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代中期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记得新生入校的第一天，我站在图书馆前，激动地看着宣传橱窗里关于中文系的介绍，高亨、高兰、萧涤非、殷孟伦、殷焕先、董治安、牟世金、袁世硕……一连串教授的名字，像一颗颗耀眼的明珠，令人心潮澎湃。当然，四年本科读完，这些大师们对于我来说，依然只是存在于橱窗里的名字，必修课、选修课自不必奢望，学术讲座好像也不曾开过多少，仿佛是老派人家的镇宅之宝，不肯轻易示人似的，有关大师们的印象只是了了。记得某日，上晚自习的路上，途经文史楼旁的校俱乐部，人群围得水泄不通，竟似周末舞会的样子。一问，才知是中文系高兰先生在办朗诵诗的讲座，赶紧挤到人群中侧耳倾听，先生正在吟唱王之涣的《凉州词》。再往里挤，前面的男生扭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自知理亏，也估摸着打他不过，只得讪讪地退出。
　　在我所认识的山东大学的老师中，最令我难忘的反而是在中文系之外、未曾给我授过课的庄焕先老师。庄老师是校圖书馆的老师，最后的职称是副研究馆员。
　　认识庄老师纯属偶然。
　　大三的时候，班上的学生会干部找到我，说校学生会要成立一个读书信息交流中心，问我有意否。他蛊惑我说：“这个中心是校图书馆发起的，加入进去肯定会对读书有好处，说不定还能看到内部图书呢！”说起“内部图书”，往往让人想到全本的《金瓶梅》之类，据说山大图书馆里就有一部，需要中文系相关专业的教师带着系里出具的介绍信方可借阅。这令我怦然心动。几天后，我在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一位矮矮胖胖的老太太，微黑的面庞带着很和善的笑容。她一见我，就双手合十，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可把你给盼来了！”我吓了一跳。不久我就明白了这句不同寻常的欢迎词背后的含义：倡导开展读书信息交流活动更像是庄老师个人的事。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图书馆就是一个借书还书的地方，安置学校家属的地方，赶什么“信息检索”“信息共享”的时髦呢？站在图书馆事业前沿的庄老师，只能组织学生来践行自己的理念。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庄老师已经63岁，属于离休返聘人员，完全可以找些清闲的事情做。在她身上，年龄似乎失去了作用，丝毫没有通常老年人那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敷衍和倦怠。她的一篇学术论文被省图书馆学会评为二等奖，这是校广播站播报的下午新闻，其时我正敲着饭盒在去食堂的路上，就想，已经离休了，不可能再晋升职称了，怎么还有劲头写论文？
　　所谓的读书信息交流活动，其实就是把一些好的文章分门别类地检索出来，供大家参考，以达到一人检索、大家共享的目的。活动最早是从老校开始的，因为庄老师最初在老校图书馆工作，读书交流虽然是以手抄为主，却搞得有声有色，甚至出刊了《大学生文摘报》。后来，庄老师向教务处申请了每学期500页的复印经费，中心才进入“半自动化”时代。庄老师返聘来新校图书馆工作之后，很自然地就将“火种”带到了新校，阴差阳错，我高就了大学期间唯一的一个公共职务。校图书馆西侧的玻璃橱窗是展示活动成果的主要场所。每周，我们把在阅览室读到的或者其他人推荐的好文章复印下来，分门别类地在橱窗里展示，供同学们浏览阅读；特别有价值的著作、论文，还做一些摘编、推介。当时超导材料研究是社会热点，一名从事超导体研究的研究生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恰好物理系的一位同学对超导最新研究成果作了一篇综述，篇末附有20多篇超导论文成果的检索信息，这令他喜出望外。从他忙不迭的“感谢”声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也对庄老师不遗余力地推广读书信息交流活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平心而论，这项工作不怎么辛苦，但也有许多琐屑的事务耗占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几个月后，一向散漫、慵懒惯了的我心生退意，说出口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说是准备考研。
　　“又要半途而废，又要半途而废。”庄老师焦虑地盯着我，说：“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再说，读书交流活动和考研并不矛盾嘛！”
　　我受不住她的这种眼光，又坚持了两个月，直到我把一脸阳光的经济系85级的童金立带到她面前，她才勉强同意我“挂冠而去”，但仍然要求我作为中心的一个成员参与活动。我退出的动机，考研只是一个幌子，当一个什么组织的领导，既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尤其还常常耽误下午课外活动打排球的时间——那是我一天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是我不想轻易牺牲掉的。
