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这是蔡元培先生借用陆游《初出夷陵》中词句赠予学生傅斯年先生的楹联，借此来表达对学生的重托和殷切期盼，从此便有了两代北大校长心怀天下，自信挥洒，遥相辉映，光照千古的佳话。
　　一、勇者无惧
　　傅斯年先生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蔡元培先生的“仁者无忧，知者无惑，勇者无惧”：
　　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在“五四”运动前夕，面对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恫吓，蔡元培先生为保护有思想有作为、爱国革命的杰出青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开天辟地的浩大气魄说出这等无所畏惧的豪言壮语，砥砺着傅斯年先生养成仗义执言的人格。
　　1944年，傅斯年先生在参政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问先生，“你信任我吗？”答曰：“我绝对信任。”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先生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是何等昂首天外、别无他物的凛凛生气呀！
　　傅斯年先生大气磅礴，不畏权势，仗义执言，不正是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所致吗？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
　　二、见危授命
　　“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事件---“火烧赵家楼”后，军警们当场逮捕32名学生。当晚，北大学生聚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以及善后事务，大家相顾无言、束手无策。蔡元培先生镇定自如地走进来。一群学生有的怕受训斥、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痛哭。先生从容登台，非常温和地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你们要安心上课，并且不必外出，我保证在3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由于蔡元培先生的努力和教育界的通力合作下，被捕学生终被营救出狱。
　　此事对当时的学生领袖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先生留下了深深烙印，对学子的关爱一直都是先生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职责。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这更是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12月1日，反动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赶到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先生这愤慨之言、铿锵之语，不正与蔡先生遥相辉映，成为一代楷模吗？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安贫乐道
　　蔡元培先生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但如此一伟人，竟然也贫困交加。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拮据，常常无钱看病，只有苦熬支撑。1940年3月3日晨，先生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昏厥过去，两天后，溘然长逝。先生逝世后无一间屋、一寸土，尚欠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令人落泪。
　　蔡元培先生的高足傅斯年先生，在逝世前几天，为能早点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竟在寒冷的冬夜为董作宾先生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先生曾对妻子俞大彩女士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宾把稿费送到先生家。俞大彩女士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先生已驾鹤仙去，再不需要棉裤了。真可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师者，人之模范也”，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道德品质”言传身教，给予了傅斯年先生以巨大的启迪和激励，至使先生受用终生。这正如吴稚晖先生所写的挽联：“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
　　参考文献：
　　[1] 茅盾，傅斯年，朱光濳，《儒林清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09月。
　　[2] 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