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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诗草创期形成的与旧体诗词传统二元对立的新诗传统,注定了新诗存在先天不足的危机。本文旨在对早期学人对新诗合法性的探索以及新诗创作中诗性和读者缺失形成的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对20世纪旧体诗词的合法性认同、传统的传承和借鉴,实现新诗的突围。
关键词:旧体诗词;突围;新诗危机;诗性回归;音乐性
一、新诗危机的生成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急躁、偏见、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这种偏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初期白话诗最根本的精神特质,就是弃绝一切规范、甩开一切束缚的“诗体大解放”。即不拘格律,不讲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想怎么作,就怎么作。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因此,在初期的白话诗里或者说新诗史上,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常常只见“话”,不见“诗”,新诗艺术特质的丧失,使得新诗不像诗。早在1919年俞平伯先生就指出,新诗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不知道新诗的真正精神和价值,不过这东西很流行很时髦,用了浅显的白话,不讲对仗,不押韵脚,不用古典,他们嘴乱椠,似乎很容易,所以很喜欢他的……这一派人对于新诗的发展很有妨碍,他们乱作乱投稿,再到后来,社会上对于新诗自然要抱嫌恶轻蔑的态度,新诗社会化的成功,就很难预期了。”[1]1936年5月,大病中的鲁迅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中国新文学问题的采访。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广泛系统地阐述对新文学运动许多问题的见解。在谈到如何评价中国新诗的成就时,鲁迅先生坦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他奉劝来访的美国记者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中国诗人,因为他们实在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他甚至尖刻地指出,“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2]。尽管鲁迅先生对中国新诗的批评有失偏颇,但实际情况是,不仅诗歌评论者和新诗之外的旁观者,就连新诗写作者们自身,对中国新诗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新诗出现之日至今,关于新诗的种种探讨和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如萧三先生所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形’,这是毋庸讳言的”[3]。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新诗的形式问题发表看法:“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4]著名诗人卞之琳先生也说:“白话诗大都枝蔓、懒散,……充斥着钝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5]与此同时,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便是以鲁迅、郭沫若、康白情、闻一多、臧克家等许多在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诗人也“勒马回缰写旧诗”(闻一多)。
旧体诗词的观念尚未过去,新诗的观念还未确立,所以中国读者对新诗方面的认知,显得迷茫和无措。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和尺度来评价中国新诗的呢?新诗在传统诗歌之外寻求自由,但在实践中却疏于节制。白话诗的写作几乎挣脱了一切约束,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而无法止住脚步。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人们想的是“写什么”,而极少、甚至不屑于考虑“怎么写”。新诗的写作和批评成了“无标准”“无难度”,于是,“非诗”“伪诗”满天飞。特别是在20世纪末,在商品化社会严酷现实的挤压下,在多元文化语境、后现代光晕的迷惑下,新诗经历了“反崇高”“反理性”“超现实”“超生活”到“写实主义”“日常主义”乃至走向了“下半身”的追寻。诗歌中应有的诗性、提升民族的精神、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对现实生活的深邃思考、对人性人情的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几乎消失殆尽。新诗开创以来,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现代诗人,都不断经历以致重复一种宿命:创作期短,或创作力不足,他们要么自杀、要么放弃、要么转行,这至少说明了新诗写作上的危机,呈现出诗歌写作上的某种困境。20世纪末,新诗就是在向历史和文化边缘滑落的阴影与压力中,陷入诗人死亡、诗性和读者缺失,乃至诗歌死亡的困境。
二、新诗危机形成的原因
新诗的危机,有来自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有商品化社会的压迫,但笔者认为更多的要从新诗自身寻找突围之道。前面,我们谈到“五四”时期,新诗取代旧体诗词的主流地位,带有浓厚的新旧诗歌对立的意味。我们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新诗是相对于旧体诗而言的,新诗取代旧体诗,意味着传统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否定乃至旧体诗词被淘汰,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甚至于被认为是“臣服与被臣服”[6]的关系。这种在文学史阐释上的新旧对立、壁垒分明的人为隔阂,以及新旧诗歌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就已在客观上妨碍了新诗向旧诗的借鉴与学习。借鉴与继承本是人類精神传承乃至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种极其正常、自然而然的人文现象。但在新诗诞生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新诗向旧诗的借鉴却成为一个需要反复研讨的重大课题。这种不正常的批评现象的发生,就是新诗诞生时埋下的祸根。
