其声，是奇而又奇矣。创此器者，美国人名爱第森也。”
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记载了留声机进入上海的准确时间：“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以备购者观看其器。”
由此可知，留声机进入上海的准确年份是1889年。
“唱戏机器”受欢迎
当年的丰泰洋行算是沪上历史悠久的知名洋行，旧址位于今天福州路。1889年时，丰泰洋行将留声机放在店内展示，供人欣赏观摩。若有顾客有意购买，则可以通过洋行向外国厂商直接订购。
当时沪上市民称其为“唱戏机器”，并对其热烈欢迎。1905年2月《时报》上有夸赞“唱戏机器”妙处的推销文章，称赞其“普天下第一等”，又说“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
所谓“新式顶响唱戏机器”，就是黑胶唱片式唱机。“刻有英美名厂托本公司独家经理头等唱戏机器，比以前他项之货大不相同，每只自念四元至二百余元，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全。”
“格物杂说”专栏的那篇文章还介绍了识别真伪的方法：“最后还仕商赐顾，请认明大小机器底面有本公司牌号以及坐狗牌为记。讲买之时，祈认明机器上黑底白字铜牌子，西字号码方是真货，京调用仙孩牌，洋、广调用坐狗牌为记。”
其中，“坐狗牌”的图案是一只面对留声机喇叭的小狗，也是至今仍驰名世界的音乐商标HIS MASTER’S VOICE（主人之声），隶属于美国胜利留声机公司。
“仙孩”则是英国知名音乐公司HMV所使用的商标，英文为Angel。
这两家公司都与唱片及唱片式留声机发明者美籍德国人柏利纳有很深的渊源，其产品均为唱片式留声机。
当时唱片只是留声机的周边商品，也是外国公司及其代理洋行推销留声机的一种辅助手段。由于唱片完全依赖它播放，因此也被称为“留声机片”。
中国的唱机、唱片中心
虽然留声机成了当时最新鲜时髦之物，但因受价格、功能、场地以及唱片内容等因素制约，普及率并不高。于是，留声机厂商都希望通过各种类型的音乐唱片来推销唱机，例如为了迎合中国人口味，就开始灌录传统戏曲、中文流行歌曲的唱片。
1908年，法国百代（Pathe）公司在上海南洋桥租房，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专门从事唱片生产经营，产品注册为雄鸡商标，象征着中国唱片业在上海正式诞生。
起初，生产流程是先在中国灌录母盘，然后送回法国本土压盘生产，之后又运回中国市场销售，程序复杂且成本极高。 1915年，百代公司在徐家汇路上设立了唱片制造厂，开始在本土生产唱片，获利颇丰。
此外，其他外商也争先恐后地进入该领域。英、美、德等国资本相继投资于上海唱片业，而上海也成为唱机、唱片行业在全国的中心，也是产销的主要基地。
面对新兴的唱片市场，华人资本同样不甘落后。1922年大中华唱片公司正式投产。大中华唱片公司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05年。当时，刚在日本建立同盟会的孙中山曾邀请日本人铿尾庆来上海投资建唱片工厂，但直到1917年才确定在今虹口区大连路上的厂址。
大中华唱片公司初为中日合资，1927年改由中国人经营。该厂产品注册商标为双鹦鹉，特色是以唱片颜色来区分内容，例如红色唱片为京剧，绿色唱片为歌曲，蓝色唱片则为地方戏曲。
1924年，大中华唱片公司还曾出版孙中山讲演唱片，成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就在大中华唱片公司投产的同一年，中国台湾商人许冀公联合其他华商建立了中国留声机器公司。当时华商们发现不少洋行、外国唱机公司每月可售卖3000余台唱机，利润极高。如许冀公這样的商人便决定积极进入唱机产业，希望在上海本地生产销售。
中国留声机器公司不仅从事唱机生产经营，也会邀请国内戏曲名家来灌录唱片，以扩大影响。例如，京剧名家小杨月楼、谭富英和马连良的第一张唱盘就是在中国留声机器公司灌录完成的。
截至1929年，上海已有30余家留声唱机厂商，行业发展迅速，竞争日渐激烈。其中较大的厂商每月的营业额可达两三千元，“利益颇厚，约有二、三分钱利益”，且“年年可获利”。
伴随唱机的畅销，唱片公司亦同步发展，领先者有大中华唱片公司、亚尔西爱胜利公司、长城唱片公司、高亭公司、开明公司样子间、 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等。
无线广播的冲击
然而，伴随着无线电台的出现与收音机的普及，刚进入畅销时代的留声机市场就迎来了转折。
1923年1月23日，捷克小提琴家贾罗斯拉·科西恩在上海广东路大来大楼顶搭建的播音室拉响了自己的琴弦，开始演奏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广播乐曲。演奏结束后，又通过无线电播放了几张音乐唱片。这次广播音乐放送获得了上海市民的普遍欢迎。