　　不过，此后跟庄老师的联系却是有增无减，因为她要我写一篇宣传读书信息交流活动的通讯，发到校报上，以扩大活动的影响。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这显然是我所擅长、也乐于做的事。庄老师是一个很理想的受访者，其实无须提问，说起读书交流活动，说起她欣赏的学生，她如数家珍，沉醉的表情就像一个孩子在排列自己心爱的玩具。我不禁惊讶于她与学生联系之广：外文系77级的任越，物理系79级的张自力（后考取李政道研究生），电子系79级的邢静、81级的王力强，法律系85级的杨毅新，还有我中文系的师兄杨金月……几乎全是在图书馆里交谈相识，随后就有了深入的交往，直至像老朋友一样。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用“淹然”这个词作为对孔子“仁”的阐释，她说：“仁是淹然。是啊，淹然――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庄老师的人格特性就有点像丝棉，像速溶颗粒，于不经意间就能溶入对方，感染对方。按照朱天文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仁”的境界。
　　1991年，我已经工作两年了，庄老师依然是退而不休，热情似火。她向学校建议编一套丛书，用以指导大学生、研究生更好地重视和利用图书馆这座知识宝库，提高自我学习能力，得到了潘承洞校长的支持。历时两年有余，庄老师主编的《著名学者谈利用图书馆》一书付梓出版。这应该是一个高效率的成果，因为约稿涉及近百位学者，最终收稿约50篇，包括学界诸多名家如蔡尚思、罗竹风、杨向奎、陶大镛等。潘承洞校长撰写序言，盛赞庄老师以近古稀之年“奔走大江南北”四处约稿的艰辛和执着。
　　庄老师是宁波人，讲一口带些许吴侬软语的普通话，很是好听。时间长了，我陆续知道了她的一些身世。庄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民国时期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贝聿铭等，都是这所大学的杰出校友。当然，这意味着庄老师出身于一个颇为富庶的家庭，但这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一心向往革命的进步学生。圣约翰大学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比如说，除了中国文学之外，其他所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授课，并开设钢琴课等艺术课程。年过古稀的庄老师有时还在给小孙女买的钢琴前坐下来，用略显僵硬的手指不甚流畅地按出几个和弦，幸福而又自豪地沉浸在当年的大学时光里。但当时作为进步学生的庄老师，追随着学生领袖投身于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等到上海解放，索性穿上了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化教员。几年之后复员，分到山东大学图书馆做了馆员。同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一样，庄老师也经受了特定年代凄风苦雨的吹打，却赤子之心依旧，面对生活的笑容和热情依旧。
　　有一天，庄老师带着一丝忧郁不安的神情对我说：“单位动员我加入民革。”因为庄老师的哥哥一家在台湾，侄子是颇有实力的台商。
　　我说，这是好事呀，多少人想入人家还不收呢！
　　“可是我想入党，我一直想的都是入党。”
　　我猛然感到，她们那一代人，经历了诸多政治风云变幻，对许多人来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精神上已经沉沦，但庄老师没有，她的信仰之烛依然倔强地在风中摇曳闪烁，不肯熄灭。
　　2001年，山大迎来百年校庆。已经因严重的颈椎病卧病在床的庄老师想写一篇怀念老校长潘承洞先生的文章。我在庄老师的床前得到的是两三页笔迹零乱的草稿，加上她的补充讲述，我把文章整理出来。文章在山大校报上发表后，庄老师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首先是你写得好，不过这也证明了我的回忆还是有价值的。看来我这一辈子有好多事都应该整理出来……”还没等她把话说完，我赶忙拒绝：“庄老师，我现在真的很忙，恐怕没时间……”电话那头略显尴尬地收了声。忙，倒并非是托辞，其时单位正缺人手，而我三十出头，正是冲锋陷阵的年龄，工作压力空前；而且文凭注水时代，我也未能免俗，正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努力为文凭“在线升级”。
　　2004年春，庄老师住院了，是淋巴癌。我惴惴不安地捧着一个花篮去医院看她。她精神很好，见了我很高兴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说这说那。我临走时，她执意挣扎着起来，拢一拢凌乱的头发，跟我合影留念。我明白，她对自己的病情心里是清楚的。三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庄老师去世了。
　　在殡仪馆里，我向庄老师做最后的告别。她静静地躺在透明的玻璃罩里，不肯轻易闲下来的身心终于安静了。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埋着一部长篇小说。”庄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我本来是有机会阅读的，甚至还可以记录下来，却因我简单粗暴的拒绝而失之交臂。现在，这部精彩小说的册页已经永远地合上了，再也没有人可以打开，不久也将化作一块冰冷的石碑立在那里。我绝望地望着庄老师，悲痛、懊悔的泪水溢满了眼眶。
　　多年以来，这种懊悔始终萦绕在心怀，挥之不去。如今，我已近知天命之年，烦恼的青丝也在不觉间被流光度去多半，怀旧情结日盛，于是整理山大旧时记忆，草成此文，以表达我对庄老师迟来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