回顾新诗诗体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新诗发展的每一次高潮都与其对古典诗歌的借鉴和传承有关。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反对之声大起,俞平伯叙述道:“从新诗出世以来,就我个人所听见的和我朋友所听见的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大约表示同感的人少,怀疑的人多。”[7]新诗草创期暴露出来的这一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批评界,通过实践和理论建构为其提供丰富的现实和理论资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闻一多对于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其理论探索成果被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传承,这是新诗第一次自觉地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把新诗创作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此外,从臧克家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典诗歌余脉的跳动;从余光中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传统诗歌的发展。遗憾的是,20世纪的新诗,大部分对传统都是拒绝的态度,很少像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那样自觉地承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形成新诗自身的传统。而且,20世纪新诗界始终沿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在其内部进行反思和重构,这又使新诗已经形成的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最终导致80年代中后期,新诗经历短暂的热闹与喧嚣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平静与冷寂。
三、对旧体诗词传统合法性的认同:
新诗突围的另一种可能
对旧体诗词传统合法性的认同,还原20世纪文学的原始生态,是新诗走出困境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条重要途径。这既是对新诗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偏激状态的修正,又是对诗体重建的理性思考。正如朱光潜所说:“文学是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然有历史的连续性。”[8]应对新诗危机,新诗要获得更大的认同就必须吸取旧体诗词的优良传统。诗性缺失是新诗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新诗诗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人文精神的远离、诗意生活的拒斥、时代精神的口号语书写以及语言的口语化和戏剧化,特别是以口语入诗,虽对晦涩难懂的诗风进行了反驳,但其直接造成了诗歌与一般文章的界限模糊乃至于诗意的消失、诗性的消解。我们知道,诗歌语言是一种最为简练精粹的、艺术化程度最高的语言,它的音乐性、含蓄典雅和灵动活泼,对随意性强的口语有着天然的拒绝。特别是口语的啰嗦、过于强大的交流性和粗鄙性,简直就是扼杀诗性。因此要真正将口语入诗就必须对其提纯、净化且须有所节制,而对旧体诗词传统的借鉴就有助于口语的诗化。
诗歌的音乐性,是诗歌与生俱来的艺术特性,它是诗歌外在的语言节奏和韵律与诗人、读者心灵的合拍共振。其直接关系到新诗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回顾新诗发展历程,针对新诗的形式,尤其是对新诗音乐性缺失的批评和责难,从未停止过。早在新诗草创时期,闻一多先生就对当时许多新诗人对诗体形式特别是诗的音乐性的忽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那些“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的诗,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诗的自杀政策了”[9]。鲁迅先生对新诗的发展方向也做过明确的回答:“诗须有形,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让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10]可见,强调对新诗体式规范的认同,特别是对音乐性的强调,就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发展前途。季羡林先生也曾围绕这一问题表示过对新诗前途的担忧,“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的形式。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和字数,一是韵律……现在我们的白话诗,缺乏的正是这种诉之于目的比较整齐的字数和诉之于耳的音乐性。作者虽然苦心孤诣制作一些迷离模糊的意象,可是对我来说是‘只堪自娱怡’的,不能使我感动,更谈不到什么美的感受……白话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11]。相对于新诗,20世纪旧体诗词传承了古典诗歌在音乐性方面的优势,新诗向旧体诗词学习有利于其音乐性的重建。
新诗突围,除了在诗性和音乐性方面可以向旧体诗词中所体现的古典诗歌传统学习外,对人类精神的守望、诗体的建设和诗论话语的建构方面都需要在旧体诗词这一优秀的文学遗产中去吸取养料。特别要注意的是本文强调旧体诗词对于新诗突围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新诗回归古典诗歌的发展道路上去,而只是强调应该遵循诗歌一脉相承的创作规律,把握诗的内在精神特性,以增强新诗的艺术生命力。同样的道理,旧体诗词要发展也应该学习新诗近百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这就正如臧克家1987年1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样“新诗……如果学点旧诗的方法,可以使作品含蓄有力,言简意赅。旧诗也应学新诗之长,以增强自己的生命力”。
注释:
※本文为内江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MJS-06)阶段性成果。
[1]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50页。
[2] 参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第7-9页。
[3] 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4] 毛泽东:《毛泽东致陈毅的信》,《诗刊》1978年第l期。
[5] 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诗探索》1981年第3期。
[6] 荒林:《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述要》,《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7]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1919年第3卷。
[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9] 参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413页。
[10] 《来信摘录》,《新诗歌》1934年第2卷第4期。