广播音乐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广大上海市民若要收听音乐，除购买唱机外，还多了另一个选择——收听无线广播。相较于昂贵的留声机，收音机更便宜，况且不必另外购买唱片，只需拧开收音机按钮就能轻松享受音乐。
截至1935年，全市登记在册的收音机台数从1923年的500台猛增至6.8万台。而留声机自“畅销无线电收音机以后，竟大受打击，唱机销路，寥寥无几”。
起初为了应对无线电的竞争，上海本地唱机厂商率先开始打起了血雨腥风的价格战。为博效率，国产留声机的价格甚至一度降到了进口产品的50%以下。然而，由于当时留声机核心部件都需要进口，所以越来越廉价的产品意味着质量越来越糟糕，而当时国产部件却多质量不过关。
价格战非但未能挽救销量，反而导致全市唱机行业的剧烈动荡。20世纪30年代初，相当多唱机厂商被迫宣告破产，幸存的企业开始减缩生产经营规模，静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大规模重组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唱机厂商与唱片厂商开始大规模重组。
哥伦比亚公司先收购沪上行业龙头法国百代公司，并保留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旧名，同时另建中国唱片公司。
1930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在上海投资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同年，华资新公司长城唱片也开始灌录发行。
1931年，留声机公司HMV与哥伦比亚公司合并成立新百代（EMI），上海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成为新百代的成员。同年，为了打开销路，长城公司出版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4大名旦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件大事。
1932年，上海胜利公司在上海平凉路建厂生产胜利唱片。两年后，新百代（EMI）公司再度重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为百代（中国）有限公司。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欧美外资背景的唱片公司、留声机公司纷纷关门，或遭强制征收。如日本资本就强行征收上海胜利公司，将其改组为所谓中国唱机有限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唱机有限公司又被日本当局接管，大中华唱片公司亦被日方控制，被改名为孔雀唱片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征用了大中华唱片公司并改为公营，但生产陷入长期停顿，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逐渐恢复生产。
1878年5月20日，“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伦敦某上流社会的社交沙龙上，遇到了两位拖着长辫子的特殊客人。其中一位是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另一位则是他的翻译张德彝。
没想到，在伦敦的那一场会面，竟然是留声机进入中国的伏笔。
最早拥有留声机的中国人
当天，爱迪生先为郭嵩焘、张德彝演示了贝尔发明的电话，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向两位中国客人介绍自己一年前发明的杰作——留声机。
在当天的日记里，亲身体验了西洋“奇技”的郭嵩焘详细记下了这段见闻：
“询之爱谛生，云：凡声非在外也。人耳中自有声，触人声而成语言。盖所以成声者，由耳目（内）有薄萌，感声而自动，声愈大则动愈疾，以是能辨知其声之高下清浊……既传言，纳之筒中，加罩覆之，推使其针紧逼轮孔，而后发机转动，则所传之言皆自罩中一一传出。有为长歌者，亦以歌传出之。有两人接续传语，亦接续传出。中间稍间，一一符合。爱谛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或爽者，真神技也。”
郭嵩焘记录的“爱谛生”即“爱迪生”。他对这些能“传言”“纳声”的“泰西新制之器”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仅仅过了半年，他就托人购置了电话、扩音器及留声机。
郭嵩燾根据英文音译分别称之为“特雷风”（telephone）、“买格洛风”（microphone）、“方罗格纳夫”（phonograph），并且用中文作了简单的介绍。
