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冑，人铁甲九事的全副武装
　　辽朝政府极为重视武器的生产和供给，设立“铁坊、军器坊”等专门的机构组织蕃、汉工匠制造兵器、甲胄以及各种器械。辽朝初期兵甲制作尚不能完全满足自造，辽朝通过对外征战缴获来补充武装辽军，辽太祖时神册元年七月时，“亲征突厥、吐浑、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辽史》 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上）
　　从现存资料来看，辽朝的头盔独具特色，其形制属于八瓣式结构，正面盔叶上有向上弯曲的眉毛形装饰，盔体有一圈金属包边，正面盔叶下沿有护额，与唐敦煌壁画中唐盔有相似处，唐、辽盔的护额明显是受到了突厥风格影响。
　　另一方面，从辽史可知，辽军人、马都披挂铁甲。“人铁甲九事”是指完整辽铁甲包含九部分，究竟是哪九类，史料并未详细说明。如果按照同时期北宋《武经总要》来看应该有“兜鍪、披膊、身甲”，其余诸件不得而知。辽甲冑武士图像极少，赤峰庆州白塔中有辽甲冑武士形象，总体与北宋石雕武士相似，身甲状态明显带有唐代风格。
　　辽军的铠甲与戎袍都是由国家、部落统一供给的，并非所有的军士都能得到全副铠甲。辽史载：“远探栏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后二十余里，全副衣甲” （《辽史》卷三十四 志第四 兵卫志上）;《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契丹之法》中记载，“司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简要可尚者。将战，则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后阵;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从史料可知辽朝对军队甲冑的供给，是依据士兵的兵种职能和作战能力进行配发。“远探拦子马”作为前锋，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配发全甲。从这段史料也能看出辽军后阵的全甲精锐在两军交战中，并非在正面直接冲阵，而是隐藏在阵后，两军交战后，精锐骑兵从侧翼冲击敌军，完成致命一击。
　　鞍辔，国之重礼
　　契丹人起源于北方松漠寒冷的草原地区，契丹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辽骑兵是天然的精于骑射游牧战士。契丹马鞍在当世就已经为人称颂，宋太平老人撰写的《袖中锦》载：“契丹鞍、夏国剑……皆为天下第一。”辽墓考古中出土大量马鞍，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赤峰大营子辽墓、辽陈国公主墓、内蒙古博物馆藏辽朝马鞍等。
　　契丹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故其马具的发展和制作在日常和礼仪中都极为重要，所以契丹人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制作极为精良。契丹马鞍木胎前桥直立，整体呈八字形，上端较圆，前桥左右两侧各有一月牙形内凹，前桥立于左右鞍板，鞍板前伸为左右鞍翅，鞍翅较短，鞍板后端外撇，形成后鞍翅，后桥中段略高，向左右倾斜，置于鞍板之上。银质面板嵌于前后桥、前后鞍翅木胎之上，银质面板多局部鎏金、錾刻、锤揲出纹样，纹样多为云纹、凤鸟纹。高级契丹马鞍后翅除了连接后鞧的皮带孔，还有四个孔，用于连接蹀躞。契丹马鞍的形制上明显能看出是对唐马鞍的继承（《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个阶段，整个东亚地区的马具形制几乎相同，这是中国马鞍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契丹马鞍因为精美，也是辽皇室和宋皇室交往的国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记载：“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献……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金线绣方鞯二具，白楮皮黑银鞍勒、毡鞯二具， 绿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鞯二具……”
　　刀剑，融入帝皇冠冕礼仪
　　《辽史》载“武官 蹀躞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辽史》卷五十六 志第二十五 仪卫志二）“佩刀”“刀子”是两种器物，“佩刀”是指三尺左右的刀型，而“刀子”则是随身生活用小刀，游牧民族的解食小刀。
　　辽刀早期形制受到唐制影响比较多，在早期辽刀中明显能看出刀刃形式是斜直刀尖，刀刃轻微内弧，剑格为浅十字格，刃夹是长方形，这样的刃夹形式在唐刀、唐剑中较为常见，此类刀的鞘装形制应该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1号墓中壁画相同，此墓室为天赞二年（公元923年）下葬，此时距离唐朝灭亡只有16年，这个阶段的剑装、刀装区别不大。辽早期佩刀装具可见有银质鎏金，手柄为整体银裹木柄，刀首为L 形银皮包裹，具有双鞘束的特点，为唐中期以后极为流行的样式。双鞘束提挂形式来自西域，随着近年考古资料的丰富，更加明确此种双鞘束风格来自突厥。辽中期左右还有一种刀型较为流行，刀身狭长，略有上挑，刀尖呈剑形，刃体中起镐线。此刀装具的双鞘束提挂明显是延续早期附耳式样。柄下弯，刀首为圭首形式，刀格为柿蒂纹造型。此种刃型明显是受到了北亚游牧风格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突厥特点。
　　《辽史》礼制中记载“皇帝受册仪”“册皇太后仪”中，明确记载此类宫廷礼仪中皇帝带“剑”，（《辽史》卷五十二 志第二十二）。皇帝衮冕礼服，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时“剑佩绶”“其革带佩剑绶”，说明皇帝配剑是用革带系挂与腰侧、剑首悬有丝绦。辽中期圣宗一朝在对外用兵的过程中，喜欢赐剑于大臣。至辽道宗时期，仍旧延续此种代替天子便宜行事的职能：“咸雍元年，耶律仁先加于越，改封辽王，与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枢密事。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纽印及剑。上谕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 （《辽史》卷九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木胎舍利银棺錾刻天王像，天王手持长剑刃夹两端较长，剑格是菱形平格;剑首为圭形首。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发掘一座辽墓，墓室中出土银装剑一把：“尖锋，剑身两侧起刃，花瓣形银格，靠近格的剑身下端及柄上端均有銀皮包裹。银皮上鉴刻火焰纹和水波纹。剑的身、格、柄系分铸后再焊接而成。柄部应为铁芯，银格中部的扁孔存铁焊痕;铁芯已不存。剑身长78厘米、宽5厘米。还有小银饰5件。” （《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敖汉旗文物管理所《 考古》1987年10期）1993年辽宁凌源市城关镇八里堡村小喇嘛沟M1号辽墓中出土一把相对完整的辽剑，“剑身为铁质，外套木鞘，木鞘外包银皮。铁剑与木鞘已锈死，且残断为数段。剑鞘中部一侧有附耳，耳上有穿孔。剑鞘近柄部最宽，往上渐细。剑格为扁梭形，银质，略宽于剑鞘。剑柄为铁芯木柄，外包银箍和银皮，并用花瓣形银铆钉点缀。通常98，剑身长85 厘米”（《凌源小喇嘛沟辽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2015年P39）。
　　总体而言，辽朝无论在甲胄、鞍辔乃至刀剑等方面均在学习中原先进武备制造技术的基础上，融入游牧民族的特色，同时，从将武备纳入帝皇乃至国家礼仪的高度，形成了独具辽朝特色的武备。这种独特的风格也对后世朝代的军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宋、金的武备器形中都能看见辽武备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