[11] 《“诗歌研讨会”纪要》,《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4期。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关键词:旧体诗词;突围;新诗危机;诗性回归;音乐性
一、新诗危机的生成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急躁、偏见、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这种偏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初期白话诗最根本的精神特质,就是弃绝一切规范、甩开一切束缚的“诗体大解放”。即不拘格律,不讲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想怎么作,就怎么作。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因此,在初期的白话诗里或者说新诗史上,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常常只见“话”,不见“诗”,新诗艺术特质的丧失,使得新诗不像诗。早在1919年俞平伯先生就指出,新诗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不知道新诗的真正精神和价值,不过这东西很流行很时髦,用了浅显的白话,不讲对仗,不押韵脚,不用古典,他们嘴乱椠,似乎很容易,所以很喜欢他的……这一派人对于新诗的发展很有妨碍,他们乱作乱投稿,再到后来,社会上对于新诗自然要抱嫌恶轻蔑的态度,新诗社会化的成功,就很难预期了。”[1]1936年5月,大病中的鲁迅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中国新文学问题的采访。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鲁迅先生最后一次广泛系统地阐述对新文学运动许多问题的见解。在谈到如何评价中国新诗的成就时,鲁迅先生坦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他奉劝来访的美国记者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中国诗人,因为他们实在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他甚至尖刻地指出,“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2]。尽管鲁迅先生对中国新诗的批评有失偏颇,但实际情况是,不仅诗歌评论者和新诗之外的旁观者,就连新诗写作者们自身,对中国新诗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新诗出现之日至今,关于新诗的种种探讨和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如萧三先生所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形’,这是毋庸讳言的”[3]。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新诗的形式问题发表看法:“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4]著名诗人卞之琳先生也说:“白话诗大都枝蔓、懒散,……充斥着钝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5]与此同时,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便是以鲁迅、郭沫若、康白情、闻一多、臧克家等许多在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诗人也“勒马回缰写旧诗”(闻一多)。
旧体诗词的观念尚未过去,新诗的观念还未确立,所以中国读者对新诗方面的认知,显得迷茫和无措。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和尺度来评价中国新诗的呢?新诗在传统诗歌之外寻求自由,但在实践中却疏于节制。白话诗的写作几乎挣脱了一切约束,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而无法止住脚步。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人们想的是“写什么”,而极少、甚至不屑于考虑“怎么写”。新诗的写作和批评成了“无标准”“无难度”,于是,“非诗”“伪诗”满天飞。特别是在20世纪末,在商品化社会严酷现实的挤压下,在多元文化语境、后现代光晕的迷惑下,新诗经历了“反崇高”“反理性”“超现实”“超生活”到“写实主义”“日常主义”乃至走向了“下半身”的追寻。诗歌中应有的诗性、提升民族的精神、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对现实生活的深邃思考、对人性人情的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几乎消失殆尽。新诗开创以来,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现代诗人,都不断经历以致重复一种宿命:创作期短,或创作力不足,他们要么自杀、要么放弃、要么转行,这至少说明了新诗写作上的危机,呈现出诗歌写作上的某种困境。20世纪末,新诗就是在向历史和文化边缘滑落的阴影与压力中,陷入诗人死亡、诗性和读者缺失,乃至诗歌死亡的困境。
二、新诗危机形成的原因
新诗的危机,有来自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有商品化社会的压迫,但笔者认为更多的要从新诗自身寻找突围之道。前面,我们谈到“五四”时期,新诗取代旧体诗词的主流地位,带有浓厚的新旧诗歌对立的意味。我们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新诗是相对于旧体诗而言的,新诗取代旧体诗,意味着传统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否定乃至旧体诗词被淘汰,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甚至于被认为是“臣服与被臣服”[6]的关系。这种在文学史阐释上的新旧对立、壁垒分明的人为隔阂,以及新旧诗歌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就已在客观上妨碍了新诗向旧诗的借鉴与学习。借鉴与继承本是人類精神传承乃至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种极其正常、自然而然的人文现象。但在新诗诞生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新诗向旧诗的借鉴却成为一个需要反复研讨的重大课题。这种不正常的批评现象的发生,就是新诗诞生时埋下的祸根。