其中“方罗格纳夫”被郭嵩焘描述为“传语言机器”，人声“可由此而传之彼，经数日其音不散”，也就是“留声机”。
根据目前已知史料，或可确定郭嵩焘与张德彝同为最早接触留声机的中国人。而勤于笔记的郭嵩焘是最早记载、介绍并拥有留声机的中国人。
留声机进入上海
之后数年间，国内知晓留声机等设备的大清官僚仍寥寥无几。而郭嵩焘所购机器的下落，也无从考证。直到1889年另一位出洋使臣薛福成领命出使欧洲诸国时，对留声机还闻所未闻。
1892年，驻伦敦两年后，他才有机会接触到留声机，并对之啧啧称奇：“近又有美国人爱迪生者，制成纳音器。开其机轴，装以蜡筒，一人口向皮带语之，则声留蜡筒上；可邮致他处，供人听闻，虽相距数万里，远隔数十年，无殊晤对。此则尤变化出奇矣。”
所谓“纳音器”，即当年流行的蜡筒式留声机。作为一种新兴科技产品，它已大规模进入商业领域，乃至欧美上流社会的家中。
尽管薛福成是到了伦敦后才开了“洋荤”，但就在他出使欧洲的同时，蜡筒式留声机已经出现在了上海滩。而上海读者早在1887年就已经从《申报》获悉：蜡筒式留声机流行于欧美。
就在薛福成感叹“此则尤变化出奇矣”的时候，上海丰泰洋行已经把留声机带进了十里洋场。
1890年初出版的《格致汇编》中，有一篇“格物杂说”的专栏以《新创记声器图说》为题介绍了蜡筒式留声机。
这篇文章不仅对蜡筒式留声机从问世到流行的过程、工作原理等详加介绍，还报道了发明者爱迪生的事迹：“数年前，西人创有传声器即德律风，能远近通言，已属巧而奇矣。今又有人造成记声器，能记存言语，数发其声，是奇而又奇矣。创此器者，美国人名爱第森也。”
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记载了留声机进入上海的准确时间：“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以备购者观看其器。”
由此可知，留声机进入上海的准确年份是1889年。
“唱戏机器”受欢迎
当年的丰泰洋行算是沪上历史悠久的知名洋行，旧址位于今天福州路。1889年时，丰泰洋行将留声机放在店内展示，供人欣赏观摩。若有顾客有意购买，则可以通过洋行向外国厂商直接订购。
当时沪上市民称其为“唱戏机器”，并对其热烈欢迎。1905年2月《时报》上有夸赞“唱戏机器”妙处的推销文章，称赞其“普天下第一等”，又说“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
所谓“新式顶响唱戏机器”，就是黑胶唱片式唱机。“刻有英美名厂托本公司独家经理头等唱戏机器，比以前他项之货大不相同，每只自念四元至二百余元，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全。”
“格物杂说”专栏的那篇文章还介绍了识别真伪的方法：“最后还仕商赐顾，请认明大小机器底面有本公司牌号以及坐狗牌为记。讲买之时，祈认明机器上黑底白字铜牌子，西字号码方是真货，京调用仙孩牌，洋、广调用坐狗牌为记。”
其中，“坐狗牌”的图案是一只面对留声机喇叭的小狗，也是至今仍驰名世界的音乐商标HIS MASTER’S VOICE（主人之声），隶属于美国胜利留声机公司。
“仙孩”则是英国知名音乐公司HMV所使用的商标，英文为Angel。
这两家公司都与唱片及唱片式留声机发明者美籍德国人柏利纳有很深的渊源，其产品均为唱片式留声机。
当时唱片只是留声机的周边商品，也是外国公司及其代理洋行推销留声机的一种辅助手段。由于唱片完全依赖它播放，因此也被称为“留声机片”。
中国的唱机、唱片中心
虽然留声机成了当时最新鲜时髦之物，但因受价格、功能、场地以及唱片内容等因素制约，普及率并不高。于是，留声机厂商都希望通过各种类型的音乐唱片来推销唱机，例如为了迎合中国人口味，就开始灌录传统戏曲、中文流行歌曲的唱片。
1908年，法国百代（Pathe）公司在上海南洋桥租房，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专门从事唱片生产经营，产品注册为雄鸡商标，象征着中国唱片业在上海正式诞生。
起初，生产流程是先在中国灌录母盘，然后送回法国本土压盘生产，之后又运回中国市场销售，程序复杂且成本极高。 1915年，百代公司在徐家汇路上设立了唱片制造厂，开始在本土生产唱片，获利颇丰。
此外，其他外商也争先恐后地进入该领域。英、美、德等国资本相继投资于上海唱片业，而上海也成为唱机、唱片行业在全国的中心，也是产销的主要基地。
面对新兴的唱片市场，华人资本同样不甘落后。1922年大中华唱片公司正式投产。大中华唱片公司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05年。当时，刚在日本建立同盟会的孙中山曾邀请日本人铿尾庆来上海投资建唱片工厂，但直到1917年才确定在今虹口区大连路上的厂址。
大中华唱片公司初为中日合资，1927年改由中国人经营。该厂产品注册商标为双鹦鹉，特色是以唱片颜色来区分内容，例如红色唱片为京剧，绿色唱片为歌曲，蓝色唱片则为地方戏曲。
