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反通胀的“节骨眼”，决策层应当凌厉前行，不惜再牺牲GDP两个百分点以控制通胀
　　
　　中国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关口。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一季度的CPI整体涨幅肯定在8%以上。面对通胀猛兽的压迫，即使在中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之后，依然存在大量的争辩和曲意“涂抹”。
　　这些观点认为，目前的通胀成因异常复杂，不适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比如加息或者严厉的信贷控制。理由则可基本归纳如下：中国此轮通胀是输入型通胀，是外部问题，其维度超越中国货币当局的解决之道；加息等手段属于“一味紧缩”，会影响经济发展，会产生小企业破产引发大量失业，同时会吸引热钱来冲击国内的金融稳定；通胀不可能继续攀升，它很快会回落，因为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拉升的，只要实施价格控制，就可以确保通胀下跌。
　　实际上，这些理由一个都不成立，相反这些话语如果真的能“挤入”政策层考量之中，恰是助推通胀预期的武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通胀和资产泡沫代表着资源的大规模错误配置，最终它需要一个“埋单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妄图用宽松货币来维持局面的做法只是将过去严重的错误“藏”起来，并给予放大，累积成一个“无法收拾”的局面。
　　
　　通胀的“奴役之路”
　　
　　解释从“结构性通胀”变成“全面通胀”这一变化的最合适理论无疑是奥地利学派的“通胀理论”。
　　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认为，通胀是有路径的，不是同时涨价，所以从形态上看总是一部分东西先涨，即所谓“结构性通胀”。通胀的发生路径是一次不同部门涨价的先后序列路径，央行被“逼”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委、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消费。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最先上涨的是钢铁，房地产)。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他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他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于是，如果我们观察通胀过程中的不同产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接近政府的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首先大量增加，然后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
　　而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最远。也就是说，农产品的价格高速上涨是确认高通胀成形的最成熟标志。
　　此轮中国股票市场的板块热点轮动也能为之佐证。最早的热点板块是矿产资源(例如驰宏锌锗)，随后是钢铁、房地产(如万科)，再后是农业和加工食品板块(新农开发)。这说明货币依据权势地位注入的序列正是通胀结构性演变的源动力。
　　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的“通胀路径结构说”仅仅正确地勾勒了一种“涟漪扩散”形态，并没有细致解释下游和上游再通胀路径下的博弈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最近5年，大量小企业在上游的通胀传导中破产、城镇的自雇佣水平降低、原本可以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下游端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也就是说，通胀传导的过程其实比紧缩政策更能“消灭”就业岗位。
　　在经历上游对下游的“通胀传导剥削”之后，下游发生失业和资源“流散”(例如粮食种植面积萎缩得厉害)，导致下游产品(比如粮食和猪肉)变得稀缺，于是下游也获得“提价”的能力予以“反抗”，就像奥地利学派说的那样“高通胀的完全成形”。CPI指标变得异常难看、货币当局如临大敌，社会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愈发艰难。
　　更重要的是，通胀的全面成形(此时CPI一般高于5%)刺激民众持久记忆，以至于形成挥之不去的“通胀预期”，而这才是通胀猛兽的加速器。在高通胀预期下，大量货币更容易被“索取”：公务员要求加薪、民工要求最低工资跟CPI挂钩、退休者要求不降低生活水准、农业生产者要求各种类型的补贴。
　　最终的结局是，所有人都想逃脱通胀，但所有人都是通胀的忠实奴仆。就像伟大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