回顾新诗诗体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新诗发展的每一次高潮都与其对古典诗歌的借鉴和传承有关。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反对之声大起,俞平伯叙述道:“从新诗出世以来,就我个人所听见的和我朋友所听见的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大约表示同感的人少,怀疑的人多。”[7]新诗草创期暴露出来的这一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新诗的写作者和理论批评界,通过实践和理论建构为其提供丰富的现实和理论资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闻一多对于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其理论探索成果被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传承,这是新诗第一次自觉地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把新诗创作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此外,从臧克家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典诗歌余脉的跳动;从余光中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传统诗歌的发展。遗憾的是,20世纪的新诗,大部分对传统都是拒绝的态度,很少像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那样自觉地承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形成新诗自身的传统。而且,20世纪新诗界始终沿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在其内部进行反思和重构,这又使新诗已经形成的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最终导致80年代中后期,新诗经历短暂的热闹与喧嚣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平静与冷寂。
三、对旧体诗词传统合法性的认同:
新诗突围的另一种可能
对旧体诗词传统合法性的认同,还原20世纪文学的原始生态,是新诗走出困境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一条重要途径。这既是对新诗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偏激状态的修正,又是对诗体重建的理性思考。正如朱光潜所说:“文学是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然有历史的连续性。”[8]应对新诗危机,新诗要获得更大的认同就必须吸取旧体诗词的优良传统。诗性缺失是新诗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新诗诗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人文精神的远离、诗意生活的拒斥、时代精神的口号语书写以及语言的口语化和戏剧化,特别是以口语入诗,虽对晦涩难懂的诗风进行了反驳,但其直接造成了诗歌与一般文章的界限模糊乃至于诗意的消失、诗性的消解。我们知道,诗歌语言是一种最为简练精粹的、艺术化程度最高的语言,它的音乐性、含蓄典雅和灵动活泼,对随意性强的口语有着天然的拒绝。特别是口语的啰嗦、过于强大的交流性和粗鄙性,简直就是扼杀诗性。因此要真正将口语入诗就必须对其提纯、净化且须有所节制,而对旧体诗词传统的借鉴就有助于口语的诗化。
诗歌的音乐性,是诗歌与生俱来的艺术特性,它是诗歌外在的语言节奏和韵律与诗人、读者心灵的合拍共振。其直接关系到新诗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回顾新诗发展历程,针对新诗的形式,尤其是对新诗音乐性缺失的批评和责难,从未停止过。早在新诗草创时期,闻一多先生就对当时许多新诗人对诗体形式特别是诗的音乐性的忽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那些“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的诗,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诗的自杀政策了”[9]。鲁迅先生对新诗的发展方向也做过明确的回答:“诗须有形,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让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10]可见,强调对新诗体式规范的认同,特别是对音乐性的强调,就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发展前途。季羡林先生也曾围绕这一问题表示过对新诗前途的担忧,“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的形式。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和字数,一是韵律……现在我们的白话诗,缺乏的正是这种诉之于目的比较整齐的字数和诉之于耳的音乐性。作者虽然苦心孤诣制作一些迷离模糊的意象,可是对我来说是‘只堪自娱怡’的,不能使我感动,更谈不到什么美的感受……白话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11]。相对于新诗,20世纪旧体诗词传承了古典诗歌在音乐性方面的优势,新诗向旧体诗词学习有利于其音乐性的重建。
新诗突围,除了在诗性和音乐性方面可以向旧体诗词中所体现的古典诗歌传统学习外,对人类精神的守望、诗体的建设和诗论话语的建构方面都需要在旧体诗词这一优秀的文学遗产中去吸取养料。特别要注意的是本文强调旧体诗词对于新诗突围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新诗回归古典诗歌的发展道路上去,而只是强调应该遵循诗歌一脉相承的创作规律,把握诗的内在精神特性,以增强新诗的艺术生命力。同样的道理,旧体诗词要发展也应该学习新诗近百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这就正如臧克家1987年1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样“新诗……如果学点旧诗的方法,可以使作品含蓄有力,言简意赅。旧诗也应学新诗之长,以增强自己的生命力”。
注释:
※本文为内江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MJS-06)阶段性成果。
[1]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50页。
[2] 参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第7-9页。
[3] 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4] 毛泽东:《毛泽东致陈毅的信》,《诗刊》1978年第l期。
[5] 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诗探索》1981年第3期。
[6] 荒林:《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反思——“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述要》,《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7]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1919年第3卷。
[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9] 参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413页。
[10] 《来信摘录》,《新诗歌》1934年第2卷第4期。
[11] 《“诗歌研讨会”纪要》,《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4期。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