1924年，大中华唱片公司还曾出版孙中山讲演唱片，成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就在大中华唱片公司投产的同一年，中国台湾商人许冀公联合其他华商建立了中国留声机器公司。当时华商们发现不少洋行、外国唱机公司每月可售卖3000余台唱机，利润极高。如许冀公這样的商人便决定积极进入唱机产业，希望在上海本地生产销售。
中国留声机器公司不仅从事唱机生产经营，也会邀请国内戏曲名家来灌录唱片，以扩大影响。例如，京剧名家小杨月楼、谭富英和马连良的第一张唱盘就是在中国留声机器公司灌录完成的。
截至1929年，上海已有30余家留声唱机厂商，行业发展迅速，竞争日渐激烈。其中较大的厂商每月的营业额可达两三千元，“利益颇厚，约有二、三分钱利益”，且“年年可获利”。
伴随唱机的畅销，唱片公司亦同步发展，领先者有大中华唱片公司、亚尔西爱胜利公司、长城唱片公司、高亭公司、开明公司样子间、 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等。
无线广播的冲击
然而，伴随着无线电台的出现与收音机的普及，刚进入畅销时代的留声机市场就迎来了转折。
1923年1月23日，捷克小提琴家贾罗斯拉·科西恩在上海广东路大来大楼顶搭建的播音室拉响了自己的琴弦，开始演奏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广播乐曲。演奏结束后，又通过无线电播放了几张音乐唱片。这次广播音乐放送获得了上海市民的普遍欢迎。
广播音乐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广大上海市民若要收听音乐，除购买唱机外，还多了另一个选择——收听无线广播。相较于昂贵的留声机，收音机更便宜，况且不必另外购买唱片，只需拧开收音机按钮就能轻松享受音乐。
截至1935年，全市登记在册的收音机台数从1923年的500台猛增至6.8万台。而留声机自“畅销无线电收音机以后，竟大受打击，唱机销路，寥寥无几”。
起初为了应对无线电的竞争，上海本地唱机厂商率先开始打起了血雨腥风的价格战。为博效率，国产留声机的价格甚至一度降到了进口产品的50%以下。然而，由于当时留声机核心部件都需要进口，所以越来越廉价的产品意味着质量越来越糟糕，而当时国产部件却多质量不过关。
价格战非但未能挽救销量，反而导致全市唱机行业的剧烈动荡。20世纪30年代初，相当多唱机厂商被迫宣告破产，幸存的企业开始减缩生产经营规模，静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大规模重组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唱机厂商与唱片厂商开始大规模重组。
哥伦比亚公司先收购沪上行业龙头法国百代公司，并保留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旧名，同时另建中国唱片公司。
1930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在上海投资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同年，华资新公司长城唱片也开始灌录发行。
1931年，留声机公司HMV与哥伦比亚公司合并成立新百代（EMI），上海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成为新百代的成员。同年，为了打开销路，长城公司出版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4大名旦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成为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件大事。
1932年，上海胜利公司在上海平凉路建厂生产胜利唱片。两年后，新百代（EMI）公司再度重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为百代（中国）有限公司。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欧美外资背景的唱片公司、留声机公司纷纷关门，或遭强制征收。如日本资本就强行征收上海胜利公司，将其改组为所谓中国唱机有限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唱机有限公司又被日本当局接管，大中华唱片公司亦被日方控制，被改名为孔雀唱片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征用了大中华唱片公司并改为公营，但生产陷入长期停顿，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逐渐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