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做客新华网,与网友就“学校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行在线交流。刘长铭在访谈中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彻底放弃科考情结或者状元情结。
　　刘长铭说,我觉得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价值观变革,培养这种创新型人才,我们必须彻底放弃科考的情节或者状元情节。长期以来,“科考情结”和“状元情结”始终在我们的文化中“剪不断,理还乱”。就人数来讲,中国的科举状元与诺贝尔奖得主大体相当,然而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人类的贡献,两者绝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有着深深的“科考情结”和“状元情结”,许多教育者仍然关注的是怎样制造“状元”。
　　刘长铭坦言,这个状元今天得了很高的分数,并不能够证明他以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曾经认为现在的学生优秀,那么将来一定会优秀的,但是实践证明上学成绩优秀的人,事后可能并不是最优秀的。这就如同跑马拉松,你在前100米、前200米的时候可能跑得非常领先,但是并不能够说明你20 000米以后还能够领先。大量统计研究表明,人的创造高峰期是在40岁左右,也就是说,多数人是在基础教育完成20年左右、高等教育完成10年左右进入创新成果的高产期。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创新成果产生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无论如何用学生在校考试成绩来评价创新教育成功与否,都显得幼稚和不足。
　　今年我向北大推荐了5个学生,他们在某些方面都有过人的地方。比如有一个学生在高一的时候,由于意外,腰受伤了,在家养伤期间一直不间断地学习。他提出要回到学校趴在地上参加考试,后来得了第一名。我觉得这个学生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而且还有超出常人的毅力。我相信他的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对痛苦的承受和对抗,而是他非常乐于这样做,不觉得学习是一种负担。只有这样的人,将来才有可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把学习和工作描绘成比较苦的事情,我小时候也经常接受到这种教育。其实一个人在痛苦的心境中很难焕发出创造性的思维。只有迷恋工作,视工作为乐趣,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成绩。我们常常把幸福描绘为“黄金屋”,而西方人理解的幸福是那种“视工作如同享受”,而非受苦。
　　我们今天的高考是不能够取消的,因为高考维持了一种最低底线的公平。如果我们取消了高考,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就会一定程度的混乱。同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也不公平。但另一方面,通过一张试卷,把所有不同类型的人都筛选出来,这永远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所以高考在维持其公正公平,给每个人提供机会均等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给在某些领域有特殊发展和才能的学生提供一些机会。近几年,大学开始进行自主招生方面的探索,去年北京大学提出了校长实名推荐,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如何挑选在某方面有培养潜力的学生的一种思考和探索。
　　教育是一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这需要我们媒体,包括像新华网这样的媒体不断宣传这种正确的价格观。北京四中在开家长会的时候,一定会全面地向家长汇报学生发展的情况。老师们会非常精心地准备能够说明学生各方面发展的很多材料,而绝不仅仅只说学生考试的成绩。一个人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实是在40岁左右,我希望四中培养的学生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好的发展。今天的拔尖并不能说明日后的拔尖,如果我们过度地强调今天的成绩,那么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会失去许多对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始终不太赞成用高考的成绩和升入某大学的人数来评价学校,四中从来也不宣传这些。
　　考试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关,如何既能够留给学生留大量的独立思考时间,考试又不落后呢?我们四中在这方面一直努力探索。最主要的就是让学生主动学习。老师尽可能把时间还给学生,这样就使得学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齐步走式的教学最后使学生的发展水平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我们让学生放开了去学习,他们感兴趣的方向就不一样,造成的学习差异性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正常的群体之间就是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